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一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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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汇读书周报2008-11-21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一场争论邓可因邓广铭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是多年要好的老友。邓广铭先生对季先生担任总编纂的存目丛书的出版提出批评,使有的人担心会不会影响两人的友情。但在丛书编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季先生还特别谈到,邓先生、宿先生发表的批评文章,用意都是好的,让大家要正确对待。应该说,学术上的争论是为促进学术的发展,是不会伤害年深日久的友谊的。1994 年,父亲邓广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是 87 岁高龄,为使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工作走一条正路,他写了一篇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不宜刊行的文章,发表于该年 7 月 29 日光明日报的读书与出版专刊,引起文史学界一场不大不小的

2、争论。在文中,他举出清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 ,列入“存目”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避免重复而把一些书列入“存目” ;第二类是被纂修人员判定为伪冒的书籍,其判定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准确的;第三类是因内容不符合纂修人员的价值观念而被列入“存目”的,但这些书也未必都符合我们今日的价值观念。因此“存目”中值得印行的数量有限,不值得浪费很大的财力物力将其全部印行。他在文中建议,要严格区分“国粹”与“国渣” ,取优汰劣,组织专家学者认真审查鉴别,将真正有价值的书籍编一套四库全书存目选本丛书 ,并重新为每一本书写一篇“平反提要” 。在发表文章之初,父亲就对我说,这套丛书的出版,从前一年就开始筹措了。主办

3、人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姓刘的教授,已筹措到 600 万元资金(出一集需 5 万元,要出 1600 集) ,并已造了一定的舆论声势,李鹏等都为它题了字。父亲说,在这种情况下,唱此反调,很难说能起到多大作用,但他不能不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父亲生前所做的最后一次论战。虽然存目丛书还是陆续出版了,但是父亲以对学术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毅然发难。我感到他的这种精神实是可佩的。文章发表后, 瞭望杂志的副总编辑陈四益访问了父亲,写了两千多字的文章四库全书存目及其他 ,署了叶芝余的笔名,刊登在瞭望第 37 期(1994 年 9 月 12 日) 。他开始就说,读了邓广铭先生的文章, “精神为之一振,觉得北大

4、毕竟有人。 ”接着他说,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方作了热热闹闹的高调宣传之后,父亲“敢于力排众议,不仅需要见识,而且需要勇气” 。他同意父亲对存目书籍的分析,他说:“把尚存的 4000 余种、6 万余卷四库存目之书,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印出,并称之为全世界最后一笔、最大一宗文化遗产 ,岂不是要愧对前人,遗讥来者?就说这全世界最后一笔、最大一宗文化遗产的提法也不通之至。人类社会并未终结,人类文化仍在发展,这最后之说,从何谈起?” “古籍整理是要下苦功夫的。我们何不抛弃些急功近利的念头,发扬些严谨认真的学风呢?”这些问号实使对方难以答辩。存目从书的编纂者自然不甘寂寞。9 月 2 日, 光明日报的同一专

5、刊登出杨素娥的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亟宜刊行兼答邓广铭先生 ,文中说,对印行存目丛书 , “学界翘首引颈以待之” ,而父亲的文章“独唱反调,实欠允当” ,认为父亲的文章中“作为不宜刊行的具体理由,且不说其所分三类是否正确,但其理由却是荒诞的” 。他认为,刊行存目丛书的理由, “一曰抢救古代文献” , “二曰便于学界,推动学术研究。 ”这里说个小插曲:光明日报记者在发表杨素娥的文章前和父亲打了招呼,把原稿拿给他看了,妹妹小南也看了。小南认为文中有些话说得很不礼貌,使她很生气(后来报纸发表时,编辑删去了一些) ,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早上她问父亲睡得好不好,答说睡得挺好;她说:“我可没睡好” ,父亲说:

