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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空间与阶级道林?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通常被视为王尔德唯美主义的宣言。国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小说中的唯美主义观念的分析（沈婉容的一场“惊世骇俗”的美学实验浅析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王强的道林?格雷的画像：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等），或是对于道林?格雷进行弗洛伊德或者拉康式的心理分析（如马翔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一种拉康式的解读，李瑞雪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斗争浅析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主要人物等）。本文尝试将此文本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语境中观察，从19世纪晚期伦敦城市空间与阶级的角度将它嵌入当时更宽广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目的之中，以希望能够做出新的阐释。传统观念中空间的物质感，往
2、往给人一种客观性、必然性和实体化的感觉，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理论刷新了人们对空间的认识，他认为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化与转型以及各种社会经验的产物，就其生产性地位作用而言，空间也同时作为一个生产者，成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个组织部分。本文借助这一空间生产理论试图回答两个问题：（1）19世纪晚期英国阶级状况在这部小说中如何得到表征；（2）出现此种表征方式的原因。 一、伦敦东区与道林?格雷19世纪末的伦敦已经完全按照城市的商业生活来运作，是英格兰作为城市现代化的中心及“普遍富裕”制造者形象的缩影，是丰裕、进步、品味的聚集地。此时伦敦的黑暗面形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反意象伦敦东区，主要是港口区、工业区、
3、工人住宅区和移民区。特别是小说中提到的“白教堂”（Whitechaple）地区情况尤为糟糕，这里容纳了狄更斯笔下令人难忘的孤儿，肮脏腐败的贫民窟和妓院，这里也挤满了贫困潦倒、体弱多病、流离失所的劳工、小偷和吸毒者，生活环境治安条件极其恶劣。伦敦西区的上层生活和东区的下层生活同时并存，这种紧邻关系使任何一方不可能忽视另一阶层，也使伦敦的社会分层从不可视的社群分类或意识形态的分类变成可视的城市空间结构。小说中的美少年道林?格雷是上层社会贵族的一员，在亨利勋爵的享乐主义哲学诱导下希望永葆自己的青春美貌，他纵情享乐，一天天地堕落。而伦敦东区这样一个阶级空间贯穿故事的始终，道林的堕落与他和伦敦东区的关系
4、形成对应，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道林?格雷作为局外人对伦敦东区毫不关心。他第一次见到亨利勋爵时提到伦敦东区的白教堂是因为他忘记了和阿加莎夫人的约定，没有去白教堂的俱乐部为底层民众表演钢琴二重奏。之后在亨利的影响下，他拒绝了阿加莎夫人其他慈善活动的邀请。这时的伦敦东区对于道林?格雷来说只是贵族圈子里的社交活动，对于贵族所谓的慈善事业他并不关心。伦敦东区贫民窟的阶级异质性并不吸引道林，去“白教堂”弹钢琴这样的慈善行为与参加聚会、看歌剧、谈论艺术等行为一样都是伦敦上层社会高雅之士内部互通的交际圈的社交而已。此时的道林“身上充满了青年人的全部率真和纯洁的激情，给人一种一尘不染的感觉”。1第二阶段
5、中，道林?格雷作为闯入者进入伦敦东区。这时对于他来说，伦敦东区不是城市的一部分，而是观照对象，是一种上层英国人与底层的无产阶级发生关联的方式。道林?格雷第一次进入底层人的生活时抱着强烈的好奇心，以冒险猎奇的方式进行。他对新鲜经验的好奇与欲望使他“决心去找点刺激”2，于是“信步往东走，很快就在肮脏的街道和寸草不生的黑沉沉的广场上迷了路”。3可以说这时的道林来到了伦敦东区，也踏上了堕落的迷途。在这个新奇的地方，道林尝试着跨越了阶级的鸿沟，与一位底层社会的女演员西比尔订婚。不过西比尔的美好只是出现在扮演莎士比亚的人物时，一旦她脱离上层社会文化品位的装饰，脱离莎士比亚的戏剧，马上还原为一个低等庸俗的三
