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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因何向斯大林要毒药 2010年12月24日 10:17:58 来源： 人民网本文摘自探索与争鸣，作者：郑异凡在列宁第二次卧病期间，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会晤时，在秘书离开以后，斯大林告诉我们说，列宁曾经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药。列宁快要失去说话的能力，认为他的病已经没有希望，预见到另一次中风快要发作了，不信任医生，他毫无困难地发现他们是自相矛盾的。列宁与斯大林1922年5月列宁中风，由于担心致残失语，无法继续工作，要求提供毒药，以备不时之需。列宁不止一次地向斯大林、克鲁普斯卡娅、乌里扬诺娃、秘书福季耶娃等人提出过索取毒药的要求，被直接要求执行这一任务的是斯大林。
2、政治局委员们都反对这样做，要求未被执行。列宁卧病期间确实向斯大林要毒药上世纪60年代，我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中读到，1923年2月底斯大林告诉他，重病中的列宁向他索取毒药，以备不时之需。托洛茨基是这样说的：在列宁第二次卧病期间，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会晤时，在秘书离开以后，斯大林告诉我们说，列宁曾经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药。列宁快要失去说话的能力，认为他的病已经没有希望，预见到另一次中风快要发作了，不信任医生，他毫无困难地发现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的神志完全清醒，但是他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托洛茨基对此表示反对：“自然，我们甚至不能考虑执行这个要求，格季耶（为列宁看病
3、的医生）没有失去希望。列宁还能康复。”“这一切我都对他说过，”斯大林回答说，毫无不快的味道。“但是他不想听道理。老头子在受苦。他说，他要把毒药放在手头只是在他确信，他的情况毫无希望时才用它。”那时我对托洛茨基记述的这一情节是怀疑的。因为列宁在去世之前还听克鲁普斯卡娅读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当时托洛茨基也对此表示怀疑，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列宁不可能把这样的任务委托给他已经不信任的人。他写道：当时极其怀疑斯大林的列宁怎样和为什么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呢？因为从事情的表面来看，这意味着高度的私人信任。在列宁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之前仅一个月，他在遗嘱上写下了他的无情的附言。他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几天，同斯大
4、林断绝了一切私人关系。斯大林一定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列宁不找别人而偏偏求助于他呢？答案是简单的：列宁认为斯大林是能够满足他这个凄凉的要求的唯一的人。同时，可能他是想试试斯大林，这个“专烧辣菜的大司务”到底怎样热衷于利用这个机会？不过后来看到一些资料，令人不得不相信托洛茨基的记述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上确实有过这个插曲。“如果瘫痪发展到失语，请提供氰化钾”1967年3月20日苏联作家亚力山大贝克采访了列宁的女秘书福季耶娃。福季耶娃从1918年起就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同时又是列宁的秘书，从1938年起在列宁博物馆工作。在交谈中，福季耶娃主动谈到列宁索取毒药的事情。她说：那个时候
5、我两次到斯大林那里去过。第一次是为毒药事。但此事不能写。第二次去是转交列宁关于民族的信。先谈毒药。这是在夏天（1922年）的哥尔克，列宁请求斯大林给他弄来毒药氰化钾。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事情发展到失语，那我就服毒。我想手头拥有毒药。”斯大林同意了，说：“好的。”然而，列宁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知道了这次谈话，表示坚决反对。她说，这种病常会有各种转机，即使失语也是能够恢复的。总而言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得到毒药。但又一次中风后，他再次派我到斯大林那里取毒药。我打了电话，到他家里。斯大林听我说后表示：费尔斯特教授给我写道：“我没有根据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会恢复工作能力。既然有这种诊断，我不能提供
6、毒药。”我什么也没有拿到就回到弗拉基米尔身边，转告了同斯大林的对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发脾气，怒骂起来。生病期间他往往为小事发脾气：例如电梯坏了。他大喊大叫道：你们的费尔斯特是招摇撞骗分子。用支吾搪塞的话来敷衍我。我还记得列宁说的话：他写了什么？您亲眼看见了？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看见。最后，他对我喝了一声：滚吧！我走了，但最后还是顶了一句：费尔斯特不是招摇撞骗分子，而是著名学者。数小时后，列宁给我打电话。他平静下来了，但很郁闷。对不起，我发火了。当然，费尔斯特不是招摇撞骗分子。我是在气头上说的。据苏共中央通报的资料，列宁是在1922年12月22日把她叫去的。福季耶娃在笔记本中记道：“1
7、2月22日晚6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并口授如下：如果瘫痪发展到失语，不要忘记采取一切措施以取得和提供氰化钾，作为一种人道措施和效法拉法格他还补充说：这一札记不算日记。您理解吗？而我希望您能执行此事。前面删节的话我已无法记起。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楚，因为说得很轻。我再问了一下，他没有回答。嘱咐绝密保存。”斯大林绝密文件不是捏造到了上世纪90年代，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出版了他的三部曲之一列宁政治肖像，其中也提到列宁索取毒药的事，其中有当事人的回忆，也有解密的档案文献。有确切记载的是1989年12月公布的玛伊里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的纪事。其中写道：“1920-1921年，1921-1922年两
