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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摘要：本文借助一个具有凯恩斯哈罗德特征的非均衡宏观动态模型，研究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规律。我们发现，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增长缓慢，从而导致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例的不断降低。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工资将逐渐恢复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反映，从而工资率会随经济的增长上升更快，这使得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逆转。整个过程如同一条正U 型曲线。关键词：工资份额；过剩劳动力；宏观动态模型一、引言过去30年，中国经济给世人展现的最为亮丽的一面是其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国经济也
2、同样面临着许多问题，而其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据相关研究数据表明，我国1978年的基尼系数是0.16，几乎是当时全世界最低的；1988年是0.38；1995年是0.45；2020年则为0.47。这说明，中国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正在逐年恶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基尼系数能更为精确地反映一国的收入差距，然而，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图1给出了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占各种国民收入的比例，可以看到，该比例是在不断下降。事实上，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到收入分配的最终格局和启动国内消费等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按照2020年12月3
3、日的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明确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居民消费、启动内需的重要途径。因此，如何解释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的变化原因，揭示其演变规律以及预测这一指标未来的变化趋势将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中，我们构建一个具有凯恩斯哈罗德特征的非均衡宏观动态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规律。我们发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初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增长缓慢，从而导致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例的不断降低。然而，随
4、着经济的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就业率上升，工资将逐渐恢复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反映，从而工资率会随经济的增长上升更快，这使得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逆转。整个过程如同一条正U 型曲线。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本文所采用的模型；第四部分分析该模型所揭示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动态演变；第五部分则对全文进行总结。二、文献综述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从工资（或利润）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角度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文献综述。（一）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关于国民收入中工资所占份额的理论收入分配历来是经济学家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按照李嘉图
5、（1817），“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在李嘉图看来，土地的边际生产力是递减的，从而社会总产品的增速是递减的。然而，每亩地的地租和每个工人的工资都是固定的。于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总产品的增速赶不上地租总额和工资总额的增速。这就造成了社会总产品中地租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而利润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最后甚至为0，此时经济发展停滞。由于这种悲观的论调，李嘉图的经济学又通常被称之为“沉闷的学科”。与李嘉图相反，马克思（1867）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分析收入分配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而提高生产技术，这就导致了资本家把大量资本作为不
6、变资本用来购买机器设备，而用于给工人发工资的可变资本所占的部分就越来越小，所以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会越来越低，工人阶级陷入了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资本积累过程称之为两极的积累：资本家在积累财富，而工人阶级在积累贫困。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则集中体现为工资和利润是按照它们的边际生产力来决定，在这样一种理论框架下，只要生产函数是Cobb-Dauglass型，则工资（利润）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恒定不变的。而继承凯恩斯主义传统的罗宾逊（1956）和Pasinetti （1962）则提出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在她看来，利润和工资之间的比例是由于消费品与投资品
7、之间的比例所决定的。由此可知，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都有着较为明确的关于国民收入中工资（或利润）所占份额的理论研究。（二）从国际经验看国民收入中工资所占份额演变Kaldor（1961）通过对发达国家自工业化开始的数据考察，得出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事实，其中之一就是：各种要素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是长期平稳的。Barro 和Sala-i-Martin （1995）进行了相似的研究，并且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以发达国家为事实经验，认为要素收入份额在长期内保持不变的研究还包括Denison （1974），Christensen 、Cummings和Jorgenson （1980），Jorgenso
8、n、Gollop和Fraumeni（1987），Dougherty （1991），Young （1995），Kyyra 和Maliranta （2020），Feldstein （2020）等。当然也有经济学家对这一个结论进行挑战，例如Blanchard （1997）就认为至少在中期这一比例不是稳定的。Johnson （1954），Koray （1989），Siddiqui和Iqbal （2001），Joseph和Dipendra（1999），Bentolila 和Gilles（2020），Stockhammer 、Onaran和Ederer（2020）及Stockhammer （2020）等都
