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 一个时代的传奇与不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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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南联大 一个时代的传奇与不朽西南联大存在的那段历史时期,对中国教育界来说,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八年间,联大在战火纷飞中,用它自身的传奇,缔造了一个时代的不朽。以漫漫长征作帷幕,用刚毅坚卓来坚守,以悲剧性的成功而告终,联大短暂而壮阔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被举世的学术界追忆与推崇。“一世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早已逝去的联大,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士人精神和一个民族的人性魅力。 /1/view-12287570.htm于风雨飘摇中诞生日寇践踏,吞噬了半壁山河;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37年,北平沦陷,日军占领北大、清华;敌机轰炸,南开毁于战火。为了赓续

2、民族文脉,保存文化“香火”,三所大学开始了浩荡的被迫南迁,初站抵达长沙,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临大开学,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有日机“前来敬意”,伴随着不算严重的轰炸。在缺衣少穿、没有足够书籍讲稿的情况下,学生们开始上课。但好景不长,12月13日,南京陷落。面对国土的不断沦丧,冲动的学生想要参军,激进的学者也反对“文化逃亡”。哪种教育才是战时之急,究竟要“英勇地”留在长沙还是“英明地”迁往昆明,一时间教育界争执不定。“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国家最后的希望。倘若国之大器都化为炮灰,将来的形势肯定会非常严峻。”陈诚的一句话让大部分冲动的学生们最终坚定了钻研学问的决心。在蒋介石

3、的批准下,临大决定继续转移,迁往昆明。最终,在临大的1400多名学生中,有820名学生选择前往云南继续学业,剩下的600多名学生或退学参加抗战,或转学其他院校,或回家返乡。于是,临大师生开始了浩浩荡荡的长征。1938年1月21日,临大公布了两条前往新学校的路线:一条是乘火车经广东、香港,然后乘船到海防,再从河内换乘火车到昆明;另一条是徒步一千英里穿过湘西、贵州和滇东。徒步路线吸引了很多激进浪漫而又爱好冒险的大学生,最终,通过体检的244名男生组成了旅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跨越三省,徒步前往云南。而剩余的师生则走海路。经过68天的跋涉,旅行团于4月底到达了

4、昆明,完成了这次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远征。1938年4月2日,临大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联大正式开课,并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担任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成立之初有四个学院: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后来为了给云南地方培养更多优秀的中学师资,成立了师范学院。初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校舍十分紧张,只能暂时租用昆华农业学校、昆华师范学校作为理学院校舍,迤西会馆、全蜀会馆和江西会馆作为工学院校舍,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则在云南南部的蒙自小镇暂驻。7月,联大在昆明西站东侧购地124亩,建立校本部。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园落成。校园内学生宿舍36栋,皆为土墙茅草顶结

5、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这些校舍建筑的工程顾问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因为经费极端紧缺,只能一律按最简陋、最节约的原则设计建造,这让梁思成这位建筑大师始终深感遗憾。但无论如何,西南联大这所注定在中国教育史中成为旷世传奇的最高学府,总算在“残屋陋室”中开始了她的教育征程。因蔚然大师而成名“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联大实际校长梅贻琦的这句名言,直到今日还被很多高校校长引用。“谆谆教诲,济济良师。”这正是联大教育盛况的真实写照。与几年前在网上流传一时的“史上最牛毕业证”比起来,联大学生的毕业证恐怕不会有丝毫逊色

6、。在联大的教师队伍里,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杨振声、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华罗庚、陈省身、钱钟书、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冯友兰、王力、朱光潜、吴晗、钱穆、金岳霖、陈岱孙、刘文典、张奚若、费孝通、饶毓泰、赵忠尧、曾昭抡等顶级大师均在其中。中国科学领域的“王牌”同在一所大学,这该是何种景象,易社强所著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给出了生动的描写。“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四十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长髯飘逸,一袭长袍,四十三岁的冯友兰在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冯友兰年长四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手杖,步伐却很矫健。戴眼镜的谦谦

7、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十三种欧亚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她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具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家及其妻子赵萝蕤那边,有位先生身穿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他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上前去,施礼过后,向他请益学问照此看来,有个学生把晚间湖畔漫步比作古希腊的巡回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易社强的描写,只是文、法学院在蒙自时的一个场景,而这令今人无比羡慕的教育奇观,不过是当时西南联大画卷的其中一角罢了。如此强大的师资团队,自然也创造出了教育神话。在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

8、星”元勋,数十位人文社科界泰斗,173位两院院士。而能够培育出如此之多的顶级大师和优秀学子的西南联大,其教学环境却是无比艰苦而恶劣的,甚至还有很多教师牺牲在自己的教育岗位上。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化,原本相对安全的西南边陲也饱受日军的威胁。在飞虎队来华之前,面对日军飞机的空袭,人们只能被动地躲避,跑警报成了联大师生的家常便饭。期间,联大校园遭受过多次重大损失,除了校舍被毁,师资团队也损失巨大。联大军事教官毛鸿和他年幼的儿子死于空袭;英籍外教吴可读在跑警报时被汽车撞倒受伤,医治无效逝世;商学系系主任丁佶在跑警报时,于郊外的一个池塘溺水身亡;同时,由于贫病交加,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历史系教授张荫麟也英

