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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生态翻译学看中国生态电影跨文化传播摘要进入21世纪，好莱坞生态电影横扫全球。早在上世纪末，随着生态危机出现，中国电影就开始呈现生态关注，一些优秀的生态电影被创作出来，但对外影响甚微。如何改变此种状况？关键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取向，对翻译综观的跨学科研究，也是理想的生态电影跨文化研究载体。本文透过生态翻译学的元素探讨中国生态电影如何进行跨文化传播。生态翻译学的“整体/关联论”“生态审美观”“生态伦理观”以及“生态三维度”等都会运用到这种跨文化传播分析中。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中国生态电影;跨文化传播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科研发展基金资助项目“生态翻译学视阈下中国生
2、态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项目编号：SK13-04）;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科研发展基金资助项目“基于二语习得的教师反馈话语研究”（项目编号：SK11-15）。一、引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促进了本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但在这个日益全球化又处处竞争的世界，各种文化不断沟通、碰撞甚至冲突，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共存。在新的全球背景下，如何传播本国文化是扩大国家影响力的关键。电影是一种艺术性的文化载体，具有跨文化传播特征。它不仅传递信息与情感、承载民族形象，还输出民族文化、传播民族价值观念，是展示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部分。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具有两重性，既要完成语言的转码，又要完成本族文化向异族文
3、化的解编码。这种语言和文化的二维转换恰好落入翻译研究的视域中，可见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与翻译有着天然联系。随着工业与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等生态问题接踵而至，由此引发社会问题。生态学研究开始向人文学科拓展。这种“人文转向”重新阐释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整体观与普遍联系观点的流行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新的思路。生态翻译学伴随生态学兴起而产生。本文采纳了生态翻译学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生态电影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希望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二、生态翻译学的建构生态翻译学发轫于2001年，由中国学者倡导创建，从无到有历经十余载，为“欧洲传统理论中心和东方新影响之间架起了桥梁”。生态翻译学是借鉴生
4、态学理念、术语与研究方法来进行翻译研究的新兴学科。胡庚申教授在他的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提出九大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本文只挑选四项与下文分析紧密相关的介绍。首先，“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这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指翻译既是一项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性活动，又是优化选择一定翻译生态环境来适应的活动。其次，翻译生态环境构成。翻译生态环境是集合概念，涉及跨文化文本语境、“翻译群落”及相关一切。再次，多维度适应与选择性转换。生态翻译学重要翻译方法是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维”层面上进行语言形式转换、源语与译语文化沟通及交际意图实现。最后，生态翻译学的理性特征，如注重整体/关联、生态美学
5、、翻译伦理以及动态平衡等特点。（胡庚申，2011：6-7）这些理性特征也是构建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元素，它们与跨文化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具体在后面展开论述。三、中国生态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生态电影是指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来表现自然生态、人类社会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存在状况，发出生态危机警示并探求危机根源的电影类型。在中国，电影是西方精神世界的“舶来品”，只有置身西方电影参照系中，才能更清晰了解自身发展。（一）全球视野下生态电影的潮流趋势西方哲学思想中人与自然二分对立的传统由来已久。尤其随着工业社会的兴起，人类在功利的自然观驱动下，借助科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能力，但同时自然环境恶化，人际关系疏
6、离，人类自身精神生态扭曲等， 都在人类取得暂时征服自然的胜利面前爆发。生态电影作为一个新的电影类型应运而生。1975年，由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大白鲨（Jaws，1975） 开启西方生态电影先河。接下来，表现生态系统全面崩溃的影片，如：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2004）、2012（2012，2009）等;表现科学发展失控后带给人类灾难的影片，如：哥斯拉（Godzilla，1998）、（Resident Evil：Afterlife，2010）等;还有试图揭示生态危机深层次精神原因，关注生命本身的影片，如：决不妥协（Erin Brockovich，2000）、阿凡达（Ava
7、tar，2009）等。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曾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事实证明，西方的哲学传统已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提供思想养料，而东方古老智慧原始朴素，具有“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主义与从内省中关注人深层精神生态的特点。这种“东方转向”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也在越来越多生态电影中体现，如：阿凡达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2012）等。（二）中国生态电影的发展与现状中国生态电影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国人生态意识的自觉性
