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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学渊源 垂裕后昆陈沫吾：陆象山教人首在做人，他说过：“某这令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令尊大人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其一生致力于学问有什么变化？ 蒙默：先父很推崇这句话，也多次讲这句话。凡到他家来问学的年青人，差不多都要先讲这句话。做学问首先就是要学做人。他说理学不是拿来讲的，是拿来躬行实践的。所以港台的新儒家又把儒学叫做“人学”。他老人家做学问有几变，为什么有几变好像还说不大清楚，但有一点就是有些可能是与当时社会的需要有关系。他开始的时候是在中文系教经学。他当时写的书就有经学抉原跟古史甄微。古史甄微是史学系的了，这个就在史学系去教。到后来大家都不讲经学了，好多大学都没有这个课，他就
2、专门教史学，也就不大写经学文章了。到晚年搞四川史，我想无非是他住在成都，找他请教的人多半爱谈四川史。比如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李复华就经常爱来找他，还有省文史研究馆的一些老朋友，他们也搞四川史，所以他也谈四川史。而且他有些讲法还得到别人的推崇重视，所以西康省的通志馆，在抗战期间聘他为编纂，修西康通志，他当然要搞川康历史。抗战胜利后，四川省通志馆成立，又聘他为编纂，他更要摸摸这些东西了。我想他之所以搞四川史，恐怕与这些社会上的需要有关系。后来他在晚年写的四川史方面的东西比较多。在他文集里面，除了论山海经巴蜀史的问题，另外在古族甄微古地甄微里面也有不少，估算一下恐怕有十多二十篇。至于晚年研究越史问
3、题，是一个越南综合大学的老师写信来请教先父和徐中舒、邓少琴先生，说是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向他推荐的。先父一看问题很多，不少是奇谈怪论，并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崇高利益，而且出自“兄弟国家”之口，这不能不辨。越史丛考就这样开始写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写，原来分的问题比较多，共有二十个题目，后来我把它归纳成十二个题目。中间有一部分我还把它删掉了。因为他写那阵，我们正在搞抗美援越，他给越南说了一些好话。后来我整理的时候已经是1981年，我们跟越南打起来了，所以我就把那一部分删掉了。老人家之研究佛学以及研究道教，并皆事出偶然，而咸有所得，皆有撰述。特别是对道教的研究，他发掘出一个“重玄学派”。这个重玄理论可以说
4、是道教理论上从修炼方术到思辨哲理的一个飞跃，第一次给道教提出了一个宗教哲学。他很感兴趣，一连搞了四五年，积稿多达百余万字，发表者不到三分之一。他对在五十岁以后能开拓这样一个新的学术局面，感到相当自慰。但在1949年以后不得不中途停止。他的一部道书作品在台湾被翻印。他提出的这个重玄理论，在东洋学界也继续得到研究，但都是在他提出的三十年后了。“*”后，大陆对道教的研究才渐渐兴起，他老人家的作品才引起重视，荣获学术界称为“重玄学研究开创者”、“树立了利用敦煌道教经卷的崇高典范”、“二十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国学大师，特有道家风骨的现代学者”的美誉。但这已在他老人家逝世将近三十年的时候了。陈沫吾：越史丛考
5、是令尊的绝笔之作，您能否具体地谈谈他是如何完成该著述的吗？蒙默：“*”开始不久，我家就被抄了。幸好红卫兵只把先父写的书稿抱走了尺多高一摞，另外的东西都没动，一张封条就把屋子封了。保皇红卫兵垮了，造反红卫兵说他们不管，我们就自行启封。被抄走的稿子，“*”后没找到。有部分道教稿子，先父在其它道教文章中曾谈到的一些稿子，存稿中没有，可能就是弄丢失了。老人家写越史丛考是在“*”开始以前。“*”开始后，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天天到系上的“牛棚”参加学习或劳动，除了和毛主席语录必带外，后来有些时候他也把稿子带到那儿去写。下班回家后，他当然就搞他的，我从来不问，因为他那个时候的心情，我好问
6、什么呢？那个时候像我们这些“黑五类”出身的，天天都得到系上，有时还要跟着到处跑。只有时他学习完了，我这边事情也完了，就陪他一路回家去，路上说几句，也只能安慰他一下子，话都不敢多说，生怕有别人听到了。我那阵子有好多话也不敢说。造反派掌权过后的目标是揪所谓的“走资派”，老爷子这些人算是“死老虎”了，所以后来也没太管，但学习还是要到的。1967年春天以后，他身体渐渐不好，到医院检查，得了食道癌，而且是晚期。医生说年纪大不能手术了，好在他那本书稿在5月份基本上已写完，只是还没有进行最后的修改。虽然得了重病， 天天还要参加学习，后来实在不行了，医院出证明才没参加。陈沫吾：令尊大人长期研究经史，据说他的研
