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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各位先生：此前的几轮通信中，我们对强制阐释涉及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收获颇丰。今天.我想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请教各位先生，即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在我看来，主观预设是强制阐释的核心因素和方法。它是指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主观预设的批评，是从现成理论出发的批评，前定模式，前定结论.文本以至文学的实践沦为证明理论的材料，批评变成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理论目的的注脚。主观预设的要害有三。一是前置立场。这是指批评者的站位与姿态已预先设定，批评的目的不是阐释文学和文本，而是要表达和证明立场，且常常为非文学立场。征用场外理论展开批评，表现更
2、加直白和明显。其思维路线是，在展开批评以前，批评者的立场已经准备完毕，批评者依据立场确定批评标准，从择取文本到作出论证，批评的全部过程都围绕和服从前置立场的需要展开。阐释者之所以选取文学文本，只是因为文学广泛生动的本体特征，有益于提升前置立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二是前置模式。这是指批评者用预先选取的确定模板和式样框定文本，作出符合目的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个模式是普适的，具有冲压一切文本的可能，并据此作出理论上的指认。当代西方文论的诸多流派中，符号学方法，特别是场外数学物理方法的征用，其模式的强制性更加突出。通过这种方式，理论和批评不再是人文表达，文学抽象为公式，文本固化为因子，文学生动飞扬的追
3、求异化为呆板枯索的求解。三是前置结论。这是指批评者的批评结论产生于批评之前，批评的最终判断不是在对文本实际分析和逻辑推衍之后产生，而是在切入文本之前就已确定。批评不是为了分析文本，而是为了证明结论。其演练路径是从结论起始的逆向游走，批评只是按图索骥，为证实前置结论寻找根据。不妨举个例子。在历史文本的解读上，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站在女性主义的前置立场上，带着女性解读的模式，对诸多作品强制使用她的前置结论，无遮蔽地展现了主观预设的批评功能。在阐释奥菲利亚：女性、疯癫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责任中，肖瓦尔特对哈姆雷特的解读一反历史和作品本意，推翻以主人公哈姆雷特为中心的批评立场，提出要以奥菲利亚莎士比亚剧
4、中的一个配角，重新布局。她认为，奥菲利亚历来被批评界所忽视不是偶然的，而是男权征霸的结果。“文学批评无论忽略还是突出奥菲利亚，都告诉我们这些阐述如何淹没了文本，如何反映了各个时代自身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是她认为，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这个角色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她历数以往的批评历史中对奥菲利亚的多种解读，锋利地表达了不满：“女性主义批评应该怎样以它自己的话语描述奥菲利亚？面对她以及与这个角色一样的女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要从文本中解放奥菲利亚，或者让她成为悲剧的中心，就要按我们的目的重塑她。”肖瓦尔特的追索是鲜明的。第一，必须改变以往的批评标准，以女性主义的既定立场重新评价作品。在这个立
5、场下，无论作者的意图是什么，作品的原生话语如何，都要编辑到女性主义的名下，作品是女性主义的作品，作者是女性主义的作者。不仅这部作品如此，以往的文学史都要如此，要按照女性主义的企图重新认识和书写，女性经验是衡量作品以至文学价值的根本标准。对女性主义批评家而言，这个立场是前置的，是开展全部批评的出发点。离开这个立场，女性主义的批评将不复存在。第二，要重新评价人物，“就要按我们的目的重塑她”，让以往所谓被忽视、被曲解的角色，作为女性主义的代表，站到前台，站到聚光灯下，集中表达对男性父权制的反抗。第三，为此，必须重新设置剧目的主题，其中心不是哈姆雷特的故事，而是奥菲利亚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段“被再现的
