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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节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素材1“两个凡是”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进行的一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粉碎“四人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推行并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随后，他多次同党内同志谈话，说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同年
2、九月十九日，他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使中国人不容置疑地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标准。“两个凡是”则把这条标准推向至高无上的地步。中国人要前进，就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之准则的思维定势。胡福明，这位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任教于南京大学政治系的教师，在“两个凡是”发表不久，就在敏锐地思考：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照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胡福明经过认真思索，决定从正面立论，选择了实践
3、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理论武器。1977年7月上旬，胡福明开始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内容进行认真研究。不久，他就完成了躁动于腹中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作了三次修改后，于9月寄给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真是英雄慧眼，光明日报决定采用胡福明的文章。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纯属胡福明个人的行动，后来竟酿成了震撼中国的大波。一个普通教师的手，首先牵动了历史的帷幕。几乎就在胡福明埋头按照王强华的意见修改文章的同时，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光明日报社的总编辑杨西光知道此事后，决定把两篇文章合在一起，以胡福明的文章为基础，由孙长江
4、进行一次大修改。文章的题目后来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加上“唯一”两字后，文章的主题和内容更加醒目了。文章最后经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亲自审定，于1978年5月10日刊登于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5月11日，光明日报以头版地位推出了酝酿9个月之久、反复修改多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共分四部分：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一篇现实性和针对性极强的理论文章，实际上
5、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华国锋等的压制，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领导和支持，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3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这次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于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6、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宣布这三项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华国锋致开幕词后，许多同志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纷纷提出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11月12日，陈云在
7、东北组发言。他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例如：薄一波等61人被错定为叛徒集团问题；彭德怀的冤案问题；“天安门事件”错定为反革命事件问题；“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的严重错误问题
8、，等等。许多人又提出“一月风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许多在“文革”中被颠倒了的重大是非问题。根据与会同志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讲话，宣布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九项重大决定。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当放手让大家讲话，用以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在这一精神和上述决定推动下，会议气氛更加热烈。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对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陈云再次发言，就经济工作要
9、从国情出发，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出建议。胡耀邦就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意见。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问题提出了建议。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讲话，邓小平讲话的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从四个方面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的问题：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
10、作会议落下帷幕。4十一届三中全会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和重大贡献是：第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全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抛弃了。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又提出“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方针，造成新的思想禁锢。显然，不冲破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不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不可能确立起来。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
11、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全会提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第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中全会决定，鉴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12、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提出从1979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对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作了最新概括，这就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决策，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能否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能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大事，对于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三中全会这一战略决策，解决了中国
13、共产党从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并以毛泽东1957年作出的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为理论依据，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状况和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为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4、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肯定邓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和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全会还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第三，从封闭和固
15、守成规转向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并确定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和从固守成规到各方面改革的转变。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酝酿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1978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和1978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计划会议。国务院务虚会初步讨论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改革开放的思想。1978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计划会议提出了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思想，这就是：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要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这“三个转变”的思想写进了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一九七九、一九八零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中。在国务院务虚会和计划会议酝酿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并确定了改革、开放、搞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