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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摘要：岁时民俗文献是了解古代民俗的有力依据，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同时也是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献学和史料学价值。以断代或分类的方式对中国的岁时民俗文献进行整理、编纂、注释，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进而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既为历史文献整理做出贡献，也为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关系和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提供文本支持。 关键词：中国古代；岁时；民俗文献中国岁时民俗文献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萌芽，汉代以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相继有岁时民俗著作问世。因岁时文献的内容与节气和农事紧密相关，最初被归入子部农家类。自隋唐开始，岁时民俗文献数量增多，官修类书专设岁时部。北宋
2、仁宗时期，崇文总目中“史部”专列“岁时类”，这是岁时文献在书志中取得独立地位的一个标志。长期以来，岁时民俗文献受到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及文化人类学领域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本文试图从文献学角度探讨岁时民俗文献的研究现状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一、岁时民俗文献的概念界定本文考察文献学视野下的岁时民俗文献研究，有必要对岁时、民俗、文献的概念进行简要界定，并简单介绍岁时民俗文献的分类。1.岁时：“岁”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有很多学者对其概念进行过梳理、界定。如郭沫若、于省吾、容庚都认为古“岁”字的字形像一把石斧，是一种斧类砍削的工具，而说文解字对“年”的解释是，“年，谷孰也”。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岁与年有
3、着极密切的关系，是一种收获作物的工具。在远古的黄河流域，谷大约是一年一熟，因此，岁被当做周期纪年单位。说文解字又是这样解释“岁”的，“岁，木星也。越历二十八宿，宣遍阴阳，十二月一次”。木星每行一个星次为“岁”，一岁是两个冬至之间的时间长度，共365.2422日。不论是以物候还是以天文为依据，“岁”毫无疑问都是一个时间量度单位。关于“时”，论衡?难岁曰：“连月为时，纪时为岁。”说文解字曰：“时，四时也。从日，寺声。”时从日，说明“时”是根据太阳一年的变化而形成的不同季节。据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考证，原始人通过观察和经验的重复，借用某种自然现象的周而复始作为岁年或节候的标志。因社会生活的需要，从一
4、岁中划分为春秋二时，再从二时划分为春秋冬夏四时。于省吾认为，“商代和西周只实行着二时制，四时制当发生于西周末叶”。简单地说，岁时就是指一年四季。2.民俗：民俗一词在我国先秦古籍中已经出现。如成书于公元前7世纪的管子?正世说：“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物、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意思是说，古代先民欲从政以治理天下者，必须首先注意了解国政、事物和民俗。这体现出当时统治者注意到民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关于民俗的含义，说文解字：“民，众萌也”，尔雅?释训：“存存、萌萌，在也”，释“萌”为存在的意思，所以“民”是以众多的形式存在的人群。说文人部云：“俗，
5、习也。”释名?释言语：“俗，欲也，俗人所欲也。”礼记?曲礼上：“入国而问俗。”注云：“俗谓常所行与所恶也。”礼记?王制云：“修其教，不移其俗。”孔疏：“俗谓民之风俗。”民俗即为人民大众的风俗习惯。而最早给风俗下一个完整定义的是东汉的班固，其汉书?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班固认为，因地域水土不同而形成的人的性格语气的不同谓之风，受上层统治阶级喜好的影响而形成的民众的各种好恶、习惯称之为俗。因此在远古中国，“民俗”与“风俗”意义相近，是指人民大众的生活习惯好恶趣舍，其形成与地域气候相关也与统治者的
6、导向相关。3.文献：据记载，在中国古籍中，“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的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汉宋学者都将“文”解释为典籍，“献”解释为贤人。这种解释在后世广为流行。最早用“文献”二字自名其著述的是宋末元初的马端临，他在其著作文献统考?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t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从文中可知马端临编
7、写这部书的取材，有两个来源：一是书本的记载，二是学士名流的议论。张舜徽先生也对文献一词的概念进行溯源，他基本认同马端临关于“文献”的说法，认为不应将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包含进文献概念中，但同时也认为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属于古代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由上文概念分析可知，岁时民俗文献是指记录民众在一年四季中特定节气和约定俗成的节日中的民俗生活的文字，以及学者对各种岁时民俗的研究和评议。岁时民俗文献不仅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古代民俗的依据，也是历史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早在
8、先秦、汉代，已有多种时令文献问世，如夏小正、诗经?邶风?七月、山海经?大荒经中的有关部分、尚书?尧典关于四仲星的部分，逸周书?时训解、管子?四时、管子?五行、管子?幼官、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四民月令等，这类岁时书籍一般记述一年四季的物候天文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禁忌和倡导。汉代以后，岁时民俗著作几乎在每个朝代都出现。因岁时文献的内容与节气和农事紧密相关，最初将时令之书归入子部农家类。自隋唐开始岁时文献数量日渐增多，官修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都专设岁时部，这标志着随着节日活动的日渐丰富，岁时民俗文献也日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文体，在书志中取得独立地位。这一变
