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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学者的何满子2009年5月8日，何满子先生在上海辞世。在杂草丛生的文化界，一棵真正的大树倒下了。它不是以枯木朽株的姿态倒下，而是碧绿地倒下的。何满子是以杂文家的形象挺立于文化界的。而在我的心目中，他却首先是一个博雅的学者。这当然不是说，“杂文家”的称号就不如“学者”有分量，而是说，即便是何满子的那些杂文，也远比许多学者的高头讲章式的论文，更有分量更有思想意义上的分量，也更有学术意义上的分量。何满子的知识结构，是今日许多人文学者远难望其项背的。不但一般的人文学者难以望其项背，就是那些声名显赫的人，那种举手投足间大师气十足的人，也不能与其作比。何满子幼时受的是旧式教育，有着良好的中国旧学的根底
2、。“国学”这一概念早被今人用滥。如果借用这被滥用的“国学”概念评说何满子，可以说其“国学造诣”，比那种被尊为“国学大师”者，不知要深厚多少倍。何满子出版过一本中古文人风采，是以随笔的方式表达对中古文人精神世界的理解。按今日学术界惯例，这种随笔集，是不能算“学术专著”的。但它的学术含量，比起许多研究中古文化的“专著”来，又何尝逊色呢？有着良好旧学根底的何满子，对新文化热烈地认同着、吸取着。“五四”新文化作为一种思想和知识的体系，成为何满子思想和知识结构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何满子所接受和信服的新文化，则是由鲁迅所代表的。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在何满子心目中，鲁迅都是“五四”新文化的最合格的代表。甚至不
3、妨说，在何满子心目中，鲁迅是惟一能代表“五四”新文化的。在很大程度上，何满子对“五四”新文化的认同，就是对鲁迅的认同；何满子对“五四”新文化的信服，就是对鲁迅的信服。鲁迅对何满子的影响，深刻和巨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完全可以说：没有鲁迅，就决不会有以我们所看到了的方式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何满子。当然也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就没有一生特立独行的何满子；就没有饱经磨难的何满子；就没有对各种文化上开倒车的行为十分敏感并总是迎头痛击的何满子；就没有刚正不阿、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何满子。何满子不是所谓“鲁研界”中人，不被视做鲁迅研究专家。但何满子以并不系统的方式表达的对鲁迅的理解，却又是许多鲁迅专家不能替代的
4、。对西方文化，何满子也相当熟稔。能谈弗洛伊德，也能谈马尔库塞。何满子曾在大学教授文艺理论。何满子学术论文集的中卷，所收的全是美学和文艺学方面的论文。在相当程度上，何满子做到了古与今、中与西的融会贯通。而人生道路的坎坷、人生经验的丰富，也是晚年何满子的文化眼光异常敏锐和深邃的重要原因。在其特殊的知识结构之外，更有着不趋炎附势、不曲学阿世的人格操守。数十年间，何满子往往以文化斗士的形象示人。但却并非那种徒呈血气之勇的斗士。何满子的斗志，是以深厚的学养为支撑的。何满子的匕首和投枪，放射着的是学理光芒。何满子那些激越的文章，总具有学理的品格。十多年前，金庸在内地可谓红得发紫。社会上、大中学学生中，一时
5、间有数量庞大的“金迷”，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文学研究界有些专家教授、有些声名隆望者，也把金庸捧上了天。说金庸远超鲁迅者有之；说金庸已把曹雪芹踩在脚下者有之；说金庸可媲美塞万提斯者也有之。“精英”与“大众”联手，大有把金庸推上中国文学史上头把交椅之势。面对此种狂潮，何满子发表了为武侠小说亮底、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就言情、武侠小说再向社会进言、破“武侠小说”之新等一系列义理、考据、词章俱佳的文章，对以金庸为代表的所谓“新武侠小说”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尖锐地指出了胡乱吹捧者的荒唐可笑。在内地，吹捧金庸的狂潮，可谓其兴也速，其退也忽。“精英”也好，“大众”也好，极度的亢奋后，很快走向虚脱。
6、时间仅过了数年，“金学”刚开创似乎就难以为继了。有一点令我颇有些感触。“十七年文学”与“红卫兵精神”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红卫兵”一代人，正是读着“十七年文学”长大的。“红卫兵”一代的“英雄情结”、“斗争精神”、“仇恨意识”，都应该与“十七年文学”有着并非可以忽视的牵连。说得直白些，他们的残忍、他们的粗野、他们的冷酷与狂热、他们的无情与滥情，都与“十七年文学”不无关系。把“*”前的长篇小说三家巷与“*”后的短篇小说伤痕做点比较，是颇有意思的。三家巷强调“阶级情”重于“骨肉情”；强调“亲不亲，阶级分”。三家巷让读者明白，即便是骨肉至亲，如果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也就只能形同路人，也就必须刀枪相见。而伤痕里的王晓华，正因为奉行着这种价值观念，便毅然与成为“阶级敌人”的母亲一刀两断。在年龄上，王晓华正属于“红卫兵”一代，正属于被三家巷这类作品所养育的一代。何满子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珍视的学术观点，以上不过聊举数例而已。何满子先生去了。还能有这样的人吗？【原载2010年第3期当代文坛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