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一群“密探”怎能反掉腐败.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靠一群“密探”怎能反掉腐败.docx（2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靠一群“密探”怎能反掉腐败建立直接对首长负责，并享有特权的秘密机构，是封建“人治”社会才常用的手段重庆市涪陵区最近秘密聘请了43名身份保密的干部观察员，对全区处级以上干部“生活圈”以及干部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地下”监督。这一措施甫一公布，即引起全国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争议：聘请一部分人秘密监督另一部分人来防止干部的腐化堕落，这种“以人治人”的方式是否真的能成为反腐败的有效措施?用“密探”方式搜集、了解干部生活与工作的各种情况，是否有违法治精神?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门是否有权组建一支“秘密队伍”来监督干部?公开监督的风险与难度加大在腐败现象渗透到社会诸多领域的情况下，这一事件传递出的内在讯息更值
2、得认真考量。拓宽干部监督渠道，完善干部监督网络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抛开中国现有监督体系，启用“干部观察员”秘密监督干部的“非常规”方式，凸显的却是群众监督的困局公开监督的风险与难度加大，只有转而寻求“地下”监督；体制内的监督手段已难以发挥作用，只有启用体制外的“非常规”手段。应当说，宪法为每一个公民的监督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实践也证明，群众监督也已成为反腐败的重要力量。但不可忽视的是，普通公民的监督权在不少地方和领域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事件层出不穷，普通公民为实现监督权甚至要付出鲜血的代价。河北省石家庄建委干部郭光允，自1995年始举报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违纪和腐败问题而备受
3、打击迫害，被开除党籍送去劳教，精神、身体遭受严重摧残，直到八年后程维高被查处才恢复了名誉。更有甚者，被举报官员雇佣黑社会杀害举报人、实施“肉体消灭”的事例也屡见不鲜。重庆涪陵区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对一些干部的公开监督难度较大，“个别领导在工作重大失误、个人婚姻变化、子女购买私房私车等方面疏于向组织汇报，甚至不想让我们知道。”正是由于群众的公开监督权得不到充分保障，才使一些党员干部的腐化行为不能及早为上级部门所察觉。自称为“党内个体户”的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被查处前，就多次因为好大喜功、作风恶劣，在选举中落选，但每一次落选后很快被提拔到更高的职位。既要监督领导，又不能暴露身份，“地下”
4、干部观察员承受的压力可以想见。真正了解领导干部“生活圈”的人，往往是领导身边的人，看到或听到领导一些不良苗头甚至违纪违法行为，领导身边的“干部观察员”是否有勇气向有关部门反映也是一个未知数。正如涪陵一名“干部观察员”向媒体所说，他一回到单位就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了顶头上司，他想在“观察”中回避顶头上司。“领导身边就我们这几个人，出了问题肯定就知道是谁了!”而他更担心的是，遭到领导的打击报复，或是背地里给自己“穿小鞋”。“人治”社会的常用手段“干部观察员”这支秘密队伍的功能与定位也耐人寻味。建立直接对首长负责，并享有特权的秘密机构，是封建“人治”社会才常用的手段。600多年前的明朝为巩固皇权，强化专
5、制，先后建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对各级官员、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监督，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锦衣卫的创立者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法网之密布、行刑之严酷，甚至将贪官剥皮示众，营造了一个极其严酷肃杀的氛围。但是，这样依然没有能遏止官场腐败，明大诰载有条目236个，记载官员贪赃枉法的就有155个，占66，连杀人如麻的朱元璋都感叹贪官杀不尽、杀不怕。据媒体报道，涪陵区秘密聘请的“干部观察员”的工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式，即参与一些学习、工作、生产、生活实践；另一种是间接式的，即通过多种渠道搜集信息。“干部观察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既不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人员，也不是警方、检察机关的专业人士，实
6、际上是游走在法理和情理之间的“边缘人”。西南政法大学有学者尖锐指出，秘密聘请人暗中监督干部既无法律依据，在实践中也容易侵犯公民权利，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构、检察机关等部门才具有侦查权。1999年，浙扛省瑞安就查处了一起“地下组织部长”事件：一个外号叫“阿太”的农民，靠窥探官员隐私作要挟，成为当地呼风唤雨的人物，最终导致原市委书记等大小官员几十人下台。制度建设本身是健全法制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现有的监督体系下，要真正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就应当进一步依法保障群众的各项监督权，使人民群众在面对干部违法失职行为的时候，敢于站出来，公开向国家机关控告、检举，而不能靠“密探”、“人盯人”等非常规监督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