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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对话进行到底决定举行第五轮战略经济对话的意义是，画上逗号，而不是句号 6月18日晚6时，华盛顿特区五星级万豪沃德曼公园酒店（Marriott Wardman Park Hotel），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打着一条印有奥运花纹的红色领带，出现在500多位美国商界和政界的高层领导面前。 “这是（汶川大地震后）第一次打红领带，”王岐山说，“因为对话取得了成功。” 六个多小时前，在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王岐山刚刚和美国财长保尔森共同主持了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的闭幕仪式。王岐山和保尔森相识多年，但此次会谈，乃是王岐山第一次以中方特使身份出现。 对话达成两项重要成果，一是双方签署
2、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二是同意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的谈判。双方还同意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投资的沟通与协调。保尔森同时宣布，双方还拟定第五次对话于2008年12月在中国举行。 “(我们的讨论)为向前推动所需的及时进展创造了基础。”保尔森在闭幕致辞中说。美国调低期望值 对于第四次对话达成的这两项成果签订能源与环境十年框架、开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及项目主任裴敏欣认为“超出预期”，但这是相对于一个较低的预期而言的。 自2006年12月进行首次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行至第四轮，美国国内的关注度和热情已经有较大程
3、度的降低会谈开始前一周，美国主流媒体对此轮对话的铺垫式报道，几乎完全局限于6月10日美国财长保尔森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的一次热身演讲。 美国对此轮对话期望值较低，在美联社经济专栏作家马丁库拉特辛格（Martin Crutsinger）看来，有多重原因。他在对话前撰文分析，全球信用危机和油价攀升，使得传统贸易和汇率议题的重要性削弱。此外，美国政府面临换届，不仅美国人自己无法确定这个对话的延续几率，他们也猜测中国政府会因为类似的疑虑而降低对对话的兴趣。 裴敏欣表示，当前世界经济中最大的问题都可以追究到美国的经济政策美元的大幅贬值同美国的低储蓄率和大额举债有关；全球金融风暴和美国次贷危机及房地产
4、泡沫有关；世界能源危机和美国浪费能源有关；世界粮食危机和美国不负责任地将玉米用于生物燃料的政策有关。“（这些问题）美国都负有直接的甚至最大的责任。这也是美国在这轮战略经济对话中不会像以往那样咄咄逼人的原因。” 一定程度上，美国国内环境的变化，减小了这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政治压力。保尔森在将近6000字的开幕发言稿中，也只有一次提及“汇率”。相反，他的讲话突出强调中美长期合作的重要性。能源和环境重要性上升 早在开幕之前，各方便有判断，此次对话将倚重能源和环境议题来获得最大的进展。 6月16日，对话开幕前一天，中方特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当天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题为“加强中美节能环保
5、合作”，指出：“中美在能源环境领域利益交汇点多，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 能源和环境议题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和这一议题已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话题和挑战之一不无关系。而作为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均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压力。在闭幕式上，保尔森便指出，中国和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石油进口国。两个国家加在一起，占据了全球煤炭消费的一半。这两个国家也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国家。 他表示，通过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中美双方将正视对两国及世界来说都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挑战：能源安全、环境可持续性，以及气候变化。 前美国驻联合国常任大使霍尔布鲁克今年4月
6、在接受财经专访时也曾强调，气候变化问题是中美双方可以获得最多进展和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下届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这一美中双方共同的利益和担忧来加强双边关系。显然，以能源和环境这一全球关切议题作为双边关系的战略联结纽带和突破口，已成中美政治高层的共识。 这次双方共同确定了五个起步领域：发电和传输方面的提高能效；交通运输领域的提高能效和减低排放；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以及森林和湿地的自然资源保护。同时，对应成立五个工作小组，制定行动计划，力争在第五次对话召开前完成。此外，双方还将在下次对话前探讨“生态伙伴关系”（EcoPartnership）这一概念的可行性。中方力推BIT 此次对话的另一成果，就双边
7、投资保护协定（BIT）同意正式开启谈判，保尔森表示令他“尤其高兴”。而据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在6月18日下午举行的中方记者招待会上介绍，此次中方采取了主动的姿态。 朱光耀说，中美早在2006年底首次对话之时，就探讨了启动BIT的可行性。之后，中美工作层为启动谈判进行了十轮磋商。在这个过程中，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也存在一些疑难问题，譬如国民待遇问题中美各自的国内制度要求给达成共识造成了障碍。 “在这次会晤中，中方代表团又向美方代表团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告诉对方，中国政府高层十分重视BIT，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亲自了解情况，亲自做出推进BIT的指示。”朱光耀说。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国家
8、与国家之间为鼓励、促进和保护本国公民在对方境内投资而签署的双边条约。协定内容主要涉及投资保护的范围、投资准入与待遇、征收与补偿、货币汇兑和争端解决等内容。目前中国已经和全球10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据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陈欣撰文介绍，投资准入和投资待遇是BIT谈判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因为和货币汇兑、投资争议解决途径等相比，在准入问题上，各国尚未形成一致认同的基本准则。 美式BIT以投资自由化为特色，准入自由成为明确的条约法义务。这类BIT对缔约国国内外资法提出了直接的变革要求，将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引入投资准入领域，要求不仅适用于投资后阶段，也适用于投资设业前阶段，从而
