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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新的认识水平上走向分配公正从公务员工资制度入手，次第展开的分配制度改革，意味着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力度”的精神，从认识层面落实为实际政策，数千万公务员将率先从手里的工资单切实感受到这次利益关系调整。公务员工资改革固然重要，而逐渐清晰起来的收入分配改革“路线图”更引人注目。据相关人士透露，“路线图”除了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之外，还包括建立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收入分配秩序、加快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加大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从透露出来的内容看，这个“线路图”涵盖了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对分配秩序的规范整顿三个方面，体现了分配制度改革的系统性。
2、二次分配和分配秩序整顿，虽然不像工资条上的数字那样直观，但经过十几年市场经济熏陶的人们，一样能理解它们的重要性。解决分配公正问题，最终调整的是社会成员占有资源的比例，在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完成这个任务，不是在初次分配环节发钞票就能够胜任的，需要通盘考虑和政策“组合拳”。市场经济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按劳分配”形成的收入不平等不会过于严重；收入不平等最集中地体现在按要素分配方面。资金、土地等稀缺生产要素产生的大量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差距，是最大的收入差距。当前分配差距的表现形式，从收入差距延伸到财产差距。二个多年改革开放中，社会成员积累的个人财产各有不同，在劳动报酬之外，投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越来
3、越大。面对按要素分配、既有财产差异、投资收入等新的收入差距表现形式，初次分配无能为力，需要二次分配手段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二次分配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与直接决定收入数额的初次分配不同，它提供的是一个公正的起点，在相同的税收标准下，不同素质的劳动者，不同竞争力的企业可以有不同的最终收入。走在现代化道路中途的中国，发展仍然是她的硬道理。注重社会公平的同时，不能忘记效率。一寸大小的蛋糕分给13亿人，无论分得怎样公平也填不饱肚子。在一个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绝对平均主义的记忆离去不过20多年的国度，需要有一个声音时刻提醒人们：我们需要共同富裕基础上的社会公正，不要退回共同贫穷的绝对平等。实现社会公平
4、的善良愿望，要靠理智的手段。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要求是提供社会保障，防止绝对贫困；以税收于段调节相对贫困。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促使流转税制向所得税制转变，完善累进税制；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广大农村和农民；满足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改革分配制度，解决收入差距的当务之急。用二次分配手段调整收入结构，操作难度远远大于初次分配。收入不透明，财产说不清，靠税收调节收入水平就是一纸空文。分配制度改革“路线图”把规范整顿分配秩序列为重要一环，抓住了建立合理分配制度的关键。国家发改委草拟的改革方案已经考虑到了分配制度基础建设问题，提出要建立个人收入监测体系。建立个人
5、财产申报制度，也是各方面热议的话题。行之有效的改革都是系统的整体变迁。建立起严密的收入监控系统，可以使税收手段在收入调节中发挥基础作用；严密税收监控，税基扩大之后，一方面可以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保证；一方面为调低税率创造了条件，以较低税率刺激创业，提高就业率，又反过来改善了初次分配环节劳动者的收入状况。将所有经济活动纳入税务监控，杜绝“地下经济”活动；各种类型的收入纳入合法渠道，财产状况透明，分配制度的良性基础能否建立起来，是分配制度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推进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凝聚最广泛的共识。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前中国面临的公平问题，同时也是效率问题。收入差距过大，既是“公平”的敌人，也是“效率”的敌人。既往发展模式延续计划经济的特征，不是依靠收入分配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是依靠减员增效、降低工资成本来提高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居民达到基本温饱后，进一步需求被抑制，扩大和利用国外市场就成为必然选择。发展的终极目的是国民素质的提高，低工资低成本竞争，不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也与中国的社会性质不相适应。尤其是依靠扩大对外贸易来弥补内需不足的发展模式，毕竟是有限度的。2005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63，不仅受到国际贸易条件制约，也受到国内资源和环境的制约。这些方面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这也是2003年以来党和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免除农业税、扩大社会保障等重大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