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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下的浙江省民营经济原因分析摘 要：本文以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省为例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分别从意识形态，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三个角度阐述了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原因，表明了在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重要性。为浙江省民营经济现阶段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制度参考，以及在制度方面对其它地方的民营经济发展发挥一定的示范作用。关键词：浙江省民营经济;意识形态;制度变迁一、引言在我国大陆各省（区，市）中，浙江的“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为11.5，仅高于天津市和上海市，居倒数第三位，是典型的“资源小省”。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省获得的国家投资极少，工业化水平低于全
2、国平均水平。在这样的初始环境下，民营经济获得了先发优势，同时也推动了浙江经济向经济大省，经济强省的转变。究其原因，诺斯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重大的制度变迁通常是经过很多次详细且细微的非正式约束的变化积累而行成的，除了战争，革命，等其他一些“间断”的制度变革以外。“在整体上，很多次的这些微小变化形成了根本性的制度变迁。而制度作为一些型塑人们互动关系，人为设计的约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其基本上由三个部分：“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行为规范、惯例，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和它们的实施特征组成。制度在社会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而且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因此在意识形态，强制性制度变迁
3、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下，对浙江省民营经济进行总括性分析得出：首先，浙江民营经济是在重商，功利，自立，开放的意识形态与自古以来所形成的经验和习惯的引导下基于民间自发引致逐渐形成的一种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的形式，这是民间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其次，当民间形成的企业群落达到一定规模后，政府积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制度条件，规范民营经济自发形成的块状经济并引导其发展，并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同时依靠块状经济路径依赖的规模经济效应，示范学习效应，形成了具有浙江特色的众多专业市场。二、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具体分析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原因1.非正式约束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分析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展诺斯认为即使
4、在法治较为完整的一些经济体中，对形塑人们社会选择的约束来说正式规则也只占小部分，大部分则是由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的非正式约束组成。这些非正式约束，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和惯例等，能够潜移默化的对人们的选择产生影响。同时，由于基于文化的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变化的反应较慢，因此在制度的渐进变迁中，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因素就起了重要作用，并成为路径依赖的根源。（1）从历史的角度看浙江浙江省自古以来重商的意识形态中国自古以来都有重农抑商的意识形态，直到南宋时期才有了“商业和农业一样重要”的意识并打破了自古以来的“农本商末”的观念，商品经济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商品贸易的扩大和城市商业的繁荣
5、，造就了临安（今杭州）等一大批商业城市，形成了“中心城市市镇集市边境贸易海外市场”的通达商业网络。在这种大环境下南宋时期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永康和金华学派等都强调功利，注重事攻，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提出义理不能脱离功利，主张“农商一体”。因此永嘉地区（今温州）出现了很多富商，拥有强盛的工商业，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也受到当地繁华的商品经济以及生活习惯的影响，长久以来形成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并成为路径依赖的根源。（2）从区位角度和国家政策看浙江浙江人形成的自立自强与开放创新的意识形态以温州为例，从地理角度来看，温州地处浙江东南，多山地少农田，农业原始积累少;从区位角度来看，温州处于浙江省的边
6、缘地带，离其区域中心城市上海的距离较远，且闭塞孤立于浙江的其他城市，缺乏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由于其区域不适合农业生产也没有外援，人地矛盾冲突大，温州人靠抓住任何微小机会来发展自己。这也造就了其自强不息的精神，再加上温州传统的商业意识，也因此千千万万的家庭工坊在温州遍地开花。而以宁波为例，优越的港口位置使宁波人具备了强烈的开放意识。不仅浙江繁盛的纺织文化，陶瓷文化，渔业文化，旅游文化通过大海得到弘扬和传播。而且在其通过大海与外界进行充分的文化交流与经济贸易中，也造就了宁波人更易接受新鲜事物，善于学习，开放与开拓创新的精神。（3）从中央的管控覆盖程度看浙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缘，使其更具有自由的思想意
7、识由于浙江自古以来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国有管控较小，因此当有改革的时候能够当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更快的抓住改革带来的机遇。也由于思想意识较自由，也更能够适应改革的环境，从而以需求为导向更快的挣脱计划经济的束缚，自发地发展民营经济。（4）从企业组织来看浙江浙江人注重地缘，亲缘，人脉，因此有由地缘，亲缘信任构成的集体主义意识在中国，家族自古以来都是很重要的社会机构，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以血缘为序列，以父子和兄弟为经纬度形成的立体关系网，而几乎与之有联系的所有人的关系都可以纳入到这个关系网中，但不同人之间的关系却是不一样的。在这些特殊关系的交换和组织中，产生了基于人情的信任关系。这些信任关系能够
8、大大的减少交易成本。然而当人们在与人情关系之外的人进行社会经济活动时，不信任感较强，因此交易成本也较高。改革开放后的浙江私营经济开始大力发展，而由于当地集体经济薄弱，因此使得个体经营者不得不寻找像宗族这样的血缘群体为依托，解决生产和经营中的各种难题。再加上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在“离土不离乡”的政策背景下，新建的企业要想突破自我发展的障碍，最为经济的方法便是借助血缘或地缘关系。总之，从非正式规则来看，浙江省在南宋以来商业繁荣的朔造下形成了广泛存在的重商，实干和“功利”意识，也形成了浙江人精致，奢华的生活习惯。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消费理论，消费者会受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的消费水准的影响来决定消费。
