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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史资治通鉴中国史书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司马迁（前145前86年）首创纪传体的史记，司马光（10191086年）又在纪传体的基础上将编年体形成为完整的体例。两个人虽然相距一千余年，但两部史书却把中国的历史从黄帝到五代联系起来，并建立了两种不同但有密切相关的体例，一直影响至今。 在资治通鉴这本史书编纂之前，司马光已经编撰了从战国到秦二世的通志八卷，并于1064年进呈宋英宗，备受赏识，于是由皇帝降旨为他特设书局，令其扩大范围，继续进行编撰。司马光乃转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通史的编撰工作。在其助手刘?、刘恕和范祖禹等的通力协助下，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开始工作。在工作过程
2、中，先由几位助手将司马光提出的“提纲”整理成“长编”，再经司马光修订润色完稿，以日改三卷的速度进行，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全书告成，历时十九年。书完成后，初名通志和历代君臣事迹，但经神宗阅后，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乃赐名资治通鉴。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又根据剩余的材料，撰成通鉴考异三十卷和通鉴目录三十卷，以备查对和检索之用。资治通鉴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止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9年）。分为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
3、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取材除十七史之外，还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多种资料。全书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展示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为后世史学的研究和撰写提供了重要资料和评析意见，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其主要缺点是内容偏重于政治、军事，略于经济、文化，并墨守着儒家的传统思想观点。有关本书的独到之处，概述如下。第一，资治通鉴，在已有十七史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编年体的传统，以纪年对史实加以系统整理，并吸取纪传体的长处，使编年体更为完整和系统化，为后世撰写编年体史书树立了新的体裁和范例。第二，以史为鉴，供资治而作，这在他的进表中已言之备详。书中选取了有关国家兴衰，生民忧戚
4、，“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政治历史事件，并加以评说，供统治者施行和巩固其统治参考，以达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目的。第三，史实准确，持论公正，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春秋笔法”。在此书的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史书、文集，据说所参阅的书籍达三百多种，往往一事据三、四种资料写成；并通过通鉴考异以订正事实。其中的“臣光曰”，表明司马光对人对事的观点和评述，大多数也是比较客观、公正、准确的。第四，行文生动优美，结构谨严，文笔精辟、简明，对问题写得绘声绘色，脍炙人口，不失为优秀的文学佳作。不记怪异和荒诞、离奇故事，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但是，资治通鉴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全书贯彻正统思想，这同司马光的保守
5、思想有关；在取材方面，多于政治，略于经济、文化，也是此书的不足和局限。资治通鉴的注释，主要有宋末元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初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正，也为通鉴的拾遗补缺和刊正错误做了一些工作。（引自辞海三卷本（中）第3766页）附：续资治通鉴在资治通鉴问世之后，又有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史书问世，现仅以续资治通鉴为例，做些说明。续资治通鉴，为清毕沅（17301797年）与其门客邵晋涵、孙星衍等利用宋辽金元四史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和通鉴纪事本末等书的有关资料编撰而成，共二百二十卷。编撰了自宋至明初的一段历史，包括了宋、辽、金、元四朝，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止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共四百余年的历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衔接，也是对历史学的一大贡献。此书在目录上将辽金西夏三朝排斥在外，但实际上都写在此书中，并将辽、金二代的大事与宋史并重。从宋史与元史的比较来看，写宋史较多，元史较为简略。在书的本文之下分注考异，供读者参用。其缺点是多录入旧史原文，缺乏熔炼剪裁；有的内容及考异，也有错误和不精详之处。史记和资治通鉴，堪称史学双璧，各立体例，其中史记尤为独创。这两部史书，为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资料，也为史学工作者树立了撰写史书的范例，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