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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邹韬奋报刊思想之“容受性”研究1936年6月28日，邹韬奋在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一文中明确指出：“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这里，他把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提出来，作为发展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足以表明其为大众服务的思想及其准则。“容受性”，事实上代表的就是民众的利益，他们容纳什么，排斥什么；接受什么，反对什么；欣赏什么，鄙弃什么；感激什么，厌恶什么；需要什么，不要什么等等，总之民众的一切健康、正当的要求，均在二者中有所体现。报刊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大到编辑思想、服务精神、编辑业务、职业道德、经营管理，小到言论的撰写
2、、读者来信的处理、广告的刊登、遣词、造句、修辞等，都必须以体现人民大众的利益为要求。一、服务精神（一）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是韬奋新闻出版思想的精华。早在1925年，韬奋就提出了“服务上之彻底精神”的要求。他主张办报要为大众利益服务，强调办报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要照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称读者的参与是报纸的“维他命”，要以读者为师，“且做且学、且学且做”。报纸要替群众说话，成为“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进而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报纸”。他认为“只有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韬奋在自己的新闻生涯中，之所以能够始终不渝地坚守为大众服务的目标，就在于他较早地
3、确立了为大众服务的人生价值观。可以说，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新闻记者要树立群众意识的问题。（二）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始终统帅着韬奋的新闻出版事业。在筹办生活日报时，韬奋说：“本报注重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不以赢利为最后目的。”“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在编辑报刊的服务对象上，韬奋的着眼点也逐渐从市民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城市其他劳动者，把自己的服务对象扩大到除汉奸、卖国贼之外的“最大多数的群众”。他主办的报刊都是以“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们的服务精神”服务于大众和读者，典型的
4、例子是全民抗战在尽力通俗化的前提下，另出了“战地版”、“通俗版”，充分体现了邹韬奋对供应大众精神食粮的高度重视。韬奋还采用低廉的价格和灵活多样的发行方式，他不轻易提高报刊的售价，尽力以低廉价格让更多的读者分享到精神食粮；主张生活日报采用中型纸或小型纸，便于读者保存、携带、检阅；宣称生活日报要冲破“中国人民大众，教育不普及，购买力极低”，“许多人不能看报纸，许多人能看报纸，而买不起报纸”等难关，而深入最广大的群众之中。（三）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是韬奋新闻出版工作努力的三原则之一。譬如读者来信，韬奋把看读者来信当作“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它往往“把读者的事看作是自己的
5、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生活期间，韬奋每天要收到100多封读者来信。最初，每封来信他都自己拆阅和答复，后来来信实在是太多了，他才确定几个人专门负责处理来信。他为读者提供信息，交流思想，组织读者参加社会活动，为他们代购东西，并风趣地称采购的同志为“马路巡阅使”。韬奋对读者的无限热诚，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和信任。他成为读者的“好朋友”，读者也是他的良师益友。广大读者把刊物看成是自己的刊物，不但自己订阅，还要传给下一代；不但自己受到教育，还用报刊上的道德去教育别人。二、编辑业务（一）努力创办各种报刊，满足不同阶层文化需求。在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的指导思想下，韬奋认为报刊一定要成为对
6、读者“有益的精神食粮”，成为读者“常在进步途上的益友。”在韬奋的指导下，生活书店一方面出版比较专门的学术著作，如世界文库、世界学术名著译丛、百科小译丛等，以满足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大量出版了适合工农大众和青年学生阅读的书刊，如青年自学丛书、新知识初步丛刊、少年文库等。这些书刊从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为不同阶层、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提供了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抗战爆发后，为了配合形势需要，生活书店又以广大军民为对象，出版了大量抗战文化书刊，如著名的救亡丛刊、战时教育丛书等，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大大推动了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二）办报刊要有创造精神，形成报刊的个性
7、与特色。还在生活周刊创办之初，韬奋就提出：“我们深信天下无十全的东西，最要紧的是有常常力求进步的心愿。”后来在经历一书中，他又总结了办报刊的经验，认为办报刊“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精神”。他反对雷同和模仿，把这类刊物称作“尾巴主义的刊物”。他说：“没有个性和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他取舍稿件的标准是“有价值和有趣味”，既反对老生常谈，也反对滑头面孔，而是提倡把有益、有趣结合起来，寓教育于趣味之中。同时，邹韬奋在编排刊物注意编制的研究化 (帮助读者了解新闻背景和前因后果)；思想的统一性 (言论、新闻和副刊采取一致的思想态度)；内容的广泛性 (反映民众多方面的生活) 。韬奋还力求
8、照片和插图的醒目。这些，都受到了读者的赞许。韬奋曾说创造的益处“就是我们可以独出心裁，想出新的办法来适合我们实际上的需要，使我们进步得更快，使我们得到更圆满的结果。”（三）文字和内容上力求大众化，文风要“明显畅快”。1927年3月，韬奋接办生活周刊之初，就在本刊与民众中郑重提出：“本刊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的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1936 年，韬奋在生活日报上提出：“它的内容应该力求大众化，应该极力接近大众，使大众看得懂这个报；使大众感觉到这个报对于他们的知识、经验以及一切日常的生活，都有益处；使大众感觉到这个报是他们的生活里不能离开的一件东西。”他办报刊的目的，在于要使一切初识字