9、年早逝。 尽管环境恶劣,甚至生命都会随时受到威胁,但这依然没有难倒联大的师生。校方因空袭不得已只能将课程打散,老师和学生们便利用跑警报的间歇进行学术研究,有时还会把课堂搬到野外,社会学系教授陈达甚至坐在坟头上为学生们上课。蒋梦麟在跑警报的空隙,在野外席地而坐,写下了著名的西潮;金岳霖跑警报时弄丢了呕心沥血的学术巨著知识论的手稿,又开始重写,被冯友兰誉为“道超青牛,论高白马”。由于昆明多雨,有时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声震如雷,老师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到,无可奈何的教授们便只能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停课赏雨。“安静书桌”的稀缺,国破家亡的愤恨,都让当时的学生们对知识更加渴求。而共同的战争经历和艰苦岁月,

10、也让师生的关系更加亲密。陈岱孙曾回忆说:“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在这种处境下,以前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教师和谦卑驯顺的学生之间的距离前所未有地被拉近。学生敢于质疑教师,而教师则带着欣赏和尊重予以答复。有时,未经提示,教师发现讲授有误,就赶紧改正。学生之间也互敬互爱,切磋砥砺。世界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当时参观联大后,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林语堂赴美之前,路过联大演讲时也说:“西南联大的物质不得了,联大的精神了不得。”民族危难时的呼声“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

11、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首气壮山河的联大校歌由罗庸、冯友兰填词,张清常谱曲,题为满江红。联大存在的岁月,正值中国危亡之际。这所战火中诞生、成长的大学,自然与抗日救国运动密不可分。而联大学子从军,也成为了抗日战争中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乐章。西南联大的从军热潮一共有三次,抗战初期的临大从军潮是第一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联大学子应征翻译官为第二次;第三次则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按注册统计,联大从军学子共834人,

12、名字都镌刻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背面。而联大学子实际的从军人数则远远多于这个数字。据不完全统计,在先后进入西南联大求学的8000多人中,有1100多名学生参军,约占14%,而这当中牺牲的、被人遗忘的无名英雄更是不计其数。何懋勋,1937年底于临大赴鲁西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曾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参谋长,于1938年8月齐河县坡赵庄的一次战斗中英勇捐躯,年仅21岁。黄维,军委会战地团昆明训练班第二期的学员,结业后原被分配到美军机场,后主动要求随远征军去缅甸,远征军作战失利后,在随军撤出缅甸途中渡怒江时落水牺牲。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的“从军学生题名”上,镌刻的第一位为国捐躯

13、者就是黄维。戴荣钜,联大地质系学生,被分配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五大队,1944年6月18日在长沙与敌机作战时坠机殉国。王文,服役于驻防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与王文同在空军第三大队的吴坚,则是1945年初在与日机作战时,因机件失灵堕毁身亡。以上三人的名字没有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从军学生名单中,但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牺牲地点,则镌刻在张爱萍将军题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除了在战场中与敌人交战时殉国外,有些学生也因意外或训练事故牺牲。由于“驼峰航线”条件恶劣,而为了避开缅北日机,不得不在没有无线电导航台和明显地标的航线上进行夜间飞行,因

14、此飞机常常失事或失踪。在“驼峰航线”上担任空运飞行任务的外文系1944级朱晦吾和电机系1945级沈宗进就是因此而牺牲的。同为空军飞行员的联大学生崔明川于1943年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失事撞山,同在美国空军受训的李嘉禾也是由于事故殉难。“抵御倭寇洒热血,忠骨长伴青山眠。”民族危亡之际,联大学生不畏生死,请缨杀敌,为抵御日寇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有的血洒长空,有的命陨战场,虽然这些学生烈士的名字、事迹还未被大多数人知晓,但历史会记住他们,民族也会纪念他们。政治漩涡中的自由“西南联大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另外却还有一重

15、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这段话,从侧面说明了联大存在的政治意义。实际上,在民族危亡、政治思想交锋、时局混乱的形势下,作为思想、舆论的传播中心,联大是不可能摆脱政治因素、而仅作为纯粹的“学术净土”独立存在的。“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之堡垒。”这是对联大政治与学风之间关系的绝好描述。在组成联大的三所大学中,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清华是“一二?九运动”的指挥部,南开也一贯是天津地区抗日爱国运动的中流砥柱,如此传统,加上国

16、共之争的局面、联大兼容并蓄的作风,使得联大校园成为了一个各派思想汇流、各政治团体社团齐聚的百家争鸣的场所。而学生在政治立场上的自由,思想观念上的民主,也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教育界前所未有的高峰。联大从其诞生之初就注定会处在政治的漩涡之中,一方面是国民党重庆中央政府控制的外力胁迫,一方面是校内国、共思想的内部交锋,联大的学子在备受政治思潮扰乱的同时,也获得了阐述自己思想、理念的极大自由。相比之下,对政治并不关心,而只是单纯地想要维护学术自由、作风民主的大学教授们,在这个漩涡中就显得有些吃力了。“学术自由,作风民主,教授治校。”这是联大坚持的管理理念,而学校当局对此理念的竭力维护,也使得校方与执政党之间始终针锋相对。早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教育部长就千方百计制定标准,实行政治控制,但其出台的各种措施始终遭到自由主义教育者近乎顽强的抵抗。因此,一系列的措施基本无果而终。“学术独立的传统如此强大,以至于北大清华的教授可以任凭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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