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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都永陵的发掘及其意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中原和沿海地区成为主要战场，西南地区则成为战时的大后方。在中华民国政府暂时迁都重庆的同时，战区高校也纷纷内迁重庆、四川、云南、广西和贵州等地，这从客观上促进了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此时的考古事业仍然坚持在西北与西南地区持续开展。在西北地区，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进行考古考察活动。在西南地区，则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云南苍洱境内展开考古发掘。1940年，由昆明迁驻四川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成立川康古迹考察团，主要负责四川和西康两
2、省古迹的调查与发掘工作。1 1940年天成铁路局在成都老西门外“抚琴台”挖建防空洞时，意外发现砖基。当时正在筹建四川博物馆的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听闻此消息立即赶往现场，判断此系一座墓葬，由此揭开了永陵（王建墓）发掘的序幕。发掘经过与安全保卫在战火连天物资匮乏的年代，开展一项规模庞大的考古发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冯汉骥找到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说明缘由，请求提供发掘经费。郭有守决定拨出教育经费支持发掘工作。根据四川省档案局资料显示，最初原定1941年12月15日至1942年1月31日发掘，发掘拟参加人员有刘述乔、郑德坤和林名均等。时因“采取古物执照届期尚未奉发到馆，另成都市府近亦有利用开凿防空
3、壕之意，为节省人力物力，决定展期至该府同时动工”等事由推迟发掘。后于1942年9月15日开始正式发掘，由冯汉骥主持，参加人员有郑德坤、林名均、苏达文、刘复章和苏立文等。当年12月将后室清理完毕，出土石像一座、玉册106片、谥宝玉璧各1件、滥铜器2件。根据出土文物确定该墓系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1943年1月16日开始第二阶段的发掘，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组建琴台整理工作团参与发掘，主持机关是四川古物保存委员会，执行机关为四川博物馆，协助机关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人员有中央研究院的吴金鼎（任田野指导）、王振铎、王文林等；四川博物馆的冯汉骥、
4、卿光鸿、刘绍和、苏毅程等，主要对前室和中室进行清理。至1943年10月结束发掘，将发掘出土玉大带、银猪、银罐、铁猪、铁牛等668件文物和拍摄的2964张照片全部移交四川博物馆。1943年11月重启墓室进行测绘工作。根据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中李济致吴金鼎的信件，可知此次绘图工作的参与人员有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和卢绳。2而第二阶段的发掘经费大概系由各家单位分担，并未统一出资，这从李济给吴金鼎的信中可以窥见些许情况：“弟今春离蓉时，临行所交贰仟元，为中博院款，照合同说，只可供中博院人回程旅费；兄与文林将来回李庄，当由史言所支取也”。战乱年代的文物保护任务较之平时艰难百倍。为保证古墓安全，第一阶段中央古
5、物委员会委托四川省政府秘书处秘书前往监察，并派警卫夜间值守；随着文物发现增多，遂加派秘书室人员进行监察工作。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则经四川省政府以封条封闭入口并派保安队官兵以及警所人员看守。进入第二阶段的发掘，守护工作更加严密。监察工作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四川省政府、四川临时参议会、四川高等法院和成都市政府各派一人组成监察团，监察人员每天准时启封粘封，发掘时则有保安警察以及监察员执行守护之责，并分别在前门后门设卫兵看守。社会关注与相关报道战乱中王建墓的发掘，为紧张的社会局势带来了一股春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为了正常的发掘工作与文物安全，在第一阶段发掘时，决定“待后室古物取齐后，再行
6、陈列，由郭厅长先行召集新闻界观览，暂不对外公布”。但由于发掘规模庞大，还是发生了一段因特殊历史时期而出现的小插曲。根据华西晚报的报道和刘复章老人的回忆，1942年10月18日立达中学一学生无意间发现了刚出土的面部尚存贴金痕迹的王建石像，又见发掘工作人员当中有一外国人（英国籍苏立文），于是便回校报告说有“外国人偷金娃娃”。时值抗战时期，群众警惕性很高，接到通报后，乡公所立即派员包围了发掘现场并将发掘人员拘留，后经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和冯汉骥出示政府许可执照才解除误会。随后在新新新闻中正式对外介绍了王建墓发掘经过及出土文物，并澄清了此次事件。3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与中央研究院川康古迹考察团团长吴金鼎也前