9、半通文的孩子们、农夫们、工友们、妇女们，都能够看得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大众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面来；只有这样，生活日报才是大多数人的报纸，而不是少数人的报纸。”在当时的中国报界，完全用语体文来写新闻的报纸还没有，邹韬奋能适时提出这种观点并且创办了生活日报，可谓进行了大胆尝试，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四）重视言论。韬奋所主办的所有刊物，每期都有他所写的言论，诸如社论、笔谈、短评和小言论等。这类文字，“切合于当前所注意所要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他认为，言论的写作，一是要为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说话；二是除社论外，还要有各种专门问题的论文；三是短小精悍；四是语言通俗；五是为群众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不要公式化
10、的空洞文章。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有正确的立场。而他“每周最费心血的”是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针对广大读者最关心和最焦虑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语言简洁通俗，文笔犀利，针贬时弊，因此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以至于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这栏的文字。正如陈毅评价的那样，这些“小言论”，“竖旗文坛，横扫千军，刺透反动派的肺肝，尽了大众喉舌的光荣职务。”（五）提出理想编辑的四个条件。在征求一位同志的文章中，韬奋谈到了他心目中编辑的四个条件：一是品性“大公无私”。韬奋认为这一点是最最重要的，在言论方面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编辑的动机要绝对的纯洁，
11、绝对不肯夹杂私的爱憎私的利害在里面，绝对能秉着自己的良知说话，不受任何私人或团体的指使威吓利诱，或迁就私人的情面而作违心的言论；二是“锐敏的观察与卓越的识见”。编辑遇着一件事或是一个问题，不要人云亦云，总要运用自己的脑子深入地思考一下；三是“文笔畅达”。编辑不仅要能改稿，还要能写稿，心中想的东西能在笔下表达出来；四是“至少须精通一种外国文”。编辑要注意“搜集材料，贮蓄思想”，要在平时多阅读中外书报，所以要求至少精通一种外国文。 此外，他提出编辑要甘做“小花匠”、“垫脚石”、傻瓜和无名小卒，没有甘当无名英雄的品质，就绝对不可能做好“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工作。为了编好报刊，他强调新闻报道要快，能
12、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消息“捉” 到手。他“取稿凭质不凭名”。他说：“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他还强调校对工作，不允许刊物上有一个错字，对于准备发表的文稿，他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他所不懂或不称心的，就随便发排。他还经常征求读者的意见，倾听群众呼声，不断改进编辑工作。这些都是韬奋编辑工作的宝贵经验和思想。三、职业道德 （一）大公无私。“大公无私”是韬奋高尚职业道德观的思想基石。韬奋曾说：“生活的生命，就是完全大公无我的对社会服务的精神组成的。”所谓“大公无我”，就是视事业如生命，真诚服务，无私奉献。他认为：“天下最
13、可鄙的是自私自利，天下最可敬的是为群为公。”他在经历中进一步诠释道：“我服务于言论界者十几年，当然有我的主张和立场。我的立场是中国大众的立场，我的主张是自信必能有益于中国大众的主张。”正因为如此，他把大公无私作为对新闻出版工作者提出的四条要求的第一条。无论是撰述言论、接受稿件还是对人对事，韬奋都能出以公心，决不讲情面，循私情。他认为，大公无私并不难做到，只须立志做去，用不着什么特殊本领，是人人应该会的。原因在于他做事情是为了新闻出版事业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为了社会公共事业去奉献，人生便有价值，便觉值得奋勉，便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倘若我们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个人的地位原是无足轻
14、重的事情。”因为他“不是为着自己的地位干，是为着社会的或大众的福利干”，所以，才能够只知道“乐此不疲”地干工作，而鄙薄和反对那种争名夺利的行为。（二）集体主义。集体主义职业道德观是韬奋在新闻实践中逐步树立起来的，特别是 “九一八” 事变之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斗争实践中，他日益感到：“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一切利害的中心，以个人自由为标榜。”而集体主义则以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中心。自由的取得，必须团结大众，“做集团的斗士的一员”，进而争取民族的解放。所以，“我们要应现代中国的大众需要，就必须克服个人主义，服膺集团主义。”抛弃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是韬奋思想发展过程中一次重大
15、的转变。正因为韬奋有了集体主义的道德观，所以在敌人的诽谤、恫吓和威胁面前，在敌人的物质、地位的引诱面前，能够做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个人生死荣辱早置度外；正因为韬奋有了集体主义的道德观，所以他在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经营蒸蒸日上的时候，想到的是如何发展事业，更好地为大众服务，从不为个人的升官发财动半点心思。他告诫广大青年，在人生修养上，尤其应加强集体主义的道德修养。他说，修养不应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要注意到社会性；是前进的，不是保守的；是奋斗的，不是屈服的；是要以集团一分子的立场，共同努力来创造新的社会，不是替旧的社会苟延残喘。”（三）社会责任。韬奋的报刊一直洋溢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经历了从社会
16、改良到社会革命的跨跃。20 年代中期，他主编生活周刊时，认为报刊只是努力帮助人们“敬德修业”的好朋友，这是他初期受改良主义影响所形成的朴素愿望。随着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国难当头，韬奋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以一个先进的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生活周刊从此改变为以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为主，进而鼓吹救亡抗日。这是韬奋社会责任感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在具体的办刊的过程中，韬奋在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自觉抵制一切低俗的习气，为新闻工作者树立了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的榜样。他曾抨击当时报界流行的“低级趣味的弊病”和“凭空捏造、毁谤诬蔑”的现象，是“新闻记者的道德完全丧失”的表现，是一种“恶劣习性”。针对有人认为，报刊登载低级趣味的东西可以增强其吸引力。韬奋认为：“引人注意是一事，报的内容是否值得一看又是一事。倘若报的内容没有阅看的价值，徒然引人注意也是没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