7、究方法与同时学者多不相同，您对他这种做学问的方法有何见解？蒙默：先君子对六经文本的看法可以说是接受了古学家的看法。他认为六经就是古文献，从孔子以后把六经作为教材来教学生，论语上就有不少孔子教弟子学诗、学礼的教言。随着儒家思想慢慢成熟，对于教材，符合他们自己思想的就教下去，不符合他们思想的小者就修改，问题大的就不用了。如孟子就讲过“血流漂杵”（ 尚书?武成语）这话靠不住，汉儒经书尚书中的二十九篇里就没有这一篇。先父说“删诗书，定礼乐”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但说是孔子删订则不一定，应该是后来儒家做的这个事情。这看法比较客观。古人传下来的东西，那些跟当时儒家讲的政治理论不相符合的，当然就只好不讲了。所以
8、尚书原来有百篇到后来就只有二十九篇了。古学家重点不在讲理想，他们不托古改制，当成古文献来讲，这是史学的办法。今学是哲学、经学型，古学是史学，这是汉代经学的两大派，先父直至晚年都是这样看和认识的，当然最早是廖季平先生提出的，是符合汉代经学实况的。所以，现在我们讲经学首先就要把概念弄清楚，不能认为研究六经就是讲经学，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你如果把它当成古文献和史料学来研究，这就是史学，而不是经学。所以，他老人家并不同意用章实斋“六经皆史”的观点来讲经学。同时，他又认为，经学重点不在六经，应该在传记、师说。传记、师说是后代儒家根据经典来发挥讲它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常常是前进了的，是更符合时代要求的。他的
9、遗稿有一篇里面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他讲经学的一个重要看法。因为讲经学只讲对六经文字的解释，没有多大意义，一定要阐释六经的微言大义，这才是思想。这才反映他们当时的思想。汉人的讲法不同，代表今学家的思想；魏晋六朝讲法不同，这是魏晋六朝的思想；宋人的讲法又不同，便属于宋学。这样才能说明经学的发展演变。只是专注重讲六经文字，那只是把经典当史料，只是周代以上的史料，范围也比较有限；根据史料来发挥你自己的思想，就大不一样了。老人家很注重传记，就是因为这个。他这个“传记”也包括了一部分后人所谓的经，比如礼记，它本就是传记，公羊传?Y梁传，易经的十翼这些都是传记。经就是说画卦那些，春秋可以说是经，仪礼
10、也是经，大戴记小戴记就都是传记。 陈沫吾：新中国成立后，令尊大人在治学方法方面应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自己也曾说宋明理学与唯物论有相同之处，您能谈谈令尊的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吗？蒙默：要说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深一些呢，当然是新中国成立过后。他早年在重庆教中学时，和恽代英在一起，关系比较好，肯定还是接触到马列主义的东西，但是那时也只是当成一种学说或一种理论，跟新中国成立过后把它当成经典、指导思想来看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真正说在他思想上发生一些变化，那还是新中国成立过后。新中国成立前他也看过如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但当时在他思想上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起了影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给
11、张表方写的那封信里说得很清楚。他毕竟还是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有他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像年青人接受得那么容易。而且他一定要在思想上通得过才能接受，一定要过滤。他曾说郭沫若你有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我蒙文通有我蒙文通的马列主义，实际上就是说我有我的理解，你有你的理解。也可以说他接受了些，只是各人理解不同。理学是他自认入得最深的学问，很早他就跟我谈过，但是他写那个理学札记，是一直到他去世后我清理他抽屉里头的东西才看到的，他以前就没给我看。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学者们对理学这东西主要是批判，认为尽是唯心主义，根本没有哪个来阐发、弘扬。所以，1962年时哲学系准备请他去讲理学，