9、在浙江，这些精致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也一直没有脱离其路径依赖。而正是有了这些传统的重商意识氛围的熏陶，以及消费习惯和文化的路径依赖，使得浙江人在缺少国家帮助的情况下，以需求为导向，自立自强的抓住机遇来发展自己。也因此浙江省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自我创业，办厂。万千的民营企业家积少成多成就了浙江省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块状经济。这些非正式的规则也逐渐的影响了制度的渐进变迁。 2.正式规则从制度变迁角度分析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展正式规则能够降低信息，监督以及实施的成本，它是对非正式约束的一种补充，并强化了非正式约束的有效性。研究表明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是能提供起激励作用的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
10、则共同构成的有效制度框架。制度变迁是低效益制度向高效益制度的进化过程，是一个从制度形成、变化到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过程。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方面，以下便分别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展。（1）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的“无为”，尊重市场主体的首创精神给诱致性制度变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回顾中国经济史，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唐太宗李世民信奉道教，推行老子“无为而治”的政策，减轻老百姓的税收和差役，提倡官吏“去奢从俭”，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藏富于民。并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太平盛世！”;司马迁著？货殖列传？提出有为不如“无为”，与民争利不如放开政策使民富足。回顾改革开放
11、，我们今天的成就也得益于老子的思想，邓小平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还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打开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门，减少政府对企业过多的干涉，而无疑，浙江省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浙江省处于计划经济边缘区域。这也决定了浙江有可能成为最具有制度创新性的地方。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浙江省是最早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允许对农民开放城乡市场的地方。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采取默许的方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这种宽松的管理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中央和基层之间的政策缓冲，有利于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萌芽和发展，体现了一种经济民主。20世纪80年代末浙江个体私营企业遇到了重新进行工
12、商登记等问题，浙江省内一些地方政府以前瞻性的眼光，或让企业挂靠有关单位或外资企业或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借助“公家企业”的名义，促使民营企业以“挂户经营”的方式获得了生存机会。1998年，浙江省政府提出了对民营经济要做到“四个不限”，即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体。这就给浙江省民营经济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2）诱致性制度变迁 自发的民营经济制度变迁之浙江省的块状经济模式根据哈耶克的小政府主义，在自由社会里，政府的大小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最小化只要有能力保护每个人的自由、防范侵犯自由的行为即可，以此最大化每个人的自
13、由。这种政府管制下的社会如当时的浙江一样，能最大化的激发出人民的创造力和活力，加上浙江人有重商的传统，开放创新的意识，胆大务实，并且有传统优良的手工业技艺，于是浙江省按照当时的家族组织形式建立了众多的家庭私营工坊，并逐渐的形成了有专业化特色的块状经济区域，形成专业的大市场。由示范效应，周边的地域受到率先形成块状经济的区域的影响，也形成一个个相应的专业市场。根据诺斯和戴维斯的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其中个人、企业是初级行为团体，或称第一行动集团。他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创新的进程。政府是次级行动团体，或称第二行动集团，也是一个决策单位，其作用是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取收人进行一
14、些制度安排，推动制度变迁。（3）强制性制度变迁坚持有所为，积极出台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诺斯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参与博弈的人信息不完全且非重复博弈的情况下，“那些基于个人主义之间的复杂契约，需要同时具有某种形式的第三方实施。”而政治组织用其强制力量可以履行这一职能，并且在这方面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而同时政治组织也必须公正的进行监管和实施”。这说明了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通知？，？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通知？，？浙江省鼓励和引导非国有投资的若干意见？和？浙江省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
15、的意见？放宽了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拓展了民营企业的投资经营领域，消除了民营企业面临的歧视性待遇，使它们与外资投资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同时，浙江省政府积极建立和完善投资体制及运行机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以独资，合作，参股，特许经营，并购，BOT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到大型基础设施和重大公益型项目中来，构建了多元化的投资竞争主体。这些政策以其正确的功能定位以及其强制能力极大的推动了由民间自发的内源性经济的发展。参考文献：1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韦森.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01，012刘仁伍.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报告M.谢寿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053陈立旭.论家族文化与浙江企业组织J.经济评论，2001，05：1201244王国平.南宋的历史贡献与杭州的城市品牌建设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05：96-103：廖明珠，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经济史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