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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模式影响下的居民消费论文 一、中国独特的年龄收入模式 （一）中国独特的年龄收入结构周绍杰等人利用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对城市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进行基于组群分析的实证研究。他们发现收入随年龄的不断增高而上升，也即年龄效应曲线呈现出持续线型递增的模式，即使在岁以后即退休年龄后也是如此。此外，他们还发现年龄效应曲线与年龄两者几乎呈现线型关系，其增长率大致为，也就是说，从平均意义上来说，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大约为。这与对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年龄收入研究的实证结果是显著不同的。阿塔纳西奥等人（）对英国年个家庭的住户消费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整理，发现在英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都与户主年
2、龄之间存在着倒型的关系。阿塔纳西奥等人对美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消费调查（）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与户主年龄之间也呈现出驼峰型的关系，且无论是家庭可支配收入还是家庭消费支出都在岁岁这一年龄阶段达到峰值。亚佩利等人（）对意大利的住户收入和财富调查（）数据进行的提取和整理，发现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年龄曲线和家庭消费支出的年龄曲线与户主年龄在意大利也呈现出一个驼峰型形状的关系，且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都是在岁岁这一年龄阶段达到峰值。同样，迪顿等人（）对中国台湾地区年到年年间的个人收入分配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可支配收入及家庭消费支出的年龄曲线在中国台
3、湾依旧呈现出其在上述三国中的驼峰型关系。我国独特的年龄收入模式不仅在现实中与英国、美国、意大利和中国台湾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年龄收入模式不同，从理论上讲，它也不符合经典的消费理论的预测，例如莫迪利亚尼等人的生命周期假说对年龄收入模式的预测。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本文认为这种呈现出持续线型递增的年龄曲线的模式是仅在中国且仅在现阶段存在的一个独特表现。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讲，这种独特的年龄收入结构应该是我国处于经济体制快速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结构，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我国的年龄收入模式势必会从现阶段的直线型转向发达国家或地区所普遍存在的驼峰型。因而，我们
4、可以认为我国现阶段独特的年龄收入模式仅仅是一个过渡状态下的模式，是一个短期呈现出的现象，而并非长期存在的情况。本文提供一个案例示意上述年龄收入模式。郭某，系北京市某宾馆客务部外币兑换员，企业单位，事业编制。本文于年月对郭某年的年可支配收入进行了住户收入调查，其收入的对数值随年份及年龄变化的情况见图。郭某的年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值随年龄变化虽伴随有短期波动，但长期趋势呈现出持续线性上升，进一步佐证了上文提到的直线型年龄收入模式。另外，本文还调查到与郭某同级别相同职称年退休的职工的月工资为元（其中元属北京市的社会补助，元属宾馆的企业补助），容易计算他们的年可支配收入为元，高于郭某年的可支配收入元。这意
5、味着郭某的工作是完全没有激励甚至是具有负激励的，如果他选择不工作而退休在家，他在年全年可以多挣元。如果将远期预期收益也考虑在内，情况就变得更为微妙。郭某与其退休同事的工资发放方式采用不同体系，郭某的工资直接由宾馆的经营状况决定，而其退休同事的工资则根据北京市的社会保障制度确定。本文经调查发现郭某工资年均增长的速度远远慢于其退休同事工资年均增长速度。因而，无论是考虑郭某的近期收益还是远期预期收益，选择现在退休在家都是郭某作为理性人的占优策略。郭某面临的收入制度是鼓励其不去工作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收入的激励职能，产生了悖论，本文将其定义为“工资悖论”。发生在郭某身上的“工资悖论”在我国并非是一个
6、特例，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尝试阶段，很多体制还不甚完善，体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甚至扭曲都是常见的。 （二）中国独特年龄收入结构的成因我国独特的年龄收入结构源于多种因素。首先，它源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我国尚处于在科学技术方面快速趋同西方发达国家的阶段，因而技术水平的进步远远快于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业化、信息化会逐步普及到各个产业和领域，会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质的飞跃，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必然引起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及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完善。其次，它源于我国居民绝对收入增长缓慢且相对收入持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居民收入确实呈现出了增长之
7、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个百分点和个百分点。然而，与人均的增长率相比，以上两个指标分别低了和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绝对收入水平的增速低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这源于一方面，根据莫迪利亚尼等人（）的生命周期假说，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财富高速积累的阶段，我国社会中的中青年们拿不到与其对经济做出贡献相对应的劳动报酬，因为他们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已经被用来进行社会再生产了。另一方面，在一个社会中居民的工资是由这个社会的自然失业率决定的，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些行业尤其是培训上岗较为容易的行业劳动力资源已经过剩，这就导致了我国相对较高的自
