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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出奔现象探因摘要：春秋时期出奔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上至天子、下至陪臣近三百人被卷入其中，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分封制自身的弊端、绝对忠君观念尚未出现、独立国家意识淡薄、列国对出奔者大多接受。 关键词：春秋、出奔、出奔者、社会斗争出奔就是出亡、逃亡。对此春秋事例解释说：“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邻，不以礼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远也。臣之事君，三谏不从，有待放之礼。故传曰：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礼见放，俱去其国。” 春秋时期出奔现象很普遍，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再到作为陪臣的士，二百多人被卷入其中；牵涉国家包括周王室及宋、齐、郑、晋、卫、楚、鲁、陈、邾、莒等二十几个
2、诸侯国。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社会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分封制自身的弊端西周、春秋时期普遍实行等级分封制，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礼记?礼运描述说：“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次第分封，形成了各级大大小小、有土有民的封建领主。周人实行分封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封建诸侯以藩王室，分封制建立初期确实大大加强了天子对诸侯的统属关系，巩固了统治。但是，这种对土地、人民的占有形势有其内部不可克服的弊病，即下级领主将封邑作为其政治、经济的凭恃，逐渐扩张自己的势力，当其力量发展
3、到足以与君主相抗衡甚至超过其君主时，下僭越上的政治局面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周王朝走向分裂，出现诸侯争霸的局面。首先是郑庄公小霸，而后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相继成为霸主，最后吴、越两国北上争霸。争霸战争中大并小、强凌弱，许多国家消失在战争的狼烟中。春秋中后期，通过分封采邑，各诸侯国大夫的势力达到极盛阶段，又出现了国君政治、经济实力遭到削弱，卿大夫僭越国君的情况，如晋六卿、鲁三桓、郑七穆等。随着卿大夫实力的膨胀，其家内士的力量逐渐增强，一些在家内握有重权的家臣开始培植党羽，与主人对抗，这种情况鲁国最为明显，季、孟、叔三家的家臣都曾据邑作乱。孔子评价这种社会现实“天下有道，则
4、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不希矣。” 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再到政由大夫，最后陪臣执国命，这是西周到春秋时期下克上形势逐渐升级的序列。权力中心不断下移，各国政局动荡，政治斗争的日趋频繁、激烈。在斗争中的失势者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性命，纷纷出奔逃亡，多个离心力渐强的诸侯国并存又为出奔者提供了庇护所，最终使出奔逃亡蔚然成为一大景观。周代的历史证明了分封制对王权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严重威胁，由此为后世提供了历史借鉴，为秦汉王朝实施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铺平道路。二、绝对忠君观念尚未形成据学者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不见
5、忠字，商和西周的典籍如易、诗等书中也没有忠字。“忠之道德（似起于春秋时）最原始之义似为尽力公家之事。以私害公，即为非忠，贼民之主，谓之不忠，弃君之命，仅为不信。无私为忠，尊君为敏。至春秋后期，忠之意义渐狭隘化，孔子所谓与人忠、忠信、忠恕等之忠，仍为积极诚恳待人之意。” 可能基于当时原始民主的遗存因素，春秋时期君臣关系仅处于事君而尽职的阶段，后世那样“忠臣不事二主”的绝对忠君观念还未出现。左传定公五年记载，楚昭王在吴军攻入郢都而出奔随地时，“将涉于成臼。蓝尹涉其帑，不与王舟。”蓝氏在危机关头不顾君主的行为，对后世的人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大逆”之罪，但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这说明贵族与君主之间还不存
6、在绝对服从的伦理关系。孟子?离娄下：“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徙。”孟子?万章下：“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礼记?曲礼：“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从，逃之。”这些记载完全没有后世绝对忠君的影子。虽然，春秋时期，贵族也讲“忠君”，但是多指忠于社稷，不是要绝对忠于某位君主。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国晏婴不为齐庄公殉节，反而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明确指出贵族应该以社稷国家为转移的忠的观念。由此可知，春秋时期，忠的观念尚不能完全束缚贵族的行为，当形
