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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种思维方式下的中西文化与科学摘要：从王树人先生提出的象思维出发，深入探讨和比较了中西文化的超越类型、学术取向，以及关于普遍性、客观性的不同层次、内涵，中西科学传统的不同类型与发展道路，提出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实践论、价值论学术体系。建议在象思维与中国学术体系的基础上，总结中国古代科学规范，重建中国科学史。主张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致力于唤醒中国科学精神与原创性，开辟中国科学自主创新之路。关键词：象思维 概念思维 生命 生成 自主创新西学东渐以来，从中国有无宗教、有无哲学，到有无科学，围绕中西文化的比较和争论风云激荡。目前，中国有无科学再次成为争论热点。王树人先生（老树）提出的“象思维”问
2、题，基于中国“道通为一”之高境界、大视野，从文化之活的灵魂思维方式着手，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正本清源，继往开来，可谓是一种突破。这一突破，主要表现在继承和发扬徐光启提出的“会通以超胜”文化观。由此出发，不仅对于中西文化乃至科学的根本差异给出了统一解释的可能，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也为人类思维的健全发展指出了新的出路。一、象思维与中西思维方式的会通何谓象思维？根据回归一书及中国的象思维等文规定，中国的象思维是一种动态整体的悟性思维，与西方概念的理性思维不同，它是一种“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富于原发创生性”的思维方式。(参见1，（三）3，) 从思维发生史上看，比起理性的逻辑的
3、概念思维，悟性的“象思维”是具有更加本源性和创造性的思维。”它“是人类文明最终的创造性的思想根基。” 而中国文化经典，“主要是诉诸象思维”而创造的。（3，P1,9）语言文字是文化之根，思维方式则是贯穿整个文化发展过程的活的灵魂。中国的象语言与象思维，决定了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从而也决定了两种文化一切相应领域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的根本差异与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从中国文化的根源出发，振兴中国文化精神，开辟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自主创新之路，已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但是，如何走进中国古典文本呢？如何承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精神与生命智慧呢？对中国学者来说，这一本
4、应不成问题的问题却隐含着深刻的历史困惑与文化危机。由于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思潮的冲击，中国已发生严重的文化断层。文革以后，我们开启了西学之窗，而国学之窗却依旧封闭。目前情况虽有改观，但严重的问题是，不仅我们的教育体制和知识层面全盘西化，而且我们“在思维方式上也几乎全盘西化。”中国“独具原创性的象思维“几乎被“完全遮蔽甚至集体失去记忆”。以致许多人解读和诠释中国的传统经典，也只会用概念思维，语言分析了。如此，不仅古意尽失，而且“非离谱不可”，不仅难于走进文本，甚至会歪曲和肢解文本。（参见3）老树提出的问题，振聋发聩。反思我们今日之思维方式，不仅对“象思维”失去领悟能力，同时对概念思维亦不得其源。如
5、此，我们究竟复兴什么文化？自主创新之“主”在哪里？实际上，目前围绕中国文化与科学的种种“有”“无”之争，只有从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与价值根源出发，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人类发展的大视野下，才可能正本清源，厘请思路，我们也才可能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存在找到合理的依据，并发现中国文化不可替代的世界意义。然而，文化精神的失落，不仅成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障碍，也已成为我们正确理解和吸收西方当代哲学与科学优秀成果的蔽障。如果说，“回归事情本身 ”，“悬置概念思维从而焕发人的想象力，在人类文明发展和创造的历史中，永远居于最本原最重要的地位。”（2，P4）那么，重新认识“象思维”，探讨中西思维方式的会
6、通，就不仅对中国文化复兴，对中国科学的自主创新，而且对整个人类文化健全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二、两种思维方式下的超越类型追根溯源，“中西思维方式的本质不同“首先表现在“最高理念之不同。”（3，P3）文化的最高理念是超越现实命运的形上追求。轴心时期，中西文化几乎同时完成从命运到境界的超越，但古希腊从最初之自然哲学，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其最高理念皆表现为外在实体。”（参见3，P3）从将命运看作铁的逻格斯，到信仰绝对外在的彼岸上帝，西方基于概念思维，其“哲学的突破”是“外向型超越”，这种超越的主要特点是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超世间是世间一切价值之源，它不但高于世间，并且也外在于
7、世间。” （参见4，P10）从此，西方主流文化便“在主客二元的大框架内”，沿“实体性、对象性、现成性”之思的形态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斯宾诺莎的上帝与独立于人的客观世界的预设，始终是指引西方哲学与科学探索的基本信念。而中国文化从语言文字开始，即与西方分道扬镳，轴心时期的先秦，无论周易之太极，孔子之仁，老庄之道，其最高理念皆可归结为具有“原发创生性”的“道”。（参见1，绪论；3，P3）中国人通过“观物取象”、“象以尽意”，一开始就试图在整体流动与转化中理解和把握自然（自然而然）之“本然本真”，他们从将命运看作生灭之过程，到追求与万物一体，与天地同参，以达“道通为一”之最高境界，其“哲学的突破”乃
