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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治理与社会风气”学术研讨会综述上海市伦理学会于2012年11月2日举行了“道德治理与社会风气”学术年会。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等共百余人出席了会议。上海市伦理学会会长陆晓禾研究员主持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紧密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道德治理与社会风气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陆晓禾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天津社会科学院道德与文明杂志社主办的“道德治理与道德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的情况，指出在上海举行的这次研讨会旨在继续和推进由天津研讨会开启的有关道德治理的讨论，并提出了三个值得注意和思考的问题：一是中国有“以德
2、治国”的传统，现在实践中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并从学理上讨论道德治理问题时，有必要对以往的“德治”实践和问题进行研究总结；二是不能把道德治理仅仅作为一种运动或手段，而应该从道德问题的根源、社会矛盾和社会文化方面展开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三是理论界的道德治理研究要深入到如社会风气这样的社会热点伦理问题中去。华东师范大学朱贻庭教授首先从本末之辨的角度来探讨道德治理与社会风气问题。他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的道德问题是：在社会许多领域内存在重规范而轻德性、重功利而轻道义的现象，即凡事只问利害得失，不问道德善恶。道德的“工具化”与“利益化”日益严重，整个社会缺乏对道德的道义原则和内在价值的
3、重视，即我们只重视外在的道德规范，而丢失了道德的本真。因此他以中国传统哲学老子中关于“孝慈”本真与“孝慈”规范之间关系的论述为切入点，结合魏晋时期玄学家王弼的“本与末”两重哲学范畴来阐释道德的本真：道德既具有外在的规范形式（道德之末），又有内在的德性精神（道德之本），两者的相互统一构成了道德价值的基本结构。而道德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实践形态，本身具有独立性。它主要是个体基于良心的行为，是义务的自觉，是主体对自己所思所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去恶从善、祛邪归正并坚守“道义”的心理调控机制是德性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目前的道德治理应在道德的价值取向上纠正偏向，在重视道德的规范形式的同时强
4、调道德的内在精神；在重视功利原则的同时强调道德的道义原则。在道德实践中将道德之“本”与“末”，即道德的规范形式与内在精神、功利原则与道义原则统一起来。在讲道德规范或道德规范体系的同时，要重视德性、“良心”，对个人来说是“良心”；对社会来说就是整体向善的“民心”。他还提到，道德治理在实践中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处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利益与公正的关系，使得人们的利益所得能有一个合理性和道义性的证明，即利益所得是否正当、合理、合义，是否符合公正的原则。复旦大学高国希教授从中西哲学传统对道德治理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根据康德、黑格尔的哲学，道德是个人的内心境界，而伦理则是社会上客观存在的人伦关系，主要表现为家
5、庭、组织和国家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是很难“治理”的，而伦理却是可以用来治理的。在此基础上，他根据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论语?八佾，论述了所谓的伦理治理实际上还是来自于心灵，是德性精神通过外化形成规范。而后他从语义学角度阐释了当代伦理治理的特点：强调共同参与和回应社会公众的重要性。至于道德治理的实践方面，他认为要着眼于塑造社会公众的善和公共正义观念，因为良好的制度有其道德基础。社会的公序良俗是通过个体良好的道德品格来体现的，同时道德精神对于人的行为方式有着教化和指导的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主要解释了法律治理与道德治理的关系。他认为，当前社会风气治理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律治理与道德治理的
6、冲突。探讨社会治理，一方面包括运用权力迫使人们服从正式的制度和规则，另一方面也包括接受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即法律与道德的契合。因此目前道德治理的对象实际上是对社会事件的价值判断以及法律规范的思考分析，是一种思想精神的治理。上海财经大学徐大建教授认为，目前道德治理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缺少对道德的方法论基础的研究，这使得社会公众对于道德治理或者德治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尤其是一些经济学家对道德的社会作用深表怀疑。针对经济学家的这种看法，他提出了可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论证伦理道德在人的理性决策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由此说明了伦理道
7、德的重要性和道德治理的必要性，他还进而按照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和管理理论，分析了目前社会道德治理效果不佳的原因和可能的出路，以应对目前道德治理处于知行分离的情况。他认为，有必要对传统道德教化所推崇的道德进行反思，这一道德的核心是“自我牺牲”性质的“为人民服务”和“服从”性质的“集体主义”，而现代社会的道德治理应该以市场经济道德作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并辅之以有效的惩罚与奖励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孙抱弘研究员认为，道德治理问题有必要与人本身联系在一起，因此会议的这个主题可以从国民风气和伦理素质的教育问题来讨论。他提出，当前道德治理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思维长期处于“二元观”模式。这种非此即彼