12、我极力反对，我说你讲不好这个东西。实际上，用马列主义来对照他所讲的，有些东西还是合理的。但是我不懂他那一套，我只晓得当时的理学是批判对象，所以我极力阻止他去讲。而且到现在为止，我对他那个理学札记还是不懂，因为我没下过功夫。先父曾说理学这东西，他之所以懂得一点，那是从艰苦中得来的，是慢慢体会得来的，要消化了才能够懂得。他说并不是你看了就懂了：字字都认识，句句话都讲得，但实际它说的什么意思你就没懂得，这个要下狠功夫才行。他说为学这个理学，有时真搞得废寝忘食，一个道理没想通饭都不想吃，觉也睡不好。我就没下过这个功夫。我整理他的这部分稿子只是照抄而已。我把他老人家的东西整理完后，倒是想慢慢读点理学的东
13、西。因为他讲的史学、民族、古地理、道家方面的东西我还是基本懂得的，只是他讲佛学、理学的东西我不懂，说不出个道道儿。陈沫吾：当谈论西南区域史，尤其是四川地区史，您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您曾参与编写过四川古代史稿，您的专长是否得到了令尊的指点呢？蒙默： “*”前我基本没上课，作先君子的科研助手；“*”后我主要教两门课，一是古代史，二是西南民族。我的科研重点也是研究西南民族。原因一是先君子叫我整理他的如庄?F王滇辨、山海经这些文稿，花过一些功夫；二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与四川民族研究所要联合研究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正好头年省博物馆在凉山办了文物考古训练班，我去讲过民族，效果还比较好，后来北
14、京各家来川研究凉山彝族，省民委要求川大历史系派人参加，系上就派我去了，于是我就借调去研究凉山彝族。这工作引发了我对民族研究的兴趣，所以后来我科研方向也就定在西南民族上。研究民族这个问题我受先君子影响很大，他所写古史甄微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巴蜀史的问题都是民族史作品，在学界颇有影响。他说讲民族与讲地方史不一样，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而且区别比较大。地方史是把这块地方的什么事情都搞清楚；研究民族史就不局限于某地方了，民族是流动的，你要跟着走。它从哪儿来、到哪里去，要把这个脉络弄清楚，不能局限在一个地方来讲民族。所以，我后来讲西南民族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讲民族源流的多。有些人把民族史跟地方史分不开，不懂得它
15、们之间的区别。比如以前讲彝族的历史，有人就把邛都夷讲成彝族的先民，未弄清楚彝族是后来才到凉山的。邛都夷是最早在凉山居住的，与凉山地区的大石墓、石板墓可能是有关系的。凉山彝族是火葬，和当地的古墓葬没有关系。我研究西南民族，一要用文献，二要用考古资料，三要用本民族的传说。不能认为民族传说都靠不住，传说中有相当多的东西是很有意义的，尽管当中有神话存在，但也有它真实的一面。这些看法，我深受他老人家的影响。先君子讲山海经基本上就是坚持这个看法。山海经是神话，但是有它的历史根据。先君子讲四川史，他就认为蜀王本纪的说法比其他文献讲四川的情况可靠。他指出蜀王本纪毕竟是四川人讲四川的传说，姑且不管他是不是扬雄作
16、的，但是，至少是四川人的传说。四川人传说的四川的情况总比外人讲的四川的情况要可靠。我研究凉山的情况，遵循了先君子的这种看法。我觉得他这个看法还是比较妥当的，不能采取虚无疑古的态度，一有不可靠的东西就把它丢开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从诸子讲起，那之前的他认为都靠不住。当然疑古并不是胡适首先提出来的，顾颉刚显然是受到他这些东西的影响。陈沫吾：蒙老，令尊大人是治史尚通，在史学研究中，他说过“做学问要抓大问题”。现在的史学工以治专史为能事，您是如何看待这两种研究历史的治学方法？“抓大”对现在史学题目盛行“尚小”有多大借鉴意义？蒙默：从他老人家写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他考察某个问题时基本上是要上下联系起来看，而且有时是把它放大来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他提倡搞通史，但说老实话，古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