8、并驾齐驱。80年代中后期，受西方生态思想影响，中国开始出现生态电影，如：冯小宁大气层的消失（1990）;自上世纪末，越来越多优秀中国生态电影涌现，如：嘎达梅林（2002）、可可西里（2004）、天狗（2006）、图雅的婚事（2007）、唐山大地震（2010）等。这些电影不仅斩获国内外电影大奖，还获得不错的口碑和较高的票房收益，是中国生态电影中的佼佼者。优秀的中国生态电影承载着传统朴素的东方生态观念，更具传播价值。与其西方生态电影开始向东方上下求索其文化精粹，不如我们主动将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态理念通过这些优秀的生态电影对外传播出去。 （三）中国生态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寻找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平衡
9、点电影是一种艺术化的语言，它借助影像符号传递信息、沟通情感，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可避免，如何找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平衡点。这是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既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又为世界所理解。这种与生态类似的语境也促使我们从生态翻译学的整体关联论、适应选择论、翻译生态群落等理念中去探寻可以借鉴应用的内容。四、从生态翻译学看中国生态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中国生态电影蕴含丰富的东方哲学，如：“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注重内省”等。这与生态翻译学中“整体主义观”“适应/选择论”等理念不谋而合，二者有一定的同质性。因此，生态翻译学可看作中国生态电影跨文化传播的一个理想平台。下文通过选取一
10、些生态翻译要素进行分析。（一）从生态翻译学的生态系统观看生态翻译学中，翻译有本体系统与子系统。翻译本体系统是一种综观整合、全局统筹视角下的系统;子系统是本体系统无数内部成员，它们重叠交叉、关联互动。从生态翻译学看，中国生态电影跨文化传播也可看成是翻译过程，它有本体系统和子系统。不过本体系统是国际视野下的生态电影环境，子系统是本土生态电影土壤。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二者在多维度、多层次存在关联，不断互动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即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传播本土生态理念，又获得世界的理解与接纳。此外，本土环境要达到一种内部结构稳定，即“翻译群落”的平衡稳定，才能真正保证外环境的动态平衡。（二）
11、从生态翻译学的审美观看20世纪西方哲学界，一场思想的“东方转向”在学界掀起巨大波澜。此语境中，生态美学开始向东方美学张开怀抱。东方人文精神追求的静谧、和谐、浑然一体以及完美主义审美情趣逐渐渗入西方的生态审美观中。生态翻译学在翻译研究中追求宏观与微观的和谐之美、文本的意境之美、语言的韵律之美等都是东方美学的一种呈现。中国生态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也需要展现东方之美，生态翻译学中的审美观恰好帮助它实现。电影除借助本身的影像符号、声音效果直接向异域文化观众传递美的概念，更是利用上面提到的和谐之美、意境之美与韵律之美从文字文化深层次传播。这种深层次的美学跨文化传播需要三个条件。首先，一个精通中西方文化，尤其
12、是生态美学的跨文化传播者是关键，他可以是导演、译制者或电影推广者。其次，对西方观众进行长期潜移默化的美学培养。在西方观众头脑中逐步构建中国形象，引导和培养他们的“中国式审美”。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然后，电影文本通过多次的编解码，最后在西方观众面前呈现的是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生态电影文本，这样有利于本族文化的传播。（三） 从生态翻译学的伦理观看生态伦理是人类处理自身与周边生态环境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与之类似，生态翻译中的伦理要素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第一，译者运用“调和”与“平衡”的手段尽量保持原文和译文在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不被破坏。第二，最佳译文是在“多维度整合”的原则下“整合适应选择
13、度”最高的翻译。第三， 翻译理论研究的多元化与不同译本的共生应成为翻译学发展的常态。第四，译者负责实现文本、语境与翻译群落的关联互动与平衡和谐。这几点在中国生态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同样适用。首先，文化差异过大必然影响电影的对外传播，如何采取文化混合，找到二者接口是关键。其次，电影文本翻译尽量实现最佳译文，这关系到跨文化传播的质量。再有，“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有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世界生态电影界要有中国特有的声音，这是文化沟通实现共赢的期盼。最后，通过采取跨国合作的方式，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中，导演、译者、推广人等这些传播体应协同合力完成好文化的传播。五、结语
14、中国生态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是一场翻译行动，既包含语言文字的转换，又承担着东方文化的传递。这个过程可以从生态翻译学的不同视角解读，无论是从生态系统观，还是审美观，抑或伦理观，这种跨文化传播可以和生态翻译学找到一种契合点。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优秀的生态电影走向世界，东方的自然观不仅得到更大领域的推广，中国民族形象得以提升，更重要的是，这种跨文化传播是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关键，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之一。注释： 引自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哈德冈底斯?斯朵茨（Radegundis Stolze）博士在代表欧洲翻译研究学会（EST）在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
15、究，2002年第3期。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26页。参考文献1 Krohne T David.General EcologyM.Brooks/Cole：Thomson Learning，2001.2 Mhlhaster.Language of Environment，Environment of Language：A course in EcolinguisticsM.London&New York：Paul&Co Pub Consortium，2003.3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4 郭可.当代对外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5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基础J.外语研究，2010（04）.6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06）.7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02）.作者简介 骆玮（1982），女，天津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张玉青（1981），女，山东曲阜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学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