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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新资料推荐 古莲文化街的历史符号与现实意义 邓璐冰 桂林博物馆，桂林 541001 E-mail: 摘要：桂林古莲文化街是一条以廉政为主题的街道，以记述桂林古代官员的清廉事迹作为主要内容。该街道对于人们认识桂林古廉政文化、提升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品味以及当前要求党员干部开展廉洁自律执政为民的活动都有积极的意义。 Abstract: The overall theme of Guilins Gulian street is equity and justice, which records and narrates the ancient officials upright stories of
2、 Guilin. This street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for people learning equity and justice culture of ancient Guilin, improving Guilins grade as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nd helping communists to perform official duties honestly and serve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关键词：桂林；古莲文化街；廉政文化；廉政教育 Keyword:
3、 Guilin, Gulian Culture Street, Culture of Equity and Justice, Education for Equity and Justice 桂林古莲文化街，位于桂林市七星区半塘路，是一条以廉政教育为主的主题街道。“古莲街”名字的由来，缘于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周敦颐的文章爱莲说中莲花的“莲”与廉政的“廉”的谐音，利用浮雕、壁画等形式介绍古人清廉事迹。该街长210米，宽11米，筹建于2010年10月，建成于2012年10月。在建筑风格上，与所叙述故事呼应，采用仿清代民间桂北建筑风格，是一条反映大桂林范围内古代清官廉政事
4、迹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街。古莲文化街建筑特色及其象征意义古莲文化街主要讲述清代以前桂林籍或任职桂林官员的清廉事迹，尤其是与“百年清官村”有渊源的事迹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周敦颐的后人周启运于明洪武年间从湖南迁徙至桂林灵川江洲头村后，从此在桂林安家。仅清代后期200年间，周的后裔中，人才辈出，出世为官者有记载的便有168人，其中五品以上37人，他们个个牢记“贪一文断子绝孙,冤百姓男盗女娼”的遗训，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最有力地诠释了“爱莲文化”的精髓，即道德高尚、教化育人、为官清廉、一心向民等。而古莲文化街，主要取其“为官清廉”。本着形式服务于内容的原则，古莲文化街的建筑均为仿清代桂北民居建筑，很
5、好地还原了故事发生的时代特征。古莲文化街西侧为仿古店铺，以文化经营为主。东侧为一道仿古砖墙，仿古砖墙青砖包墙至顶，墙顶面小青瓦铺设。辅之以人字坡屋顶，飞檐翘角，木花格窗，对联，牌匾等元素，基本还原了桂北古民居的原貌。每座院门上方均悬挂匾额，第一座大门上便是“爱莲书院”，“爱莲书院”也是灵川江头洲村遗存的古建筑之一，旧时作为周氏子弟刻苦攻读和贤人良师传经授义之所，“爱莲文化”在此薪火相传，成为“百年清官村”的基石。“古莲书院”往下，“父子进士”、“五代知县”、“桂州五贤”、“铁面王”、“真御史”、“同胞三翰林”等依次排列，每一个匾额背后，都有几段让人肃然起敬的廉洁故事。古莲文化街的雕像和浮雕，也
6、在材质和表现形式上烘托“清廉”的主题。仿古墙下，以青石板铺设路面，厚重的材质，冷凝的色调，都昭示着古莲文化街深厚的历史和每一个清廉故事背负的重大意义。仿古墙面，以浮雕覆盖，用精湛的技艺把桂林历史上那些清廉的官员形象凝固起来。每幅浮雕旁，均雕刻文字概述其人其事。每座院门前方，都雕刻有铜像，用生动细致的刻画表现主人公拒腐清廉的高尚情操。如以一篇官仓鼠对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进行抨击的曹邺门前，曹邺手持木棍，身体前倾，底下便是一只惶惶不安的老鼠。把曹邺对贪官污吏的憎恶和绝不留情刻画得惟妙惟肖。表现“铁面王”王世则的雕像，王世则毅然站立，右手向前，五指展开，拒绝一切歪风邪气的正义跃然其上，让欲求歪门邪道者
7、不寒而栗。人物事迹文字介绍和浮雕、雕像之外，古莲文化街上最多的装饰当是莲花了。墙体、院门，甚至院门前的石鼓上，都有精雕细琢的莲花图案。这些莲花图案，或纵情恣意或含苞待放，无不向人展示其“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借物喻人，传递做人当如莲花自洁其身的寓意。步入古莲文化街，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街道命名由来的爱莲说以及作者周敦颐的简介，作为“爱莲文化”的精神源头，首先让观者领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莲花的高贵品质，对整个街道的定位奠定了基础。古莲文化街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浓缩古莲文化街所记述的，主要为原籍桂林或者曾经任官桂林的清官事迹，共有赵观文、王世则、裴说、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曹邺等
8、19人，而被誉为“百年清官村”的灵川江头洲村被单独列出介绍。每一个“清官”事迹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周冠捐俸禄赈济灾民、周履泰救济贫困学子、陈继昌舍财济困还是曹邺不必权贵铮铮铁骨、赵观文屡拒权贵、王世则谏议果断直言不讳，每一个故事都诠释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古莲文化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缩影和代表。廉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概念。用廉字表示政治行为最早出现在周礼天官冢宰中，“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这六个方面的含义，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对官吏在行使职权和道德品质修养方面的综合要求。自此以后，逐渐发展，内涵也不断丰
9、富，及至汉代以后。“廉”成为了为官者必须具备的一种职业道德。而“政”在释名中的解释是“正也。下所取正也”，这表明官员应该具有的优良品德必须包括“正直、正义、无私”。以上要求，可以看做是统治阶层对官吏的要求，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对官员的评价和要求，更体现了下层百姓的一种愿望，比如廉洁自律、不贪不虐、爱民如子、为民请命、不畏权贵、公正执法、除暴安良等。历代的统治者需要具有一定能力和品德的官吏来管理国家，所以，中国各种正史中为“循吏”“良吏”立传的情况屡见不鲜。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开为“循吏”立传的先河，其后，汉书、后汉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金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中，
