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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析亚里士多德政治研究理念摘 要：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西方古典学科从哲学中分野的标志性著作之一。虽然仍基于伦理学，但政治学仍然是实证分析方法运用之滥觞。本文从卷一家政篇入手，归纳统领政治学后续各卷实证分析的哲学要旨，从“自然与常规”、“整体与部分”和“自然与正义”三组概念的关系来评析亚氏独特的政治研究理念。 /1/view-12417645.htm关键词：自然 常规 整体 部分 正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深受其伦理学影响。从根本上说，亚氏的政治学是以伦理为核心，扩展外延到与现实生态接轨，并提出应然设计的社会理论。亚氏以道德政治为其理想并不奇怪，在古典时代，从东方到西方，伦理始终是政治理论先驱们的主
2、要支撑和出发点，如孔孟，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即便是反道德价值，以变法为政治诉求实现要义的法家，本质上仍是对道德政治的逆向与反弹。相比较而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思想创造力上略逊柏拉图，但他在对古希腊百多个城邦政制的调查研究与梳理整合上所下的深厚功夫，最终促使政治学这部著作得以成为“自然与常规”哲思路线下梳理而出的硕果，成为古希腊政制的百科全书，成为政治学独立的学术标志。一、自然与常规政治学的卷一是“家政篇”，是交待总领全书的指导思想，意即“自然与常规”。按萨拜因所言，这是亚里士多德哲思的最终集大成，本卷也是在其他卷大体完成后才写就落成的。开篇，亚氏就对一种众所认同的成见进行反驳，即认为国家（城邦）因
3、为其与其他社会团体一样，以寻求一种善业为目的，那么国家（城邦）也就如同是家庭的扩大化和至高化，君主也就与家长和奴隶主在本质上上一致一般，只是一种“量”或“规模”的最大体现，其内在与其他社会团体无异。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国家与其他社会团体有着根本的差别。二、整体主义的国家观亚氏提倡将事物结构和组织尽可能的分割，最好能从“分子”状态进行分析，以穷尽之法来分析。在这样剥茧抽丝之下，终究得出其与其他相类事物之间的本质差别，由此其实产生了“专业化思想”。不过专业化并不是他的专利，实际上与他的很多诸多政治思想一样，都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代传承有关。尤其是在柏拉图手上，专业化得到了真正的体
4、现，并以此作为理论工具，建构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体系，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哲王”与“公民武士”以及其他如“匠人”之类严格的以功能专属为划分标准的等级阶层体系。不过在亚氏这里，专业化仍然助其完成了对于诸学科分野的工作，在此不赘述。古希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流程的观念是“家庭村坊城邦”这样的认知。亚里士多德亦通过这一众知的认识，以“自然”发展的观念作指导，指出人在追求社会生活水平也是由低至高的，故城邦作为社会团体的至高形式，也就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最高载体，“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1而城邦虽然是后发产物，但在本性上是先于个人和家庭的，这个论断的得出来自于亚氏“整体与部分”的思想。这一点得出在于将城
5、邦比作人体，将各种社团比作器官，由此很自然的得出城邦是至高物，由此推出它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家庭或其他社团的“社会团体”。这两者的分野为日后政治观念与道德观念的分立打下了理论基础，由此产生的“双重性”，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家国同构”基础上，以家产制为一元主导的家国观或可形成对照比较。以上关于整体和部分的论证方法，来自于医学和生理的抽象和概念移植，与上面论证人是政治动物的生物学式解释，很明显也属于他“自然”观念体系下的解释方法。“自然”这个哲学概念，在他的政治学观点阐述和构建中，起到了一个强大的理论背景作用，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主要源点。三、整体主义的家庭观接下来，亚氏转入到
6、对家庭关系和家政的阐述上来，抛出三种家庭关系：主奴，夫妻，父子。而财产关系及特殊的财产奴隶属性及从属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他认为“财产”因其“所用”则“所有”，是其主人用以谋生的工具的总称。而奴隶因其有用而符合“自然”的成为工具，进而是其主人的财产。此处再次运用“整体与部分”的自然观，来论证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就像人作为一个整体一样，人分为灵魂和身体，那么推导出主奴关系亦如其然。甚至提出需要考察的是灵魂和身体都处在优良状态的人，而非处在腐朽败坏状态下的人：“他们既丧失自然本性，身体就统治灵魂。”这里我认为已经将“自然”延伸出“自然权利”这一概念，而亚氏的标准就是灵魂主导还是身体主导。通过这个标准，决定
7、了合乎“自然”的谁为奴隶，谁为自由人（主人）。但显然，以“所用”来预定“所有”，再根据“所有”及所有造成的环境状态对人格的影响自由人自然是灵魂性的，奴隶也自然也多是身体性的来说明奴隶的“天然存在”和奴隶制的“自然合法”2，这样一个逻辑流程，本身就有由果导因之嫌。不过在随后论及的战争状态及其扩展论述中，亚氏也承认现实中的奴隶和自由人并不等同于自然奴隶和自然自由人，只有后二者才是真正意义上合乎自然的自由人和奴隶。四、自然与正义有趣的是在讨论战争时产生了“正义”这个概念，原文“因为法律或成例是正义的一种衍生物”这句话，某种程度点出了“自然”与“正义”之间的连带衍生关系，在此处二者通过习惯与律法完成了
8、理论和意识层面的一种铰接。但是并不仅，或不是必须要依照习惯或法这样的外在造物来完成这种铰接，“自然”的理论与“正义”的意识可以直接融合一体化：“战争技术的某一意义本来可以说是在自然间获得生活资料（财产）；战争就异源于狩猎，而狩猎随后则成为广义的战争的一部分；掠取野兽以维持人类的饱暖既为人类应该熟悉的技术，那么，对于原来应该服属于他人的卑下部落，倘使竟然不愿服属，人类向它进行战争（掠取自然奴隶的战争），也应该是合乎自然而正当的。”3这里，“自然”对“正义”的背书作用得到了最大体现。个人感觉，这种自然的原始观，或者说原始的自然观，成为了“正义”这一西方政治学核心概念的逻辑起点，成为其日后需要追根溯
9、源为政治行为和政治生活正“正义”之名的理论出发点。当然，也因为“自然”的这种混沌特质，古典时代各个致力于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就各有各的定义，赫拉克利特就有另一种说法。而由“自然”延伸出的不止是“正义”这个概念，还有文中所言的“本分”或曰“天性”，同样作为探讨问题的次级概念起点，在文中是对财富的获得手段和技术进行辨析，哪些属于自然合法的，哪些属于违背自然的。因与政治学关系不大，故不再赘述。在卷一的最后一节，亚里士多德讨论了家政中关于各个职分和位置上各人的品德要求，认为品德的种类不同决定了自由人和奴隶的本质差别只是主人和自由人需要追求更加完善至高的道德。这些不同种类的品德及其所附着的关系人，构成了家庭这一整体的不同组成部分，亚氏再次用“自然”中整体论诠释了其家庭伦理的诉求和设计。而这一在家政体系下，不同种类品德决定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方式，也可预见要在国家（城邦）这一至高的社会团体模式中被打破和升华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道德种类和水平相若情况下，如何完善这个至高的“善”。这也就是亚氏视角下的国家（城邦）与其他社会团体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参考文献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83年3月，第7页.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83年3月，第17页.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83年3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