9、化在书目中也有反映。真宗景德二年（1005）杜镐龙图阁书目在史传大类中专门列出岁时，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王尧臣等修成崇文总目，史部专列“岁时类”，这是岁时文献在书志中取得独立地位的一个标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云：“前史时令之书，皆入子部农家类。今案，诸书上自国家典礼，下及里闾风俗悉载之，不专农事也。故中兴馆阁书目别为一类，列之史部，是矣。今从之。”指明了将岁时文献列入史部的原因。 这些著作不同程度地分析了岁时民俗文献的文献学意义，但更多的是将中国古代岁时民俗文献作为历史民俗学的一部分，从具体文本内容人手，探讨我国古人对民俗的发生、发展、演变、地位、功能、风俗与社会控制，风俗与政治
10、教化的关系等民俗学问题，或者从人类文化学角度，对中国节气、节日进行溯源，探讨其文化内涵。这都是岁时民俗文献研究的重要方向。关于文献学，张舜徽先生认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被称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从文献学角度对历史文献进行研究也就是“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贡献
11、，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以张舜徽先生的文献学观点为标准，李道和的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研究这部著作是较纯粹地从文献学角度对岁时民俗文献进行研究的成果该书的“岁时节令文献”部分，着重讨论了宗懔的荆楚岁时记的写作时间、名称、文本散佚几个问题，探讨了杜台卿玉烛宝典的版本、内容、叙述特点、文献价值，认为该书在民俗阐释方面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李道和认为“玉烛宝典可以说是古代第一部也是少有的岁时民俗论说体学术著作。”此书还探讨了陈元靓的岁时广记（附事林广记）中所引用的文献如荆楚岁时记、玉烛宝典、东京梦华录等，通过不同文献对同一部书中同一处引文对比以及引文与原文的对比，令人信服地佐证了亡佚之书的内容，发
12、现存世文献中的“脱文”、“衍文”、“异文”等问题，更好地还原了这几部岁时民俗文献的原貌。下面再以东京梦华录为例，谈谈文献学视野下单个岁时民俗文本的研究。东京梦华录第六卷到第十卷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东京民众一年四时的岁时节庆，元旦朝会，元宵灯会，清明游赏，四月浴佛，五月端午，七夕乞巧、中元祭鬼、中秋玩月，重阳赏菊，冬至郊祀，除夕大傩等等，相关节物风俗娓娓道来，对后人了解研究宋代京城的岁时风俗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献学角度的东京梦华录研究在同类岁时民俗文献文本研究中算是比较充分的，其文本整理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1959）、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2006）、严文儒新译（2004）
13、。虽然学者们对东京梦华录的文本做了较为充分的校勘译注工作，但还是有一些学者对其中值得商榷的地方进行探讨。如刘益安的对新版（东京梦华录注本质疑一文指出元至正本东京梦华录及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岁时广记中所引诸条与元至正本校勘，发现元至正本阙文讹误颇多，如卷十“除夕”后脱六字，卷九“十月一日”条脱二十三字，卷六“元宵”条脱四十字等。宋丽丽的东京梦华录笺注疑误摭拾一文认为，笺注“六月六”条引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四朝会?宜禳会：“道藏经：六月六日，为清暑之日。崇宁真君降诞之辰，正一朝修图日。六月六日，真武灵应真君下降日，护国显应公诞生之日，大宜禳?W。”此处“正一朝修图日”应为“正一朝修
14、图曰”。汪?t的东京梦华录笺注注文拾误一文指出了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存在的标点误、字误、脱漏等问题。此外，关于东京梦华录和版本源流的考证成果也非常丰硕。清代常茂徕在读东京梦华录跋中首次提出“孟元老即孟揆”。民国期间邓之诚先生则断然否定此说。孔宪易先生于1980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的孟元老其人一文，也认为常氏“孟元老即孟揆”之说是无稽之谈。理由是孟揆与东京梦华录所记某些内容的身分不符。同时还提出自己的创见即孟元老乃孟昌龄及其诸子孟揆、孟持、孟扬、孟扩等的“有服”晚辈族人孟钺，并作了考证。李致忠的版本发微都对东京梦华录的版本作了简单介绍，杨羽认为东京梦华录的版本“现在流通的有下列几种：一是日本静嘉堂文
15、库影印黄丕烈旧藏的元刊本，二是秀水金氏梅花草堂影印的汲古阁景写宋本，三是明代胡震亨的秘册汇函本，四是清代张海鹏的学津讨源本，五是涵芬楼据明钞卷刊本说郛所引的刊本。”伊永文认为东京梦华录的通行版本仍存在很多问题，“应从不同的宋籍版本如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事林广记，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无名氏的锦绣万花谷等中找到宋东京梦华录本的踪迹，从而来校正元刻东京梦华录本。从而逐渐整理出一个十分接近宋东京梦华录原貌的本子来。”可以说学者们对东京梦华录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相较与其他同类文献诸如梦粱录、武林旧事要丰富很多，但专注于东京梦华录的岁时民俗部分的研究却仍是屈指可数，更不用说将这些单个岁时民俗文本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进行研究了。对单部岁时民俗文献，或某一部书中的岁时民俗部分进行整理、校勘仅仅只是开端，而不是落脚点，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如张舜徽先生所说“我们最大的目的，便是要在对文献进行了整理、编纂、注释工作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编述为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当然我们的目标不是编写中华通史，而是以断代或分类的方式对中国岁时民俗文献作系统整理研究，既凸显岁时民俗文献的文献学和史料学价值，也为其它领域如民俗学或文化学领域的研究提供文本支持。三、余论岁时民俗文献是对经史文献的重要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