6、历史”。这个历史是作者有意识的书写，是莎士比亚反抗男性中心主义的证明，也是文学史中女性主义早已存在的证明。对此，肖瓦尔特的态度是坚定的，她将此视为女性主义批评家对文学和妇女的责任。在这个主观预设的指挥下，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被彻底颠覆。尽管全剧20幕中只有5幕出现奥菲利亚，她和哈姆雷特的爱情也只由几个模糊的倒叙提起，但现在必须重新审视她，“要让她成为悲剧的中心”，以往所有被忽略的细节都要被赋予特定的含义加以阐释。奥菲利亚头戴野花被赋予双重的象征：花是鲜花，意指处女纯洁的绽放；花是野花，象征妓女般的玷污。她死的时候身着紫色长裙，象征“阴茎崇拜”。她蓬乱的头发具有性的暗示。至于她溺水而逝，更有特殊的
7、意义：“溺水在文学和生活的戏剧中成为真正的女性死亡，美丽的浸入和淹没是一种女性元素。水是深奥而有机的液体符号，女人的眼睛是那么容易淹没在泪水中，就像她的身体是血液、羊水和牛奶的储藏室。”肖瓦尔特还仿拟法国女性主义的批评，认为在法国父权理论话语和象征体系中，奥菲利亚“被剥夺了思想、性征、语言，奥菲利亚的故事变成了O的故事，这个空洞的圆圈或女性差异之谜，是女性主义要去解读的女性情欲密码”。这些阐释要证明什么？就是要证明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以至于在漫长文学的历史中，女性是被男权所蹂躏、所侮辱的集体，是被文学所忽视、所误读的对象，在女性主义的视阈中，女性形象必须重新解读.或揭露男权的暴力，或歌颂女性的
8、反抗。一切文学行为和结果都要符合女性主义的阐释标准，都要用这个标准评价和改写。但问题是，这种预设的立场与结论是莎士比亚的本意吗？或者说他写哈姆雷特的目的中，含有蔑视女性的动机及意图吗？女性主义者把自己的立场强加给莎士比亚，是不是合理和正当的阐释？如果说以上只是一个具体文本和个别作家的分析，那么女性主义的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批评者则对此作了更远大的推广。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姗?格巴对19世纪前男性文学中的妇女形象作了分析，划分了两种女性塑造的模式，认为以往的文学中只有两种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这些天使和妖妇的形象，实际上都是以不同方式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反映了父权制下男性中心主义根深蒂同的对女性的
9、歧视和贬抑、男性对妇女的文学虐待或文本骚扰。作者还列举了一些具体例证。应该承认，这种一般性概括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因为它已经从个别上升为一般，为女性主义学说涂抹了普适性和指导性色彩。但我也更加疑惑，预设立场以类归人物，证明立场的正确，到底有多少令人信服的理论力量？ 主观预设的问题不仅在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中广泛存在，放眼20世纪以来整个当代西方文艺批评的历史，包括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等在内，诸多批评流派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主观预设已经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文艺批评实践的稳定套路、固化范式，也成为众多批评家批评操练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并且，随着西方文论被引入到国内，这种主观预
10、设的问题在国内批评理论界也已经司空见惯。我们不否认女性主义批评、生态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流派的理论价值和有益认识。它提出了认识和阐释文学的新视角，对文学批评理论的生成有重要的扩容意义。各位先生，我要质疑的是文学批评的客观性问题：文学批评应该从哪里出发？批评的结论应该产生于文本的分析还是理论的规约？有人说，理论仅仅是介入和观照文本的一种视角。我同意这种说法。任何批评，对任何文本的批评，都需要一个切口，一种视角。无视角的批评既是不可能的，也不存在。但是，这个视角如何选取和确立？在我看来，唯一牢靠的办法就是从作品出发、从文本出发。如果将文本比喻为一座山峰，那么理论就是观照山峰的视点和角度。只有根据
11、山峰的位置、状貌、形态等特征，才能确立适合的或者说最佳的观测角度。主观预设经常犯的错误，是无视山峰的具体特征，画地为牢，闭着眼睛先主观预设一个观测点和观测角度，这又如何能保证“识得庐山真面目”？我们承认，对一座山峰的观察，角度不是唯一的，可以有多个视点，观照角度不同，会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效果，从而丰富对山峰本身的认知。文学批评也是如此，从不同的视角切入，用不同的批评理论指引，会对文本有新的不同发现。但是，这样说并不等于承认每一种理论都可以应用于任何文本之上。不同的观照位置、观照角度既可以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效果，也可能远离了山峰、不见了山峰，即歪曲了文
