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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者来信 2004年第33期（北京） 柳叶刀投资银行家的年薪做财经记者以来，遇到的年薪最高的人都是投资银行家。1998年汪潮涌辞去摩根士丹利北京首席代表一职回国创业，当时媒体报道说，汪自称年薪接近百万美金，并对很多所谓“毅然决然拒绝高薪而回国”的人士，表示出某种不屑，大概意思是你们那点钱有什么好拒绝的。就有人不忿，想你不过一驻京办主任，怎么会有如此高薪？就有相熟的媒体记者，谈笑间以此事相询。汪潮涌还当场掏出一纸凭证，上面清清楚楚注明，汪在大摩的年薪是995万美金。这在美国也是无可争议的高薪。UT斯达康首席技术官黄晓庆原来是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陆弘亮创办UT时邀黄加盟，黄有点动心，说，我很贵的，
2、你可能请不起我。黄晓庆的老板曾称黄是他在贝尔实验室工作20年见到的最优秀员工。那么黄晓庆在贝尔实验室的年收入是多少?9万美元左右。光大集团一位分析师告诉笔者，国内收入最高的投行分析师应该是多次荣膺亚洲最佳分析师的谢国忠，年收入有两三千万元人民币的样子。谢是摩根士丹利亚太首席经济学家，也有人说他的年薪应该是150万美金。去年本土媒体评出的中国最佳经济分析师是许小年，当时他在中金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现在已经投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欧的人说，许小年年薪和在中金时差不多，都是五六十万美金。有许小年早年故知听说后，对笔者感慨，许当年在美国一个不出名的高校任助理教授，生活简直可以用清苦形容，怎么进了投行就
3、身价百倍呢?那是他没有听说过华尔街的一句话：“投资银行家的年薪比总统还高。”(石家庄） 田学斌最可怕的是迷信个人偶然翻旧报，看见中国科协的两次调查结果：有14的中国公众相信算命。这么多“迷信”人口，是不是很可怕?未必。与人们对科学的认知相比，相信迷信者数量的确可观，但是持续的时间短，具有非常大的随机性，更多时候只是为心灵找个寄托。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上看，最大的迷信不是对鬼神的迷信(这应当是中国科协调查的主要内容)，而是对人的迷信。人的力量不够强大，不能改造自然，我们硬要与天奋斗；几个经济机构不足以解决社会的所有供给、需求问题，我们却要实施计划经济；一人或一个集团的力量不足以把握一个国家的方向
4、，历史上我们却尊崇皇帝，大搞个人崇拜种种史实告诉我们，对人的迷信而不是对鬼神的迷信，是拖累中国长期不发展的根源之一。作为两院院士，王选曾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他却老老实实地说：“在高新技术领域千万不能迷信院士。”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也老实告诉大家，尊重知识，但不要迷信任何学问。假如谁说他穷尽了真理，登上了科学的巅峰，你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得出结论：这是个骗子。(江苏) 晏丘谁在“创建”民企我们这几是苏北一个县级市，现在这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据我市新闻中心7月份发布的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们市“平均每天诞生民营企业24家、个体工商户140户，新增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总数是改革开放25
5、年来的总和”。但从镇村干部那里得到的却是：有60一80新注册的民营企业没有厂房，没有工人，没有设备，没有资金，甚至很多“民营企业主”自己都不知道已经成为“老板”。为了“争创民营经济第一大市”、“争当老板市”，市委市府限时限量要求基层镇村干部完成创建民营企业的指标，基层不得不挖空心思“创建”民企。比如把拖人力车的注册成人力资源业，把现有的企业重新注册一次。更有甚者向亲属借一张身份证，花320元把亲属注册成“民营企业”的“老板”。这么多“老板”、“民营企业”，只是在统计报表中有意义，对发展民营经济的初衷：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活跃市场、增加财政收入恐怕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央政府关于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
6、导非公有制经济”，也不是这些赶鸭子上架的发展方式吧？现在，镇村干部和那些一不小心当上“老板”的人担心同样一个问题：今年这些民营企业的年检怎么办，税费怎么缴！(北京) 钱振文消失的味道老婆孩子从桂林旅游归来，照例带回家一大堆的地方特产，打开一盒桂花糕，小心地把一小块放到嘴里，像早已预料的一样：难以下咽。之所以早有预料，是因为这已经是惯常的经验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好像所有的地方名吃都变得难以下咽：不管是北京果脯还是天津大麻花，不管是德州扒鸡还是保定酱菜，这些昔日普通百姓难得一吃的“好东西”，好像全都失去了光彩。其实，现在几乎所有的食品都难以吊起人们的胃口。每次到饭店吃饭，去哪吃、吃什么都是人们最
7、难做出选择的事情，点菜成为人们最头疼的事，人人都懒得费劲，因为，不管你点什么菜，一律都不会合你的口味，怎么都不会是在家里能吃到的味道。于是乎，会点菜、能让大家都吃好的人成为饭桌上最受人尊敬的人，于是乎，一个斫的职业应运而出，那就是点菜师。人们都在纳闷，过去那种喷香的味道、甜美的味道，一切一切诱人的味道都哪里去了呢？我想，所谓“好东西”的韵味，全在于时间和空间的独一无二性，而现在，你可以在任何季节很轻易地买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各种食品，于是，味道也便不可避免地消失了。(上海) 张业松“学院清流”信用破产一段时间以来，一件事情在网络上和平面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招收博士生
8、，面试时刷掉初试考分第一的考生，录取经降分入围者，落选的江苏籍甘姓考生发文到网上鸣不平。有媒体试图把话题引向一个滑稽的“高度”“谁来监督博导的自主招生权”?朱苏力自己和几位博导出面捍卫招生自主，效果适得其反；网上“学术打假”名流方舟子也连续发文攻击朱苏力和北大，引发了网上的一场“跟着方舟子干革命”的热潮；至于有“处长”出而蔑言：“这些教授调子都很高，但都是彻底的俗人而已，掩耳盗铃罢了。”从中，“官”的幸灾乐祸和借力自壮其心昭然。这件事已经闹了好些天了，我一直在关注。感慨中国社会人心之恶，所谓“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别人”达到了极端，朱苏力等“学院青流”不仅说话没人听，连续多年学术努力下积累起来的学术人格也遭致极端化的质疑，可谓完全“信用破产”，实在堪忧。而所有以“公正”的名义对博士招生这种“软权力”提出的要求，最终都会加固在教育领域官方干预的“硬权力”上，导致网民对民主追求的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