8、的道德价值判断只会让社会风气陷入极端主义的倾向，而且传统二元思维无法烘托现代性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他主张用“三分法”来看待道德治理，超越二元观维度，将伦理生活作为重要的第三维度，挖掘日常生活、人的教化、文化自觉以及人的机构水平中所包含的伦理意蕴。由此他提出，道德治理就是突破传统的二元思维定势，调整国民教化的结构及其与政治诉求、国民伦理之间的关系；进而重塑人格、重链社会、重构观念、重建信仰，建构人的现代社会公共理性，让社会价值观念走介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中道”之路，建设现代伦理，即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发现并提升现代素质，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基，注重公共伦理、公共理性与公共精神。复旦大学吴新
9、文教授介绍了道德治理实践的模型：定性量化评估。他认为，目前道德治理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往道德概念的抽象性和治理主体的孤立性。道德治理缺少严谨的前提性分析，而中国传统道德治理强调个人心性修养，因此这种治理未能与现代社会结构及经济基础相适应。因此他提出了“现代道德治理”的概念，强调中观层次即组织层次的道德治理，方式是通过组织原则、法律规章、公共政策等一系列手段。将道德的价值观和规范落实到社会组织中，全面扩展道德的功能性和建设结构，形成多元治理。其中公共政策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它介于定性稳定的制度与个人行为、组织决策的中间层面，对两方面都有着教化性的功能和指导作用。而当某些公共政策损害了伦理道德时
10、，就产生了道德风险，这就对道德治理提出了现实诉求，即对公共政策进行伦理道德考量。他还具体介绍了公共政策的道德风险评估方法：定性的量化评估。这种方法先是对公共政策及其相关道德要素进行收集、归纳、整理和分类，然后将公共政策可能产生的道德影响数值化，由一般社会公众、利益相关者、社会舆论等共同进行评估，最终判断该政策的推行是否具备伦理合理性。他认为，通过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避免公共政策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同时加深社会公众对于道德治理的认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这些发言引起了在场师生的热烈讨论。与会者就如何理解道德治理、道德治理的原因、道德治理的实践操作、道德治理的本质以及道义与功利等问题展开了互动讨论
11、。一些发言者赞成：道德治理是对人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观念的重塑提升，尤其是可以通过宣传和灌输、奖励和制裁以及理性反思或技术模型等手段，促进有利于社会繁荣和稳定的道德观念和规范，使得强制性可自愿性地内化为“德性”，从而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一些学者和研究生还对道德治理问题存在的原因进一步发表了看法。有的认为，这是由于榜样道德的悬置导致了大众的道德迷茫，加上作为道德治理主体的政府所树立的道德榜样往往是具有统一性与连贯性的全能个体，而从美德伦理学角度来看，这样的榜样往往不具备可操作性与可模仿性，因此要真正使得道德治理发挥作用，树立的道德榜样应该贴近现实生活。还有一些研究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提出道德
12、治理的难题在于治理主体和客体的双重异化。因为个体以及与他者关系的异化导致了整个社会关系的“非人化”、“工具化”，在此意义下的道德治理可能仅仅是一种功利性的手段。关于道德治理的实践问题，有学者对吴新文教授介绍的道德评估法做了补充，认为不能将道德风险仅限于决策层面，而更应关注执行层面，因为一个好的政策可能会因为实践的恶而对社会公众的道德观造成很大的损害。也有学者从文化源流的观点出发，主张结合儒家的仁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新的道德文化，社会各界精英身体力行，从而逐步形成一种综合的道德治理体系。关于道德治理的本质，有发言者认为，如果它是对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的治理，那么就必定会以解读感性材料为前
13、提，提出我们必须对道德治理对象的客观确定性进行探讨。如果治理的是社会风气，那么对社会风气尤其媒体的作用也要分析。社会风气在相当程度上受大众媒体所营造的氛围的影响，对社会舆论的价值取向和利益选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在讨论道德治理问题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作用，不能直接将包含价值判断的对象性材料作为批判或研究道德问题的起点。最后还有学者对朱贻庭教授发言中提到的“重功利而轻道义”表示困惑，因为在功利无法去除的当下，其存在是否仅仅是道德上的恶？朱贻庭教授回应说，他的发言主旨并没有将功利批判为恶，道义与功利实质上是道德“本末统一”的延续，由践履规范而获得功效，由发扬德性而彰显道义。今天诸多的社会
14、问题实质上是因为人们陷入了“人为物役”的境地，造成了利益与公正的失衡，违反了公正原则的利益所得，故而没有道义性或不能获得道义的辩护。因此他再次强调，功利必须符合道义，当我们高举功利大旗时，要同时树起道义的旗帜，对任何社会活动和个体行为都要进行道德与功利上的双重审视。本次研讨会上还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道德治理的主体是否仅仅是政府，我们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将道德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果“道德治理”与“治理道德”在对待道德的态度上是有区别的，前者肯定道德，后者怀疑道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为道德治理提供了法律支持，但为何在东方同样的立法却没有产生期望的效果，这是否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等问题。与会者认为，在当前社会公共问题频出的情况下，举行这样的学术研讨会不仅提供了一个直面道德问题、追问道德本真的交流平台，而且在继续和深入天津“道德治理与道德文化建设”研讨会的基础上，发表了上海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了全国包括上海伦理学研究者对于道德治理问题的关切和对自身责任的自觉认识。由“道德治理”的讨论引发的思考和研究不仅促进了伦理学本身的研究，还包含了与经济学、社会学、数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表明道德治理作为一个社会伦理问题，需要伦理学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一起合作推进，这不仅有助于从学理上而且有利于从实践操作上为道德治理问题作出贡献。责任编辑：杨义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