9、发现了发达国家中工资份额的一些变化现象。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们开始对影响工资份额的具体原因进行分析。例如，Blanchard 和Giavazzi（2020）考察劳工的议价能力对工资份额的影响。Jaumotte和Tytell（2020）以及Lawless 和Whelan（2020）分析了技术进步、全球化或者开放程度对于工资份额的影响。Diwan （1999）与Giammarioli 、Messina、Steinberger 和Strozzi （2002）研究工资份额的周期性变化特征以及它与经济危机的关系。Krueger （1999）和Gollin（2002）则改进了工资份额的估算方法。
10、可以看到，上述文献大多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作为研究背景。总体而言，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在发达国家还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当经济学家们把视角转向发展中国家时，一些经验性的特征就可以被总结出来。Harrison（2002）发现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呈现截然不同的变化规律：工资份额在发展中国家下降而在发达国家上升。由此可以推论，在一个国家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工资份额应该是先下降后上升，整个过程犹如一条正U 型曲线。此外，Elias （1990），Hofman（2001）及Shastri和Murthy（2020）等的研究也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性收入占
11、国民收入的比例呈现下降。综上所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赶超过程中，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出现下降的现象并不为中国所特有，很有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共性，这为我们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提供了经验基础。（三）关于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研究在中国经济学界，对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所占比例下降或者相比国际经验偏低这一事实已基本达成了共识，有关研究请参见李扬（1992），李扬、殷剑峰（2020），白重恩、钱震杰（2020a ，2020b ，2020c ），李稻葵、刘霖霖、王红领（2020），罗长远、张军（2020）等。然而，对于这一比例的下降幅度以及形成原因却存在着千差
12、万别的解释。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垄断等制度性因素，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存在着利润侵蚀工资等的现象，由此造成工资性收入比例的降低。持此类观点的经济学家包括Kuijs （2020），王诚（2020），郑志国（2020）及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2020）等。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从产业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罗长远、张军（2020）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下降主要与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大幅下降有关。由于第一产业中劳动者收入所占比例较大，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的下降导致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下降。从产业角度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经济学家还包括徐现祥
13、和王海港（2020）等。关于中国经济在其高增长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下降的另一种解释来自于以林毅夫等为代表的一些研究报告。按照此种解释，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即没有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显然，这样一种解释是把就业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联系在一起，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是一大部分人（如农民）没有获得实质的就业。此外，赵俊康（2020）和刘丽（2020）等则认为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是造成工资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王云飞、朱钟棣（2020）从开放程度，劳动力市场扭曲等因素来分析要素分配的变化。从上述分析中
14、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工资份额下降问题，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然而，我们也应同时看到，上述解释大多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特点二元经济结构下无限的剩余劳动力供给。我们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会出现工资份额下降问题，那么，从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特点入手来研究此问题无疑是一个很有用的视角。与此同时，上述分析基本上也没有通过一个完整的宏观模型来进行表述。（四）从宏观模型的视角研究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规律从宏观模型的视角对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体系：新古典理论体系和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02
15、）对于当代新古典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了相当完整的综述。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主要有李稻葵、刘霖霖、王红领（2020），Li、Xie 和Zou （2000），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20），王弟海、龚六堂（2020）等。其中，李稻葵、刘霖霖、王红领（2020）实际上为我们推导出了按工资性收入比例衡量的正U 型曲线。尽管该模型考察的是二元经济下的劳动力转移，然而，它仍然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出清的，而这显然无法完整地体现刘易斯（Lewis ，1954）关于二元经济下无限的剩余劳动力供给这一假设。事实上，正如龚刚（2020，2020）和龚刚、林毅夫（2020）所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当前的中国经济，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只能是凯恩斯所设想的经济社会。在凯恩斯理论框架下，对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研究首先来自于龚刚、杨光（2020）在这方面的尝试。该文分析了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二元经济是如何导致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的下降。与此同时，该文也利用中国的统计数据，对由模型所产生下降路径与实际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基本相似。本文可以看成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事实上我们将推导出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演变的全部过程，即所谓的正U 型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