9、改变了传统双边投资条约企图避免就外资准入问题规定具体条约法义务的局面。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和外资立法采取限制性的策略，对外来资本进入本国的领域和部门实施严格审查和慎重引导的方式。因此，早期及近年来的BIT都回避就外资准入问题作强制性规定，而将投资保护问题作为BIT的主要任务。 保尔森表示，“美国会在美式BIT基础上争取一个全面的协定。”而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早前在吹风会上表达中方的立场是，“希望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希望所在国的政策是透明和开放的。” 不过，美国国会两位民主党领导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朗格尔（Charles Rangel）和众议院贸易分委会主席桑德列文（Sande
10、r Levin）在闻讯布什政府同中国启动BIT的消息后，对布什政府表示了不满。 他们认为，布什任期将尽，应当把所有关于BIT的重大决定留给下届政府。在给国务卿赖斯、财长保尔森和贸易代表施瓦布的信中说，他们对于布什政府的谈判目标表示严重的担忧。“如果布什政府要推进这些谈判，就应该明确告诉中国，谈判中所有的重大决定都得留给下届政府。”信中写道。SED前途何在 尽管保尔森和王岐山对此次对话成果都显得十分乐观和有信心，有关对话能否在美国新一届政府产生后继续下去的疑虑并未消除。 裴敏欣在此次对话开幕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在保尔森的积极推动下开展的，“这种带有极大个人色彩的高层对话基
11、本上很难进行下去”。他进一步指出，战略经济对话能否继续，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下届政府由谁来做财长，新总统是否把战略经济对话当做同中国接触的关键工具。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启动之时，便定位为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及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但前三次的对话，多少都体现了两国政府在“制订长期战略”和“达成短期成果”之间的意向偏差。对话实际议程也往往被短期忧虑所笼罩，譬如汇率和食品安全。这使得美国国内舆论屡屡对对话成果抱以“失望之情”。 另一方面，前三轮成绩有限也同“时机”有一定的关系。裴敏欣就此分析指出，对话启动之时，适逢中国将召开中共十七大，政府面临换届，因此中方在前两轮趋于保守，不愿驱动敏感、政
12、治风险大的议题，譬如金融开放、汇率改革等。前三轮对话下来，除了人民币对美元实现20%的升值，中国在结构改革、市场化和消除两国贸易结构障碍方面并无实质性进展。而当中国政府换届完成，特别是与保尔森相熟的王岐山被任命为中方的对话特使，又到了美国政府换届之时。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召开之机，已是布什总统的“跛脚鸭”期。由于政治周期不对称，使高层会谈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大打折扣。 不过，由新领导班子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在第四轮对话中，表达了希望对话延续的愿景。在开幕式上，王岐山代表中国政府，表达了中方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一沟通工具的认可。他指出，推动这一内阁级双边对话的“机制化”和“长期化”，是两国元首
13、和政府的共同期待。 “在中美利益汇合点不断增多的背景下，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必要继续运用好这个重要平台。”王岐山说。 中方为此次对话营造良好氛围作了很多努力。先是组织庞大采购团到美采购达136亿美元，对话开幕前一天，中美两国企业亦在美国商会签署了35项贸易和投资合作合同和协议，总计金额达83.6亿美元。 中方也在这次对话中表现出与以往三次迥然不同的开放态度，不仅前所未有地主动安排了多场部长级官员的新闻吹风会，更有不少中国官员脱稿发言。反倒是美国官员讲话要读稿。在6月18日晚万豪沃德曼公园酒店的晚宴上，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以一场“冒险脱稿秀”赢得了全场500多位美国政经界领袖不断的笑声和掌声
14、。他的演讲被认为是风趣、坦率而积极的。 在6月18日下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保尔森不愿预测如果民主党总统上台，是否会继续把他发起的这一对话形式作为协调中美经济利益的主要模式。他在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说，是否继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决定权在于下届政府。 但是他又补充，他曾多次告诉他的中方对等官员，美国人是十分注重结果的。“我们知道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有多么的重要。如果我们和中国有双边合作，有多边的支持，那么我们在处理国内、国际的经济问题时就会容易很多，这对于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都有好处。” “我常常讲，恭维的最好方式是模仿。中美启动战略经济对话之后，其他几个国家也同中国开展了类似的高层对话。”保尔森说。
15、 他认为，2007年12月1日开幕的中日首次经济高层对话和2008年4月开幕的中欧首次经贸高层对话，都是借鉴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模式和经验。 尽管如此，这一对话形式能否为新一届美国政府所延用，目前仍是未知数。不过，美国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民主党资深众议员、现任安可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唐邦可（Don Bonker）认为，即使新总统放弃既有的对话方式，也不意味着不会寻找一个新的机制来促进双方的交流，解决共同关注的议题。 邦可是奥巴马的支持者。他向财经记者表示，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入主白宫，他可能选择战略经济对话的框架或者其他的对话方式，但“讨论可能会有新的内涵”他的政府也会反映出民主党的特征更多工会、更自由主义、更注重人权和食品安全等。 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定于今年12月在中国举行，届时美国新总统已经产生，布什内阁也将忙着将文件和私人物品清出办公室。对此，裴敏欣表示，第五次对话的实际意义，是为新政府继续对话创造条件。“如果战略经济对话在布什任期就停了，那么到了下任政府将更难继续。所以，第五轮战略经济对话的意义是画上逗号，而不是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