6、“这就是被动吸烟和主动吸烟的区别了。 ”老人真是幽默!父亲还认定,杨素娥就是那位刘教授,是有意选了一个女性化的笔名。接着, 光明日报于 9 月 9 日发表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的文章建议改出四库存目选粹丛书 。他支持父亲的看法和建议,但提出将父亲建议的四库全书存目选本丛书改为四库存目选粹丛书 。他说已经看到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二册的样书,其中收录的十种书籍,有九种“或属假冒伪劣,或属定本已入四库 ,或属鄙陋愚妄,为什么还要让这批国渣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鱼目混珠呢?”他的责问是很有说服力的。9 月 16 日, 光明日报又发表施蛰存老先生以杂文笔法写的也谈存目丛书 。这篇千余字的楷体文,先谈四库

7、全书及“存目”的由来,然后说,看到父亲的文章, “其中有些意见,也正是我们的意见。 ”又针对杨素娥的文章说:“这位杨素娥女士的文章,似乎火气太大。她说邓广铭的不宜刊行是独唱反调 。这句话把我吓倒了,决计不再多嘴,虽然我可以证明邓广铭不是在独唱 。至于反调这两个字,在二十年前就很吓人。我是从各种反字风波偷生过来的人,这回就不敢冒犯正调了。 ”关于这篇文章,也有一个有趣的插曲:由于父亲早年同施蛰存之间有一桩“公案” ,所以他一看到作者的名字,就急于知道文章是支持谁的。但从题目上看不出来;看前几段,也看不出来;看到后面,才知道是同自己“合唱”的。提起那桩“公案” ,那是在 1935 年,父亲还是北大

8、史学系的学生,他曾在大公报社出版的国闻周报 (11 月 4 日)发表文章,批评施蛰存、阿英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说:“他们毕竟是商人气氛多而学人气氛少,对于读校古书并不当行,勉强作来遂不能自掩其丑。 ”施蛰存于该年 11 月 25 日也在国闻周报发表关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我的告白 ,辩解说:“虽然失败,虽然出丑,幸而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因为充其量还不过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到底并没有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 ,如别的文人们也。 ”邓的批评和施的辩驳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化名齐物论写了一篇文人比较学 (发表于 1936 年 1 月,见且介亭杂文末编 ) ,文中说, 国闻

9、周报刊有邓恭三(邓广铭)的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一文,指出这一辑丛书的“计划之草率、选本之不当、标点之谬误”三点。而针对施的辩驳,鲁迅挖苦说,他“活活的画出了洋场恶少的嘴脸,不过这也并不是什么大罪过 , 如别的一些文人也。 ”后来父亲才知道,这些丛书是施蛰存、阿英雇用张春桥等人标点的。时至 1994 年,施蛰存已是九十多岁高龄。他的这篇也谈存目丛书 一文是自发来稿,说明完全出自他的本心。也说明事隔多年,老先生为捍卫真理,早已不计前嫌了。在杨素娥的文章见报后,父亲又写了一篇再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对杨文进行反驳。我和小南都劝他,岁数这么大了,再在这件事上花费精力不值得,还是干点该干的(他正修订

10、已出版的几本宋人传记) 。我们还凑了八个字送他:“见好就收,过犹不及。 ”光明日报的责任编辑也说,宿白的文章从学术上支持了他,施蛰存的文章从道义上支持了他,有了这两篇,就可以到此为止了。但父亲却是欲罢不能,执意写出第二篇。12 月 2 日, 光明日报又发表了王绍曾的印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我见 ,是赞成出书的。一周后,12 月 9 日,又发表了父亲的第二篇文章再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原文中有些比较尖刻的批评,以及他指出杨素娥就是那个刘教授的话,被编辑删去了,他对此还颇为不快。父亲和季羡林先生是山东同乡,又是多年要好的老友。这次季先生被聘请担任了存目丛书的总编纂,而父亲对这套丛书的出版提出批评,这使有的人担心会不会影响两人的友情。听父亲说,那段时间,他和季几次一起乘车出去开会,季都不提丛书的事,而是同他谈一些其他话题。10 月,在丛书编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季先生还特别谈到,邓先生、宿先生发表的批评文章,用意都是好的,让大家要正确对待。应该说,学术上的争论是为促进学术的发展,是不会伤害年深日久的友谊的。10 月 7 日,我随二位老人到北京图书馆参加“臧克家文学创作生涯 65 年展览” 。在开幕式上,臧、季、邓三位老友肩并肩亲切地站在主席台上。新闻记者为他们拍下了合影。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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