8、个冬天弗伊里奇身体都不好。头痛，丧失工作能力，折磨得他坐立不安。我说不清是在什么时候，反正在这段时间里有一次弗伊里奇对斯大林说，他也许会瘫痪，求斯大林答应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帮他搞些氰化钾来。斯大林答应了。为什么弗伊里奇求斯大林办这件事呢？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做事果断、心如铁石的人，再也找不到他可以求其办这种事的人了。”玛伊乌里扬诺娃接着写道，“弗伊里奇在1922年5月即第一次中风之后又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请求。弗伊里奇当时认定，他的一切都完了，便要求把斯大林叫到身边呆一会儿。这个请求很坚决，大家都不敢拒绝。斯大林在弗伊里奇那里确实呆了不到5分钟。斯大林从伊里奇那里出来后对我和布哈林说，弗伊
9、里奇要求他去弄毒药，说是因为已经到了履行以前的诺言的时候了。斯大林答应了。他同弗伊里奇吻别后，就出来了。但是后来我们一起商量后决定，应当让弗伊里奇振作起来，于是斯大林又回到弗伊里奇身边。他告诉弗伊里奇，他同医生交换了意见，确信并非一切都完了，所以还没有到满足其请求的时候。当时弗伊里奇露出愉快的神情并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尽管又对斯大林说：您在说谎吧？您什么时候见过我说谎，斯大林回答道。”沃尔科戈诺夫直接引用了两份档案文件来证实此事。第一份是1923年3月21日斯大林致政治局委员的信。全文如下：绝密致政治局委员们星期六，3月17日乌里扬诺娃同志（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极端秘密地通知我，“弗伊里奇请求
10、斯大林”，要我，斯大林，负责为弗伊里奇弄到一份氰化钾并交给弗伊里奇。在同我谈话时，娜康还说，“弗伊里奇遭受极大的痛苦”，“难以继续活下去”，她坚决要求“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鉴于娜康特别坚持，也鉴于弗伊里奇要求，我同意了（在同我谈话期间，弗伊里奇两次把娜康叫来，并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我无法予以拒绝，就说：“请弗伊里奇放心并相信，在需要的时候我会毫不动摇地执行他的要求。”弗伊里奇确实放心了。不过我要声明，我没有力量执行弗伊里奇的要求，不得不拒绝这一使命，不管它多么人道和必要，谨此通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约斯大林 1923年3月21日信上有政治局委员们的批语：阅。认为斯大林的“犹豫不决”是
11、正确的。需要严格限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交换意见。书记（事务性的）不参加。此前，斯大林给当时实际掌权的“三驾马车”的另两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了一个便条，便条没有署日期，但可以推定是1923年3月17日。绝密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刚刚给我来电话，秘密地告诉我，伊里奇的状况“非常糟糕”，他病情发作，“不想、不能继续活下去，要求氰化钾，一定要”。她说想给他氰化钾，但“没有勇气”，因此要求“斯大林支持”。斯大林收信人对此作了批语：决不能这样做。费尔斯特提供希望怎么可以呢？就算没有这种希望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格季诺维也夫 列加米涅夫这两封信标示的日期比福季耶娃和
12、玛乌里扬诺娃所说的日期晚好几个月，并且出现难以解释的现象。第一，1923年3月17日列宁已经失语，他是通过什么办法让斯大林明白需要氰化钾的，并且从斯大林的信可以看出，有时候是斯大林同列宁单独“交谈”的。第二，列宁在1923年初建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3月5日又致信斯大林，提出断绝私人关系， 此后又没有看到斯大林的道歉表示（斯大林写了道歉信，但因为列宁病倒，没有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怎么可能把如此重大的任务交给他所不信任的人去办！第三，斯大林信中说，“她（克鲁普斯卡娅）说想给他氰化钾，但没有勇气。”给人的印象，好像克鲁普斯卡娅手头已经拥有氰化钾。但另一封信中又说，列宁要求斯大林“弄到并交
13、给弗伊里奇一份氰化钾”，可见当时列宁或克鲁普斯卡娅手头都没有氰化钾。这是相互矛盾的。不过，从当事人的回忆和解密档案，可以肯定几点：1.列宁在中风后曾多次索取过毒药，第一次大约在1922年5月。2.列宁的要求是通过秘书福季耶娃、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或妹妹乌里扬诺娃提出的。3.委托斯大林弄来毒药并执行。不同资料提供的时间差异较大，比较可信的说法似乎是1922年列宁第一次或第二次中风之后，因为这时候列宁可以用语言直接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且这时候委托斯大林去办也比较合乎逻辑。当然，由于列宁曾多次提出过毒药的要求，也可能1923年3月17日是最后一次向斯大林索取，由于是旧事重提，可以不费口舌。在斯大林原信的复
14、印件上，日期是清楚的，不像是捏造的东西，并且也没有捏造的必要。“如果不能继续为党服务，应像拉法格夫妇般死去”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不是发病后才萌生的，他在同福季耶娃的谈话中提到“效法拉法格夫妇”。这指的是保尔拉法格和妻子劳拉（马克思的女儿）自杀一事。1911年11月他俩服氰化钾自杀。拉法格在遗书中写道：“趁现在智力健全，记忆良好的时候自杀，以免无情的衰老接二连三地夺去我的生命中的全部欢乐和满足，摧毁我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能力，瓦解我的精力和意志，使我成为他人和自己的负担。”列宁曾经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拉法格夫妇的葬礼上发表演说。克鲁普斯卡娅就此事写道，他们的死亡给弗拉基米尔留下强烈的印象。列
15、宁说：“如果你不能继续为党服务，就应当面对现实，像拉法格夫妇那样死去。”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非常悲伤。他在悼词中说，“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恩格斯认为，猝然逝去的结局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一种安慰，马克思不会愿意像废人那样活着，苟延残喘，去为医学增光。1883年3月15日恩格斯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说：“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的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还能保证它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对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守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唐达鲁士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王，因侮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身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