6、流演员。这种被装扮的爱情只是道林在东区猎奇的收获而已，突如其来的痴心在她演出失败之后迅速退潮。得知西比尔自杀，教养良好的贵族们忙着撇清关系，避免陷入丑闻。贫民窟的存在毫不留情地暴露出那种工业文明下面阴暗的根基。当道林将刀刺入巴兹尔的动脉时，贵族优雅的面纱被彻底扯破，暴露出支撑着他们的暴力。第三阶段中，道林?格雷作为沉溺者陷入伦敦东区。东区庸俗、丑陋、劣迹斑斑的世界成为道林双重生活的一部分。在伦敦西区的贵族阶级中，许多人认为道林?格雷身上具有“结合了学者的真实修养与世界公民的优雅、出众以及完美的风度”4，他要建立某种新的生活纲领，内含理性的哲学，有条有理的原则。在伦敦东区的贫民窟里，他的行为完全
7、不同，在下流场所和外国水手吵架，与窃贼和造伪币者来往。如果说伦敦东区的贫民窟是贫穷粗野，具有破坏性的，那么它也是游戏、诱惑、幻想的场所，是从贵族道德规约、出身等级的专制下的一种解脱。那里地狱般的鸦片馆与道林不能克制的毒瘾影射了底层社会对于贵族阶级的诱惑。道林不能自拔地沉溺在东区的各种罪恶中，寄希望于用新的罪孽摧毁旧罪孽的记忆。青春不老的完美容貌和巨额财富所遮蔽的是他的“冷酷无情、一心作恶、心智污秽”。5伴随着道林的堕落是他与伦敦东区也就是底层社会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从局外人到闯入者直至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正表明，越靠近伦敦东区就越危险，越接近下层社会道德就越败坏。小说中伦敦东区与伦敦西区的并置描写更
8、增强了这种印象。当道林冷静地抛弃西比尔之后，他在伦敦东区看到“凄凉的黑沉沉的拱门和阴森森的房子；声音嘶哑、笑声刺耳的女人曾追着招呼他；酒鬼曾骂骂咧咧、踉踉跄跄地从他身边走过，像狰狞的猿猴；他看到了奇形怪状的孩子挤在门口的台阶上，他听到了阴郁的院落里传来尖叫和咒骂声”。6而当他来到伦敦西区的考文特花园时，他看到“满载着摇头晃脑的百合花的大车，隆隆作响的在光亮的空荡荡的街上，缓缓驶过。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花儿的美丽仿佛稍稍缓解了他的痛苦。一长队男孩子扛着一筐筐带斑纹的郁金香，还有黄色和红色的玫瑰，在他面前的大堆玉绿色的蔬菜间穿行”。7贫民窟里鬼魅般的无产者在这里变成了辛勤的劳动者。东区的阴暗和
9、西区的明亮形成强烈对比。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对当时社会贫富分化的阶级矛盾及其成因有清晰深刻的见解，但总体来看小说中对东区作为罪恶堕落之源的表征与当时上层社会对伦敦东区的印象是一致的。然而，如果我们离开贵族们“天然长上”的主人意识，近距离重新观察伦敦东区，则会发现它呈现出另一种风貌。马克?布罗迪通过对1885年到1914年伦敦东区的政治状况研究，认为类似的关于伦敦东区的印象并不准确。从经济方面来看，伦敦东区的经济状况并非都处于极端的社会底层，大多数居民都拥有一定的技术和稳定的工作。事实上东区只有一小部分人符合这样的描述。根据布罗迪的数据，东区成年男子的数量约为180，000190，0
10、00，其中超过半数所从事的职业都是技术性、专业性或是商业的：只有大约55，000的成年男子从事完全没有技术要求的体力劳动。同时，以建筑工人这一对技术要求较低的劳动群体来看，伦敦东部地区建筑工人所占劳工比例远低于伦敦其他地区。15从政治上看，伦敦东区除了在19世纪中期的宪章运动中发挥作用之外，作为工人阶级聚集的地方，在19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工人运动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促进了“工人代表委员会”于1900年成立，并推选出党选候选人，于1906年组织正式改名为工党。“工人代表委员会”和其他的工人群体组织体现出趋于强化的纪律，他们互相提醒“酗酒、仇恨和亵渎上帝都是瘟疫和害虫，会腐蚀整个协会的灵魂”16，
11、尊严与规矩是他们的口号。从文化上看，琼斯（StedmanJones）的研究关注19世纪末工人阶级的美德：天性善良、富有毅力、具有自我独立的美德（individualism）。17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分析了工人阶级的总体道德观和行为举止，他认为平均来看，“英国工人变得更守纪律，更加顺从于时钟的生产步调，较为谨慎，较为循规蹈矩；不那么粗暴，不那么随心所欲反复无常了。传统的体育活动换成了较为恬静的爱好”。18同时，英国工人阶级中一直存在一种学习风气，逐渐形成了热爱读书，追求知识的传统。大卫?文森特在面包、知识与自由一书中提到，一些青年工人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自己筹建了图书馆，他们回忆，