12、本、远离了文本。也就是说，不是每一种理论在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面前都是万能的。这就涉及到批评理论与批评对象的粘度问题，也即理论与文本的适合性问题。如何判断一种理论是不是适应某一文本？核心不在这种理论是否强大、是否流行，而在文本自身是否具备与这种理论相匹配的质地。各位先生，我用的是“质地”这个词，而不是“元素”。所谓质地，我指的是对文本的一种综合判断。也就是要全面地、宏观地、整体性地去考察文本，然后确立它的质地。比如哈姆雷特这部作品，对它的判断必须超越片面的、微观的、局部的限制，在此基础上认识它、明确它，给它一个质地的定义。而不是说仅仅因为哈姆雷特中包含了几个与女性相关的元素就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的文本
13、。先于文本、凌驾于文本之上的主观预设，说到底，就是无视甚至践踏了文本的这种客观质地，其结果，自然是背离了文本，所生发的阐释无疑属于强制阐释。那么，当代西方文论及其批评实践为什么会普遍出现这种主观预设的情况？我认为原因有二。其一，当代西方文论的场外征用使然。我们之前讨论过，从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发生角度而言，很多理论流派直接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且未经过文学化处理，理论与文学本身，乃至具体的文学文本之间，存在明显的裂痕，很难融合为一体。强制征用而来的理论，对文学而言先天地就是一种预设。从现有的情况看，很多理论征用，不是方式方法的借鉴，而是直接将模式和结论拿过来，强行套用到文学上。方式方法的借鉴是正当
14、和必要的，比如统计学本来是数理领域的方法，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将之引用到文学研究上，使文学研究打破了以往模糊的定性逻辑，建立了定量的概念和思维。这是进步。反之，忽视文学的学科特征，仅仅征用其他学科的模式和结论，只能造成强制阐释的后果。其二，理论的过度膨胀使然。20世纪以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各种理论思潮此消彼长，令人目不暇接。与之相应，在理论和文本的天平之上，理论的分量越来越重，人们对理论的热情、对理论的期待和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相反，文本反倒成了配角，不但丧失了理论诞生源头的地位，在功能上也沦落为理论的佐证和注脚。理论服务于文本逆转成文本服务于理论。在此过程中，两种倾向起到了推波
15、助澜的作用。一是倾向于认为文学理论的来源未必就是文学实践。佛克马、易布思就曾明确表达过这种观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心理分析学派的文学批评理论无疑产生过影响。马克思文学批评理论与特定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观点纠结在一起。格式塔心理学派对于人们探讨一种文学系统或结构肯定具有启发的作用。俄国形式主义不仅受惠于未来主义，而且也受惠于语言学的新发展。有些文学理论派别与文学创作的新潮流更接近一些，有些则直接由于学术和社会方面的最新进展，还有一些处于两者之间。仅将现有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论派别的产生原因，给予一种概括性的解释，是没有多大裨益的。”他们拒绝承认文学理论是“一种概括性的解释”，实际上是认为，文学理论的来
16、源未必是文学实践。二是倾向于用“理论”取代“文学理论”，这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一个重要趋向。热衷于“理论”，其着眼点在理论自身的发展，文学文本在理论建构的格局中，仅仅是一种佐证材料。为理论而牺牲文本成为经常的现象。我从来都赞成理论本身具有的先导意义，但如果从理论出发，预设立场，并将立场强加于文本，衍生出文本从来没有的内容，理论将失去自身的科学性和正当性。更进一步，如果我们预设了立场，并站在这个立场上重新认识甚至改写历史，企图把全部文学都改写为某个立场的历史，那么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历史文本的真实性又在哪里？预设立场，一切文学行为和活动都要受到理论的前在质询和检验，这种强制阐释超越了文学批评的正当界限。文学阐释可能是多元的，但不能预设立场。预设了立场，以立场的需要解读文本，其过程难免强制，结论一定远离文本。立场当然可以有，但只能产生于无立场的合理解读之后。另外，可以想见，各位先生会对我的“前置立场”提出质疑。其理论方向大致应该是立场与前见的关系。在和我的一些学生讨论这个问题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