7、势对己不利时，出奔逃亡是为人们的道德观念所接受的。秦汉以后，忠君伦理观成熟，对于统治阶级出奔逃亡，舆论多加贬斥，视为不义。如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晋安帝条之十五”指责东晋王朝入魏之宗室人物“因受王封于拓跋氏，日导之南侵，于家为败类，于国为匪人，于物为禽虫，偷息视于人间，恣其忿戾以徼幸，分豺虎之余食，而犹号曰忠孝，鬼神其赦之乎？罪可胜诛乎？”三、独立国家意识还很淡薄独立国家意识淡薄是出奔现象大量存在的另一个思想土壤。西周时期，周王按照血缘亲疏关系将诸侯分封到各地，建立方国，形成“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社会形态，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并不独立，其统治仅仅是维护周王室统治权力的工具，起藩屏作用
8、。无论同姓诸侯国还是异性诸侯国都不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实力下降，但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诸侯国独立性渐强，但仍是周天子的封国和臣属。这时尚没有后世明显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 在时人心目中，列国同为周的天下，人们同为天子的臣民，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从一个诸侯国逃亡到另一个诸侯国，都是在周的天下之内，如鲁成公十一年，周公在争夺执政权时失利，出奔晋国。“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难来告。书曰：周公出奔晋。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杨伯峻注：普天之下，莫非
9、王土，故凡从周王室外逃，不用出字。这段记载很明确地体现出春秋时人独立国家观念淡薄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观念是分封制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四、列国接纳出奔者的现实春秋各国对出奔者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广为接纳，据粗略统计春秋各国接受出奔者次数如下：晋三十八人次，鲁三十七人次，齐三十六人次，楚三十三人次、宋二十人次，郑十九人次，卫十八人次，莒十一人次，陈九人次，吴五人次，秦、随、翟（狄）、邾、越各三人次，燕、蔡、许各二人次，周、魏、虞、鲜虞、钟吾、虢、黄、棠、郊、曹、纪各一人次。列国接纳出奔者可能因为与出奔者存在姻亲关系，如左传桓公十六年载，“十一月，左公子泻，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杨伯
10、峻注：“齐为其母舅家。”左传鲁僖公二十一年载，“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杨伯峻注：据杜注，须句乃成风母家。成风，庄公之妾，僖公之母。可能因为物质利益吸引，如鲁襄公二十六年，“齐乌余以廪丘奔晋”。 杨伯峻注：廪丘本卫邑，或齐取之以与乌余，故乌余得以之奔晋。鲁昭公元年，“莒务娄、瞀胡及公子灭明以大与常仪靡奔齐。” 杨伯峻注：“大、常仪靡，莒之二邑。”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混战不已，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孟子?尽心下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日益紧张，对于以地来奔、兵不血刃地开疆拓土，诸侯当然表示欢迎。可能因为吸收人才灭亡敌国，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楚大夫出奔晋国，而为之谋主，以害
11、楚国，析公使“楚失华夏”，雍子使“楚失东夷，子辛死之”， 鄢陵之役，“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诸侯国接纳出奔者的原因还有很多，总之，接纳出奔者在春秋时已成为默认的惯例，投奔国、本国都视之为无可非议的正常行为。“当时在各国统治者的思想中还没有形成政治庇护这一概念，但因来奔者都是各国的权贵或亲友，甚至包括国君本人，一般都受到投靠国家的礼遇和尊重。给出奔者以事实上的政治庇护，已成为各国共同接受的既成事实，从而容纳政犯成为一条国际关系准则，尽管有人有不同的做法，但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这种普遍接纳出奔者的现实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贵族在某些情况下以出奔方式摆脱所面临的困境，促进出奔现象发生。综上，随着封建制度本身的发展，贵族人口不断膨胀，为争夺有限的财富、生存空间，冲突斗争不可避免。而分封制弊端导致的权力下移，政局混乱，绝对忠君思想尚未形成，独立国家意识淡薄、列国接纳出奔者的现实成为其存在的社会土壤，最终导致出奔人数、次数大增，成为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参考文献：1 左传，襄公二十六2 左传，昭公元年3 裴默农.春秋战国外交群星.重庆出版社，1994，第677页.（：谢曼，200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现在天津农学院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