7、往参观并肯定了王建墓的发掘价值。4后陆续有关于王建墓发掘进况的报道。第一阶段发掘结束后，曾公开展示出土文物，在美协展览出土玉玺。5华西晚报对出土玉册进行介绍。当时身居重庆的郭沫若在见报后，立刻给成都报社记者瘦舟写信询问发掘情况并感叹说：“此事如在欧洲学界，必当大轰动。可惜中国学术空气稀薄，又在战时，竟不得集各数家有权威之学者，细细加以探讨，甚为可叹！”又评论道：“抚琴台的发掘，的确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事，在中国学术界必有极伟大的贡献。”据当时的华西晚报载，第二阶段的发掘是比较高调的，成立了“抚琴台整理工作团”并举行了典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中央研究院考古组组长李济相继发言祝贺。6按照陈策能194
8、3年1月16日至7月10日的发掘工作日记，在发掘过程中的参观次数就达到20次，参观者主要是政治界、新闻界以及学界人员。之后，时见有关王建墓发掘进况的报道。1947年，在皇城坝明远楼展出了第二期发掘的出土文物，为时一周。7另外，曾参加王建墓第一阶段发掘绘图工作的英籍学者苏立文，在1946年返回英国后，便将此次考古发掘情况刊登在当时畅销的纽约图画新闻，评论说“王建墓的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学意义重大，它是第一座科学考古发掘的帝陵，是唐代皇家装饰艺术的遗风之作”。考古学意义发掘第一阶段由冯汉骥主持，召集了当时四川华西大学与四川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参与发掘，还特别邀请时任华西大学英籍教师苏立文参与绘图工作，严格
9、按照中央古物保存委员会的要求填写出土文物登记表，并由省政府派监察员按时将发掘情况向四川省政府汇报。第二阶段则由吴金鼎指导发掘工作。主持机关为四川省古物保存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任主席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等任名誉赞助人，执行机关为四川博物馆，协助机关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在宜宾李庄的梁思成也向去参加“抚琴台整理工作团”成立典礼的李济询问王建墓发掘情况。李济在回到李庄后继续写信关注王建墓的发掘进展。从监察员陈策能的发掘工作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发掘记录是相当详细与准确，连民工回家插秧几时离开都记录在册。同时在发掘过程中注重照相绘图工作，并对
10、发掘记录者、监察员、守卫者、参观者分别制定严格的规则。在编辑发掘成果的问题上，李济在给吴金鼎的信中说：“应请汉骥兄负责筹划，孟真先生（注：傅斯年）同此意，吾等只能赞助而已。望持此意与汉骥兄切实说明。”8到1964年，冯汉骥先生完成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该报告不但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墓葬环境与墓室建筑结构，而且注重考古研究工作，对二十四乐伎、十二力士以及王建坐像做了深刻的分析研究，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的经典著作之一。结语永陵作为帝王陵墓在战乱中被发现是不幸的，但其后之际遇又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它的发掘齐聚了当时全国一批最著名的考古学者，他们运用当时一流的考古发掘技术，圆满地完成了工作。与此同时，这项工作也
11、得到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成为我国首次由政府介入管理的一次有组织、有步骤的科学考古活动。9正是这些前辈们的努力，为我们今天保存了雄峙成都的千载帝陵，同时，也留下一份特殊的历史记忆。注释：1参见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2李谟光编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载李济致吴金鼎信（1943年9月11日由四川李庄寄成都）：“孟真先生（傅斯年）与弟已商请营造学社梁思成、莫宗江及卢绳三先生来蓉做详细校验工作，并请莫卢二君详绘石刻女乐等像。”载中国文化1997年第21期。34外西抚琴台古迹蜀帝王建墓继续发掘入墓仅八尺已发现金石玉各物川博奉命主办，载新新新闻1942年11月10日，第五版。5王建墓掘出玉玺将在美协展览，载新新新闻1942年12月6日，第八版。6”抚琴台整理工作团“今日举行成立典礼，载华西晚报1943年1月16日，第二版。7博物馆再展王建墓古物，载新新新闻1948年2月8日，第九版。8李谟光编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载中国文化1997年第21期。9李泽民：抗战期间的重大考古发现尘封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档案诉说究竟，载中国档案2007年第11期。：成都永陵博物馆助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