10、均有“循吏列传”、“良吏列传”等让那些尽职尽责的模范官员能够流芳百世。而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而言，“各类民间艺术形式比起正式的文人文章来，渗透力更大，覆盖面更广，更易于为社会各阶层的非知识分子人们所普遍接受”。 于铁丘.清官崇拜谈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8：188说书、曲艺、公案小说、话本等，以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清官故事演绎得有声有色，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这更说明了为官清廉者是否能够深入人心，最能作出评判的不是统治阶级，而是广大群众百姓。甚至在一些作品中，清官的事迹在正史中无从找寻，但在老百姓的思想里根深蒂固。这恰恰说明了百姓渴望社会公正、渴望官员执法公平、为民做主、惩恶
11、扬善的心理需求。史书为为官清廉者立传属政治需求，百姓歌颂为官清廉者是生活需求。廉政文化在兼顾两者需求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和延伸。儒家学派倡导的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廉政文化则是其中的核心。无论人性善恶，儒家思想都认为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廉政思想是古代廉政思想的主流，它包含以民为本、清廉节俭、举贤任能、正己修身等方面。其中以民为本主要体现为重民贵民、爱民仁民和安民保民。孔子提出“礼义以为纪”、“刑仁讲让”和“仁者爱人”的思想，礼和仁，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后世清官们恪守的基本准则。儒家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重要思想便是“致君泽民”，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宋代范仲淹
12、在其名文岳阳楼记中记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核心和源泉，但是，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也有百花齐放的一面。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墨子的思想也同样影响了后世的廉政文化，他主张贤士应该做到“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法不阿贵”，“不分贵贱亲疏，一断于法”。儒教为本、兼容百家，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基础，影响了后世代代清官。宋代理学家朱熹，更是把为官廉政的理论做了一个总结，虽然他没有对“廉政”做出过专门的表述，但是廉政文化的发展以及后世清官们的思想、行为，都可以从
13、他的学说中找到理论依据。比如“天理”“人欲”的说法，便是对“清廉自守”最好的诠释，朱熹认为，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是善与恶的对立，应当“存天理，灭人欲。”应用到官吏身上，要求为官者注重修身养性，不能过分追求奢靡和享乐，断绝个人的所有欲念。即便是当今，都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朱熹还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并且体现在自己的从政实践中，如清厘田亩、减赋轻徭、赈灾救荒、兴利除弊、弹劾贪官、兴办教育等。这都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总结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想理论基础。虽然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对于为官清廉的定义虽有心理需求上的不同，但是，在主体要求方面，还是存在共性的。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概括中国古代廉政文化
14、的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廉洁自守、政绩卓著；除害兴利、惠政于民；明察善断、判案公平；爱民如子、众望所归。通过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梳理，再仔细阅读古莲文化街所叙述的一个个清官故事，我们发现，古莲文化街所表达的清官，实质就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一个缩影。可能由于仿古墙篇幅所限，对于诸多清官廉政亲民的故事，择其大概，大都一掠而过。我们不妨从这些故事中来了解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精髓。王世则，桂林永福人。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进京赶考高中状元。端拱五年（公元993年）六月，他被授权在武成庙对落第的秀才和各科举人进行重新考试。在主持考试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些考生或以金钱诱惑，或以权势相逼，希望王世
15、则能够疏通放行。但是他认真负责，不接受任何贿赂，也不巴结任何达官权贵，始终在考试选拔的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使许多真才实学却在初试中名落孙山的秀才，依然能够公正地实现“入仕”机会。由于公道正直，王世则被升派到谏院。王世则在谏院期间，谏议果断，待人接物都不亢不卑，不怕得罪人，对有过错的人和事都进行了有力的规谏，在官场享有“铁面王”的声名。王世则的为官作风，正是“廉正”、“廉法”、“不偏富贵”等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内涵的生动诠释。张建勋，桂林临桂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和曾祖父都是清朝颇有影响的诗人。其在云南任职的5年时间里，他开教育的风气之先，一直致力于开发西南边疆的文化，倡导发展地方教育，主张“自小儿而举，入学除盲”，持续地开展扫盲工作，在各族群众中口碑甚好。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张建勋任黑龙江省第一任提学使兼民政使，张建勋依然特别注重振兴边疆教育，参考西方办学经验，注重学以致用，将省城齐齐哈尔的小学校统一归并，并增加农、工、商实业课，改称初等实业学堂，成为了黑龙江历史上最早的实业学校。张建勋在黑龙江5年间，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不辞劳累，办起了各类中等学堂共达165处，各类小学堂272所，使各级各类教育有很大的发展，边塞黑龙江的学风为之大开。 潘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