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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曾留学日、德、瑞士、法、美等国，通晓英、法、俄、日、德、希腊、拉丁、梵、蒙、波斯等22种文字，被誉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主要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等，晚年在双目失明、膑足的情况下，口述完成了万字的柳如是别传。1925年，作为当时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性地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
2、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第四位就是被称做“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四大导师中，陈寅恪到校最晚，在当时也最名不见经传。陈寅恪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经吴宓推荐的，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曹云祥有过一番争执。曹问：“（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一听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之后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大学
3、、巴黎大学几位著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一听，既然外国名家都如此推崇，那就聘请。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的秋天，陈寅恪抵达清华，时年36岁。陈寅恪家学渊博，祖父是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清末“同光体”代表诗人、被称为“维新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因为陈宝箴和陈三立在湖南率先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父子俩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陈寅恪是陈三立的第三子，这一年他9岁。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了经、史、哲学典籍，但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而是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陈寅恪13岁时就送他和哥哥陈衡恪东渡
4、去了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行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等人。而陈寅恪一辈子也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终身背负着家国的使命。1905年，陈寅恪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毕业后获得了他平生的唯一一张文凭。1910年陈寅恪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陈寅恪回国，1918年冬，他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蒙古语。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勤奋学习，积蓄了各方面的知识，并具备了阅读蒙、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
5、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汲取西方文化，独立有创见，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1924年5月，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赵元任，准备回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前特致函陈寅恪，希望陈氏重返哈佛代其职位。陈寅恪复信婉辞曰：“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赵元任见信，深感其人志不在此，遂不再提及。在德国留学期间，中国留学生多染纨绔作风，但陈寅恪的生活却简朴而正派，他与傅斯年一起被誉为“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因为生活艰苦，陈寅恪每餐都吃炒腰花，回国后他去拜访赵元任，赵夫人杨步伟特意为他
6、做了一桌子的猪腰，结果陈寅恪笑说他不喜欢腰花，当时吃它只是因为腰花在德国非常便宜。陈寅恪在清华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又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课程。每次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需要引用的书籍走进教室，他有黄黑两种颜色的包袱皮各一个，如果是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课，他一定用黄布包袱皮，而讲其他课时，则用黑布包袱皮。讲授隋唐史的时候，陈寅恪开明宗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季羡林在回
7、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罗香林回忆说，“（陈师）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陈寅恪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
8、服。陈寅恪讲学重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他在阐述历史研究的心得时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非常器重陈寅恪，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识得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
9、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越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梁启超也很尊重陈寅恪，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陈寅恪授课，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陈寅恪不仅学问精深，他的诗作继承家学，亦堪称一绝，而在联句（对对子）方面更是不遑多让。他送给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的一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曾被传为一时佳趣（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康号“南海圣人”，研究院学生受教于梁，故称“南海圣人再传弟子”，王国维为
10、清南书房行走，是溥仪的老师，研究院学生又受教于王，则与溥仪恰为“同学少年”）。他给好友吴宓的一副赠联则是“新雨不来旧雨往，他生未卜此生休”。吴宓字雨生、雨僧，在婚恋方面颇多周折，与原配夫人陈心一离婚，而他爱慕的人却都属意他人。此联上联典出杜甫，嵌二“雨”字，下联典出李商隐，嵌二“生”字，堪称精妙。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刘文典之邀出考题。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除了一篇梦游清华园记的命题作文，就是要求考生对两个对子，其中一个对子的上联为“孙行者”。考试结果五花八门，其中较优者为“祖冲之”，“王引之”更优，而陈先生认为最佳答案应该是“胡适之”。在白话文已经在社会上占据统治
11、地位的时候，用“对对子”作为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这在当年曾经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陈寅恪则坚持认为，汉文具有不同于印欧语系的特色，而“对对子”至少具有四大功能：一是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是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是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是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不保，时年85岁的老人陈三立愤而绝食，五天后离世，陈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49天后，陈寅恪携妻将雏，离开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
12、托友人寄往长沙，待他半个月后抵达长沙，书籍尚未邮到，可战火已经逼近，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再迁昆明，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不料随后邮到的书籍却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战时离乱，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写作这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的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在四川李庄的时候，傅斯年对住在陈寅恪楼下的邓广铭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有一次
13、邓广铭跑上去，看见陈寅恪躺在床上呻吟，说他快要死了，身体快不行了，他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不写完这两稿，他不死。陈寅恪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受人尊敬，声名也远播国外。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于是向他推荐了陈寅恪。他向陈寅恪请教后，终于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到三块突厥文碑石，学者们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请教陈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各国学者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的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经陈寅恪翻译，国际学者都十分满意。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
14、乎寻常的褒奖：“解释（唐代）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1939年，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1940年暑假，陈寅恪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乘船去英国以应牛津大学之聘，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成行。后在全家返回昆明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这令陈寅恪的精神几近崩溃。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55年，越南华侨彭禹铭写信告诉陈寅恪，说在海防旧肆买到他当年被盗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准备寄还给他
15、。陈寅恪十分兴奋，盼望着书籍寄到就可据此著作。接下来的消息却让他有些失望，当时的越南政府不准书籍出口，邮寄暂时是不可能的了。接着又有消息传来，彭家遭遇兵火，此书同遭劫灰，这令陈寅恪彻底地绝望了。1941年，陈寅恪再次前往香港，这次他是应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的邀请，在香港大学讲授隋唐史。同年8月，许地山逝世，陈寅恪接任香港大学系主任一职。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的声望，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让他们不可为难陈寅恪，于是军部就给香港司令下文，照顾陈家，并派人给陈寅恪家送去了面粉。但陈寅恪拒不接受日本人的馈赠，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妻
16、子唐筼就往外拖。期间陈寅恪闭门治学，撰成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在抗战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在大灾难面前，他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视力急速下降。当几年后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陈寅恪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准确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无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本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身体羸弱但却从不缺课的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陈寅恪在成都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再次向他发出邀请。1945年9月，陈寅恪前往英国治疗眼疾，却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