8、然失业率。我国的实际工资被压低了。另外，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在职人员尤其是一些从事简单工种人员的边际替代率很高，因而他们相对企业对于工资的谈判能力很低，从而导致了他们的低工资水平。再次，它源于我国工资定价体制与社会保障体制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摸索阶段，我国社会的工资定价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并不能很好地协调适应，而这两种体制的共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我国社会收入的年龄曲线，更为具体地说，收入的年龄曲线的形状决定于企业部门的工资定价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体制之间的博弈的结果。 二、中国年龄收入模式对于消费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经验分析本文将我国现阶段出现的独特的年龄收入
9、模式依据其收入随年龄变化的函数图像的形状称为折线型模式，并引入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概念。假设我国居民从首次获得收入到健康寿命终止，收入都呈现出直线型上升趋势，从健康寿命终止到总寿命终止收入都呈现出直线型下降的趋势。将英国、美国、意大利和中国台湾等发达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年龄收入模式统称为驼峰型模式。从居民的消费行为方面分析。首先，由于我国老年人生活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时间相对较长，对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风险识别相对谨慎，因而老年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高于对于经济转型过程有较强适应能力的中青年。其次，很多老年人都具有长期物资匮乏的经历，如大饥荒，程令国等人运用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对大饥荒对于家庭储
10、蓄行为的长期影响进行了估计，发现那些早年经历过较严重饥荒影响的户主家庭表现出更高的储蓄倾向。再次，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及消费理念一直提倡节俭，且消费习惯的培养需要时间和过程，从而老年人相对更节俭。此外，老年人的消费行为也受到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转型，医疗服务的企业化、市场化使看病、买药的价格呈现出不断上涨的态势，老年人受其影响必定在现期选择较为保守的消费。国外学者的一些研究也表明老年人具有相对较高的居民储蓄率。博斯沃思等人（）对于美国年的消费支出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岁以上这一年龄阶段人的平均储蓄倾向高于岁以下的平均储蓄倾向。明契克等人（）的计量研究结果也表明，遗赠
11、动机下的储蓄在岁以前大约每年增加，而在岁以后，这种动机下的储蓄每年大约增加，遗赠储蓄随年龄增加是持续增长的。另一方面，年轻人相对于中年人也具有较低的居民消费率。首先，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为年轻人赋予了更多可用来储蓄的资源。其次，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和竞争的激烈，年轻人并不像很多中年人那样拥有“铁饭碗”，合同制的聘用制度及企业化的管理方法都使年轻人承受着更大的收入不确定性，而源于计划经济的福利制度的解体又使年轻人承受着更大的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且这也源于很大一部分年轻人尚有还在工作的父母可以依靠，一些父母还会用自己的储蓄为年轻人购置房、车等耐用消费品。另外，少儿和老年的抚养比对于
12、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显而易见，抚养儿童不仅有很多必需的日常开销，还有教育经费等。阿塔纳西奥等人的研究证实孩子在人生中提早到来这一简单的事件就足以使居民在早年的消费大大增加。同样的，扶养老人也有很多必要的开销，除日常开销外还有医疗费用等。由于中年人的少儿和老年的抚养比相对于年轻人和年老人更高，且还有很大比例的年轻人和年老人是处于被扶养或是“半被扶养”的状态，因而中年人具有相对于年轻人和年老人更高的居民消费率。从信贷约束的角度分析。虽然不同年龄阶段的居民具有不同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但是如果信贷消费市场是非常完善的，也就是说居民的消费不受资金流动性约束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独特的年龄收入模式不会对居
13、民消费率以及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居民可以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选择消费的时间和数额来进行自己一生的跨期效用最大化。信贷消费市场发展的不完善限制了人们通过借贷来进行自身效用的跨期最大化。很多原因都导致了我国不完善的消费信贷行为。首先，信贷消费在我国作为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消费者对其还缺乏安全感。其次，我国的消费信贷条件太过苛刻，这就导致很多偏好选择信贷消费的人们无法进行信贷消费。另外，我国广泛存在着不均等的信贷消费机会，具体表现为不同年龄、职业、户籍的人享有的信贷机会不均等。此外，信贷消费条件不公开、对贷款人的信用评价不科学、信贷消费产品经营主体较为单一等因素也制约着我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发
14、展与完善。由于我国现阶段信贷消费市场的不完善，当我国的折线型模式使年轻及中年人的即期收入无法满足其消费需求时，他们无法从信贷消费市场借到资金来进行跨期效用最大化，因此他们只能被迫降低其自身在这一阶段的消费水平。而在我国的折线型模式下大部分老年人虽然拥有足够的收入，但是源于预防性储蓄动机、遗赠动机、消费惯性等因素，他们会更多地选择储蓄，而由于我国所存在的信贷约束，老年人的这部分储蓄并不能有效地通过信贷消费市场来满足年轻人及中年人的消费需求，因而这部分储蓄就变成了无效损失。然而，在信贷消费市场发展程度相同的情况下，英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所普遍存在的驼峰型模式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年轻及中年人
15、的收入在驼峰型模式下比在折线型模式下高，因此在驼峰型模式下年轻及中年人受到对其消费需求的流动性制约较折线型模式下少。这与一些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白重恩等人在年使用城镇住户调查年省市的数据，利用养老保险缴费率和养老保险参与率的城市差别随时间的变化，构建家庭养老缴费的工具变量，发现尽管增加养老保险覆盖率本身有助于刺激消费，在给定缴费前的收入水平和养老保险覆盖状态时，提高养老金缴费率会显著抑制缴费家庭的消费，且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对于总消费的影响主要也是负面的。 （二）模型的设定本文将中国独特的年龄收入模式下的收入函数用折线型收入函数拟合，折线型用一次函数拟合，因此折线型模式下的收入函数满足和（见图），而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年龄收入模式下的收入函数用驼峰型收入函数拟合，驼峰型用二次函数拟合，因此驼峰型模式下的收入函数满足（见图），这里的收入指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即是收入减去个人所得税等税收后的值。图中的指的是收入的总量，代表的是居民的年龄，此图是以居民获得第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