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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点集粹 2010年第6期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何妨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认为,究竟什么是一流大学?如果按现行各种指标量化的排名方法,至今我国没有一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前100名;按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成果排名,我国大学的排名可能在200名以后。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和目标认识不清,定位不准。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独特的办学理念,追求学术的终极目标。理念是大学的灵魂,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做什么。康德是近现代哲学家第一人,他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格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几乎是每一所精英大学的办学宗旨。刘道玉认为,不应让苏联式的实用主义仍
2、主导中国大学。象牙塔在我国一直受到批判,至少是忌讳的,与其说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毋宁说没有象牙塔式的大学。与西方精英大学相比,我国大学精神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我们还不敢坦诚面对,不少大学自我欣赏那些雷同的或政治口号式的校训。本来,北京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应该是我国精英大学的明珠,理应成为象牙塔式的大学,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可惜,她没有继承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该校前校长甚至提出:“要从边缘走向中心”,要“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要培养更多的蓝领人才”等;另一位大学校长也说:“大学要主动适应,主动服务”。对于办精英大学来说,这些口号是完全错误的,难怪出现了“破墙开店”、建五星级
3、的大酒店、资源集团总裁巨贪潜逃案、特聘教授假引进、举办一系列创收的高价培训班和教授到处捞外快的现象了。我国高等教育问题丛生,原因就是两根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大学,即意识形态上的过于紧张和计划经济思维。因此,这就成了检验大学的重要标准,否则就会被戴上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大帽子。于是,象牙塔、天才、贵族精神、乌托邦、空想、纯理论、超越现实等,在中国都成了稀罕。试问:在中国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创办象牙塔式的大学?我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必须看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上,正是左倾思想在制约着我们。不肃清左倾思想,国外再好的经验也无法借鉴。我国是大国,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无论是走
4、出或是走入象牙塔,都不能一刀切。有的大学是应用型的,有的是精英型的;有的是象牙塔,而有的是“服务站”;有的是造就大款,而有的是培养大师。在数千所大学中,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何妨?(南方周末)文学不应丢失“大道”作家贾平凹撰文指出,文学不应丢失大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年代。破坏与建设,贫穷与富有,庄严和戏谑,温柔与残忍,同情与仇恨等混淆着,复杂着。这样的年代,混沌而伟大。它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象的空间。文学观念、文学审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在任何时候都有文学的基本。如同人类生存的主要食物仍是米和面。布料可以作多种装饰,但衣服的基本功能还是蔽体取暖。孙悟空虽然大闹天宫,而最后他依然是去
5、西天取经。破坏的目的在于建设。文章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里,有天下之说,有铁肩担道义之说,崇尚的是关心社会,忧患现实。在西方现代文学的传统中,强调现代意识。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以人为本,考虑的是解决人所面临的困境。所以,关注社会,关怀人生,关心精神是文学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文学的“大道”。你可以有不同的文学观念,可以有多种写法,但“大道”的东西不能丢。丢掉“大道”的东西,不可能写出杰出之作。中国文学最动人的是有人情之美,去叙写人与人的温暖,去叙写人心柔软的部分,应是我们文学的基本。(人民日报)上影艺人还能再现108将盛世吗记者刘子烨撰文说:过去,上影艺人号称108将,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重要地
6、位。如今,打着上影招牌的电影获奖不少,却招来不少批评之声。原因何在?上影现在越来越热衷于“借鸡生蛋”,投资影片不亦乐乎。而演员、剧本、导演都和上海“不搭界”,影片与上海文化品格不吻合。曾几何时,上影贡献了女篮五号、聂耳、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林则徐、阿诗玛、芙蓉镇在全国影响很大。如今,上影参与投资拍摄的影片,不少票房飘红,却被称为“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路”、“贴标签”。“上海电影的资本运作很成功,但品牌打造是失败的。”在上海市政协文史委举办的座谈会上,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刘轶说,原来的上影厂,甚至可用文化共同体来形容,现在却丢失了文化的根。与会人士表示,如果上海电影继续走“花钱买人”的路子,不求为
7、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不注重培养本土人才,原创的上海电影将不复存在。“上海很多文艺明星是花钱买来的,我们要好好反省这一现象。”华师大教授赵修义表示,要出炉优秀的原创文化作品,就得把人“养起来”,给他自由创造的空间。(联合时报)希望“官场文学”越冷越好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官场小说”再次热销。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刘清华在该社命运、党校同学、仕途等新书发布会上表示,“现在中国官场小说很好卖,并已形成了一个书系。”对此,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谢不周认为,“官场文学其实是民间通俗的说法。是作家以独特角度观察以中国政治官员为核心的大众生活、官员的执政能力和社会现实,观照中国的政治文
