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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记者挨打变成自由的阶梯记者挨打的原因很简单。在极左型专制时代，记者不会挨打，那时记者都是宣传干事，要你朝东你就朝东，要你朝西你就朝西，彻头彻尾的驯服工具，所以，人家不屑于打你，犯不着打你，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力量。 到了法治时代记者也不会挨打，那时每个人都是大写的人，人权受到严格保障，任何人身侵犯结果都可能进监狱，所以，那时谁也不敢打记者。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代记者常常挨打，那就是军阀时代。那时记者被称作无冕之王，没把权贵放在眼里，什么都敢报，什么都敢骂。大公报就是典型，左右开弓，对国共两党都骂。但那时记者的腰杆硬，权贵的权杖也硬，硬碰硬，就常常碰出事来。现在中国的记者为什么常常挨打？原因就
2、是，完全不自由的时代记者不挨打，完全自由的时代记者也不会挨打，只是在终于有了一点点自由、但自由极有限的时候，记者才会经常挨打。新闻自由的扩展，意味着强权的被压缩，而强权当然不甘心自己被压缩。记者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跟强权冲突，不可避免地要经常挨打。但是，这个时代毕竟不是极左型时代，不是强权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时代。权贵固然可以打记者，固然有足够的资源对付记者，何况他们还可以动员黑社会。但问题是，他们很难打记者而不付代价。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早不是谁可以一手遮天的了；即便在体制内，也早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健康力量和不健康力量之分。即便不健康的力量之间也有激烈的利益之争。所以，谁一旦做了脏事，很难不留
3、下把柄捏在别人手上，尤其是捏在跟他对立的一方的手上。而谁又敢担保自己在政坛上、在社会上没几个竞争对手呢？我这不是纯粹的逻辑推导，我的这些断言是有铁的事实支撑的。不仅是七品芝麻官往往因为打记者而在仕途栽了跟头，甚至有相当级别的官员，上任之初因对媒体过于颟顸强横，而使自己声名狼藉。现在跟过去不同的一点是，过去越是敢于得罪老百姓的官员，越容易得到提拔，整个官员评价体系似乎往往跟民意对着干。现在这点似乎有很大改观，提拔谁不提拔谁似乎要看看民间的口碑了。太不得人心的官员，仕途往往就要受到影响。这其实是最好的训政，对官场有很好的示范效应，可以让很多官员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以后在跟媒体、跟记者打交道时，更聪明
4、一些，更包容一些，更友善一些。当然，积重难返。这样善于学习的官员，总体上还是不多的，绝大多数官员还是只会过去的那一套，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那一套。他们权力太大了，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容易藐视一切，以为没有什么是自己摆不平的。所以，你听话最好，不听话老子整死你信不信？这应该是相当多的官员的惯常心态。但是，记者挨打也不完全是坏事，挨打恰恰说明我们的社会进步了。我们是因为争取自由挨打，是代表自由挨打。他们恨我们了，他们怕我们了，他们打我们了，恰恰说明我们开始成为一种力量，自由开始成为一种力量。他们再不能视我们为无物，视自由为无物。他们要打记者，要制造事件，那就尽管去打，尽管去制造事件吧。这样的事件越多，
5、他们的代价越大，受到的教训也就越大。所以，用挨打来训政，也是整个训政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挨打中进步，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的阶段，怎么都不可能绕过去的。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妨做好挨打的心理准备。但这绝不是逆来顺受，绝不是任人宰割，而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自我牺牲精神。每挨一次打，都不能打了白打，都绝不能私了，无论什么诱惑都不能私了，只要挨了打就应该尽可能立即公开，尽可能动员社会舆论，把舆论上的反击最大化，让对方的代价最大化。让他们每打一次记者，自己都要伤筋动骨，这样他们的后来者才不敢轻易效法，我们的同行乃至我们自己以后挨打的几率才会越小。记住，这次你挨打私了了，你就等于是为自己的同行乃至自己本身下次挨打准备陷阱，就等于把自己摆到了与对方同谋的地步，那你就不仅保不住自己挨打的光荣，反而要蒙受耻辱，你就会一直成为同行和后辈蔑视的对象，这种人格上的自我轻贱，千万不可以的。这样做去，挨打就一点不可怕，每一次挨打，其实都等于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准备了一个阶梯。（作者为南方周末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