12、“书终于到了。我们每周一便士一便士地捐款，直至数额又能为我们的图书馆添一些有价值的书。一想到我们空空的书架即将被书塞满的场面，我们就兴奋不已”。19随着印刷工业的发展、书籍价格的下降，工人们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广，恩格斯描述说“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的关于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全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成就”。20读书提高了工人的知识水平，正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工人开始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开始为自己争取权利。作为握有话语权掌握社会权
13、力的阶层一员，王尔德的书写参与了上等阶层对伦敦东区的历史叙述，他们遮蔽掉了伦敦东区的底层劳动者的真实生活状态，在文化上建构了伦敦东区的刻板印象，对伦敦东区即它所代表的下层阶级进行一种同质化的书写。小说中对于东区的想象性的文化建构暗示着贵族阶层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矛盾心理。对于自己的贵族身份，他们表现得既骄傲又自卑。“光荣革命”之后的世纪通常被称为“贵族世纪”，19世纪晚期的内阁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贵族化的内阁，21贵族精神是英国主导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所承认的官方的文化参照系。19世纪末，新兴阶级虽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由于贵族垄断了传统的文化教育和文化消费，贵族气质仍然为各个阶层的共同
14、文化理想，22贵族以其精神上的优越感高出民众之上。但同时，社会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导致中产阶级是当时最有活力的上升阶级，贵族的传统政治和经济地位受到威胁。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是经济活动的关键人物，是创造性的力量。在整个国民经济的马车中，工人是拉车的马，企业家是车夫，马车的设计者，道路修建者，贵族是不付钱的乘客，是社会的寄生虫。商品社会的进程使贵族们感到压力，比如亨利勋爵为了买一匹老式锦缎可以和商人讲几小时的价。总的来说当时的英国贵族经济基础已失，贵族精神犹存的状况催生了贵族阶层的复杂心理。对于无产阶级，他们抱有深切的同情，在通过济贫法修正案的斗争中，贵族们攻击工厂主忽视工人的生存，说他们对待工人像暴
15、君一样，不顾工人死活，因此他们是工人的天然敌人。只有贵族才是社会真正的主人，是工人的朋友，具有社会责任感，对下层阶级的疾苦念念不忘。正如伊格尔顿评价说：“他（王尔德）的轻浮举止是精心培养出来的，终其一生都表现出对被剥夺者的同情和怜悯。”23小说中对伦敦东区的描写无疑将现代英国大发展所造成的伤疤暴露出来，对只知竞争和一味赚钱的中等阶层形成批判。然而我们无法忽略的是，当别人询问亨利勋爵要如何消除无产阶级所受的奴役时，他“哈哈大笑，说除了天气，我不想改进英国的任何东西。”24贵族在英国社会一直享有“天然长上”的特权，使他们维持现状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受动摇，面对工业革命社会巨变的情形，任何社会、政
16、治、经济的变动，对贵族的既得利益都是一种威胁。因此，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贵族对他们的恐惧与焦虑也与日俱增，表现出巨大的伤痛和震惊。对于议会选举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再加上法国*摆出了血淋淋的先例，英国贵族有些心惊胆战，他们识相地认识到，改革最好自己主动来。所以，1832年英国议会实施了第一轮改革法案，1867年第二轮改革，1884年第三轮改革，将选举的权利逐渐放开，包容更多的平民工人。到了第三轮改革时，拥有土地的贵族开始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开始走下坡路。E.P.汤普森强调，“当一批人从共同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经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25伦敦东区作为一个持久有效的城市空间概念与上等阶级的空间形成对立，成为“共同经历”“共同利益”的载体，成为贵族阶层阶级恐惧的一个具体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