8、化和政治文明。”“置身于中国这种体制下,读者特别关心改革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变化。”命运是陆天明继大雪无痕、省委书记之后的又一部政治题材作品。陆天明表示,“中国的官场左右了老百姓两千多年,和每个人的命运关系太大了。官场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运作、官员怎么活着,老百姓想窥探一些东西,这造成了官场小说的大热。”“其实,我个人希望官场文学越冷越好。”陆天明说,“我希望我们的作品以民为中心,而不是以官为中心。”(中国青年报)新学人能否“青出于蓝”考验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撰文说,一日之间,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学者相继离去,让人唏嘘不已。许多人担心的是,他们身后,谁能继承衣钵?甚至有人发出“最后两位做
9、学问的人走了”这样“今不如昔”的感叹。现在的社会风气比以前浮躁很多,这是事实。但是,不能因此就下结论,把所有的年轻人一竿子打倒。要看到,仍然有人甘于寂寞,潜心钻研。年轻一代里,还是有人在扎扎实实做学问,而且青出于蓝,相信在各领域中,新的泰斗会不断涌现。除了兴趣、天赋这些学者自身的问题,我们所处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也能够决定这些人的成功。比如,科研条件、生活保障等,都是社会可以提供、可以改变的。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让愿意做学问的人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潜心工作,那么,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坐下来、学进去”。此外,如果政府与社会舆论可以引导社会形成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尊重科研人员的风气,不但可以
10、有效抑制如今的浮躁之风,更可以让那些做学问的人从社会地位、社会认可等方面得到补偿。一旦这种风气形成,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重新拾起他们的兴趣和专业,守住自己的“冷板凳”。(人民日报)为什么文坛没有产生“干校文学”作者李城外披露任继愈对“干校文学”的答问。他向任老提问道:“任老,为什么文坛有知青文学,而没有产生干校文学?”他解释说:“咱们还没听说五七干校开个同学会,纪念干校成立多少年吧!因为它把人搞伤了!它的回忆往往是痛苦的,这是它不同于其他学校之处。我当年在社科院宗教所,下放在息县干校,同校不同连队的同学有文学所的何其芳、戈宝权、钱钟书,那时搞群众运动,挖五一六,互相揭发、斗争,许多人回京多年后
11、,成见还没有消除” 那么任老对干校时期的文化人又有何评价呢?他回答:“6000多文化人集中下放在咸宁向阳湖,可以说空前绝后,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要不是发生*,各路人马凑不到一起来。那是知识最不值钱的年代,文化人不受尊重,用非所长,造成了人才极大的浪费。但这些知识分子最可爱、最可贵的一点是,返城后,大都很快投入到工作中去,加倍努力,弥补失去的光阴。翻译家多译一点,作家多写一点,教授们带好研究生,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可以说,各地干校回来的人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精华。”说到这里,任老幽了一默,补充说:“但需要说明的是,文化人的专业知识并不是从干校学来的,要是都走这条路,恐怕不会有今天学术的繁
12、荣。”(人民日报海外版)“常识”最需要讨论2009年的的广东省高考作文题目为常识。对此南方都市报刊登社论说,“常识”这个关键词现在以高考作文的形式提出,但我们更愿意把它看作是给所有公民出的一道作文题目。或许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审视一下,我们内心深信的观念到底有哪些,而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幸保有的常识还有哪些。文章说,常识的标准解释是普通的知识,至少有两种含义:其一是不言自明的知识;其二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共识。不言自明的常识,多半是事实性的,例如太阳东升西落;社会普遍认可的常识,则多半包含了价值判断。例如诚实是好的,欺骗是坏的;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损人利己是应该被惩罚的。但是,常识并不
13、稳固,它是被书写的,是被争夺的,因此需要经常讨论。文章说,一个腐败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于是甚至有人说腐败是发展阶段的必需,这个时候,“腐败是坏的”这一常识在哪里、怎么办?当历史被书写为明君贤臣的光荣荆棘路,常识就很容易表现为,美好世界需要的是一个或一群道德完人和智力超人,而不是一个公正有效的制度。文章说,常识在当下,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开放平台自由发言的下一步就是辩论,常识再也不能继续充当一个不必讨论无可争议的武器,它本身正是一个最值得讨论的话题。(南方都市报)实现孔孟和马列两个文化平台的融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胡明坦言,“打倒孔家店”,是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
14、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然而,五四运动90年后的今天,孔子却几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何解读这一现象?他认为,“儒家文化当然不能开创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道,外王在今天决不是靠内圣打得开局面的。”但在一定层面上,儒家文化可以改造人心,恢复道德,规范诚信,抵制形而上学的诡辩。在这方面它的作用或许是很大的。对于当前兴起的儒学热,胡明是这么看的:中国文化确实存在危机,对此,有不少人提出要用孔孟之道来解决。尽管孔孟之道可以在克己复礼的层面上给我们中华民族搭起一个道德升华的平台,可以使我们在与外部世界的协调中、在与内心欲望的抗争中找到一条可以放心遵循、信心自守的路,但根本上,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任务是孔孟之道承
15、担不了的。胡明认为,现在我们在宣传策略的选择上碰到了一道难题。文化界、学术界一批人之所以要把孔子抬出来,只是他们认为我们今天的一些行为背叛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道德传统。孔孟之道固然有狭隘保守的一面,也确实有封闭迂阔的所谓“陋”的毛病,但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期它又有非常清新适时的、纯净人心的作用,可以解决一些哲学思维与伦理准则层面的现实的问题。现在有些学者的眼光偏于一隅,情绪有些亢奋,简单化地偏执地从一头出发攻击另一头。有的人批判选择孔孟的人,认为这些人忘了马列主义基本的理论,是数典忘祖,但是孔孟是我们更早的祖先,到底谁是祖宗?这令主管部门的判断选择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有选择的回归孔孟固然是对的,
16、服膺马列更是对的,但两方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如何选择,这种矛盾我们怎样以非常智慧来化解,怎样把这两个文化平台融合成一个真正的理论核心体系?胡明说,我们的历史使命在文化的课题上显然是非常艰难的。(?望)文化也决定座次全国2000多家博物馆的馆长,照例要一起开会。一位馆长进了会场大门,有人上前问:“您那儿有多少一级(国家级)文物?”“5件。”“您前排就座。”又进来一位馆长,同样的问题。“抱歉,我没有。”“您后头站着去。”“决定城市座次,不仅看经济,还要看文化。”老舍之子舒乙先生说,“巴黎有一间奶酪店生意非常火爆,究其原因,店员指着大门的门框,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个有四百年历史。80多年前保留下来的0.8平方公里老城区,现在成了最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