8、是“内向型超越”，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统一，正是它区别于其他各大文明的显著特点。（参见4，P12）从此，中国主流文化在“天人合一大框架内”，沿“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之思的道路发展。而“格物致知”，“道法自然”，“明心见性”，最终入德而悟道，则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科学所信守的最高理想。显然，虽然中西文化皆缘起“象思维”，并几乎同时完成对经验或感性直观之超越。但中西文化超越的方式、层次和宗旨却大异其趣。历史的事实是：西方文化基于“音象”而走向概念思维之路。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是通过逻辑定义、判断、推理、分析，而将感性经验提升为抽象理论与公理化体系，旨在以普遍形式之理解释经验现象，获得关于
9、外部世界的确定知识。其思之所及，一切皆为实体性的既成对象，故必然走向主客二元，心物对立之发展道路。可谓由“抽象”而“著象”，离于经验而落于经验。而中国文化则始终基于“形象”，坚持“象思维”发展方向，试图超越感性经验乃至“名言”（逻辑理性）之思，旨在“得意忘象”或“遣志荡象”，趋达“大象无形”“天人合一”之境界，获得生命觉悟之“德性之知”。其思之所及，宇宙万物皆在“整体流动与转化”中，故必追求 “主客双泯”、“物我两忘”之境域，可谓由“取象”而“破象”、乃至“超象”，基于经验而超于经验。我们认为，就超越的层次与境界而言，西方的超越是有限的，不彻底的；而中国的超越则是“带有根本性的。”彻底的。必须
10、注意的是：中西两种思维方式所侧重发展和体现的人类能力及心智所用是不同的。它们各有短长，偏于任何一方都必造成历史的缺失。注意到“象思维是人类所共有的本原性思维，是前语言前逻辑的思维。”（参见1，3）但随后，西方之逻辑思维有充分之发展，象思维则隐退不显。而相反，中国之象思维有充分之发展，并由前逻辑而达超逻辑，然其概念思维却不发达。可以说，西方基于感性经验而崇尚理性，中国则注重生命实践而崇尚悟性。这种悟性，如牟宗三先生所说“智的直觉”，或“理性直观”，可谓一种更高层次的理性。或许，我们可将概念思维与象思维看作理性在不同层面上的表现，它们体现了不同的文化精神。必须承认，对现代世界的建构，概念思维更为有
11、效。经验问题的确定、解决以及清晰的表达，需要概念思维，然而一切原创性想象力，却离不开象思维，两种思维方式本应是互相学习，相互补充的。值得注意的是：从概念思维到象思维，或从象思维到概念思维皆非直推的关系，其间没有逻辑的通道。但它们亦决非对立的关系。老树多次强调：从概念思维到象思维，必须有“悬置”或“放下”的功夫，而从象思维到概念思维，则必须发大心立大愿，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接受和运用概念思维，有所建树，有所创新。（参见1，3）近代以来，西方概念思维下两大知性构架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关键，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矫枉过正”，将中国文化与民主科学对立，致使我们的思想始终在“西化”与“国粹”
12、两极震荡。尽管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优秀学者未曾放弃过中西会通之努力，但尚未深入涉及思维方式问题。“象思维”的提出，无疑是当今中西文化会通中的一种突破，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讲通中国文化与民主科学两者之道理，以求其内在之贯通，有机之统一。此即是落到中国文化生命之根里，去寻求去成就民主与科学。故无论从道理上或从中国文化上，皆要求我们对于理性之两种表现有一种贯通的说明。”（4，P100）而今天“就中西思想文化核心问题而言，”“特别需要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会通。” 需要对西方与中国文化的双向沟通与扬弃。三、两种思维方式下的学问体系两种思维方式的深入比较与会通研究，为中西学术或学问体系（包括科学）的
13、不同取向与发展道路，两种学术体系中基本原则与规范的核心，提供了内在原因与统一解释的可能，也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中西文化各自的功过利弊与历史作用。概念思维的实体性，对象性，现成性以及外向超越特征，决定了西方学术的理性的认知取向。近代以来，西方主流文化进一步肯定并强化了主客二元灵肉二分原则，建构并日益完善了以“存有论”（ontology）、认识论、方法论为主干的西方文化哲学体系，形成宗教、哲学、科学三大支柱鼎立的近代西方文明。直至二十世纪，在西方主流思潮中，试图将天与人，主与客，心与物联系起来的说法都被看作是荒谬的，错误的。因此，“在西方哲学里，视讲生命的哲学不是正宗的，亦不是真正的学问。这是因为他们
14、把生命与理性对立，不能在这里开辟出真实的学问。”（6，P25）而概念思维的长处，赋予西方学问体系严密的逻辑性与理论的系统性，认识的构成性、确定性、清晰性及可操作性，最适于工业时代的需要，造就了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与科学的辉煌。而其最大的问题，则在于人与自然的对立，理性与生命的割裂，以及认知与价值的隔离。近代以来，尽管西方人“船坚炮利”，称霸全球，而终于在精神上“失去了家园”。中国的象思维及内向超越特征，则决定了中国学问的实践性“价值取向”，直至西学东渐，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天人合一”或“主客一体相通”大框架内，致力于开显成圣、成仙、成佛之生命实践与自然大道，以本体论、实践论、价值论三位一体，形成独具风格的的生命的学问体系，形成儒、道、释三家为主的中国文化格局。我们认为，象思维作为动态整体之思，包含“中道”思想。因而，保证了主体与客体，形下与形上的贯通性，中国的学问体系在天人合一大框架内，人与天（自然），人与神（或佛），乃至人与万物，都是一体相通的。同时，象思维就其表现为生命之思而言，必然是价值内在的。由此，若以中国学术规范为标准，一切将两者割裂的说法，恰恰都是不究竟的，不通的。而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