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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旁门左道”黄仁宇黄仁宇把自己活成一个现象，或者说是一个传奇。他本来是单纯的学者，安居象牙塔，但过了60岁，由于考核不达标，他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聘，学术之路拉响警报。可是，第二年，黄仁宇就出了一本新书，书名万历十五年，一经问世就洛阳纸贵。从此以后，他的每一本书都成了畅销读物。 /1/view-13026327.htm在民间，黄仁宇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大师，但在史学界，黄仁宇更像一位“旁门左道”，国内主流的明史专家并不太采纳他的看法，甚至有人专门分析黄仁宇的作品硬伤，批评他的治学态度。生前身后，黄仁宇誉谤一身，如今，当我们回顾这位历史学家，剥开谩与追捧，理性看待他的作品和争议，也许会对后人更
2、有启发。大历史现代性的不合时宜黄仁宇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被史学大家余英时称为“奇侠”式的学者。1918年，黄仁字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曾辍学参军，后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做学问后，黄仁宇主攻明史。早在1974年，他就写了本十六世纪明代中同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在那本书中指出：明代财政注重形式，但官僚体制和老百姓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因此无法建市有效的税收体制。这本书的观点影响了万历十五年的写作，没有这本书，就没有万历十五年。除万历十五年外，黄仁宇比较卖座的书
3、还有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等。在这些著作中，“大历史”是一个屡被提及的词。黄仁宇认为：唯有大视野才能见到大历史，整个中国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总的来说，“大历史”是要求学者从宏观视野去把握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在世界历史的图景中去诉说特定朝代的更替演变。身为学者，黄仁宇推崇高度的理性计算精神。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这在中国大历史中尤为明显。某种程度上，中国大历史与万历十五年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黄仁宇站在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农耕社会和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1587从
4、“没有意义”到“大转折”说黄仁宇，还是绕不过产生巨大影响的万历十五年。40年过去了，这本书仍畅销不绝，分析这个现象，不是一句“写法新奇”就可以说尽的。1587年表面平静，却发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事情。这是万历登基的第15年，是申时行担任内阁首辅的一年，也是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去世的年份，黄仁宇认为这是大明王朝的转折年。1587年以后，明朝已经走向死路。和过去研究明朝的著作相比，万历十五年避开了繁冗的史料钩沉，而是以几位人物的生活片段引出作者的观点。书中，万历不满于自己所有事情都被繁文缛节制约；申时行每天都在进行烦闷无聊的工作；戚继光走向生命的尽头；李贽则面临一个王朝的绞杀。1587年，文官阶层纠
5、结于鸡毛蒜皮的琐事，统治机构则小心维持着僵化的道统。黄仁宇认为：明朝失去了国家管理的关键一一技术，同时，这个政权在中后期过度重视道德而轻慢法制。从申时行的命运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公主张和谐少事，信奉儒家经典，强调以德服人、以德量人。他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么调和各级官员的争论，久而久之，他成了调解员，却无法像张居正那样改善官僚的办事能力。重道德轻法制和技术，到头来因为莫须有的德行问题黯然离去，申时行恰恰是被自己维护的体系给赶出去了。在这个体系里，评判一个官员的最高标准，是道德是否完备，而不是技术是否先进、程序是否合理。调解的标准，也不是谁的论点更合理，而是论者的道德是否高尚。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风评
6、，一方面不敢任用技术人才，一方面巴结名士，给自己博一个好名声。与申时行形成对比的是海瑞和张居正。海瑞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他有不错的办事能力和执行力。主政地方，他抑制豪强、疏通河道、推行一条鞭法，举人出身却能做到中央官员。海瑞的内心深处燃烧着巨大激情，为了心中的清平盛世孜孜奋斗，他要用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去反对现实生活中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切。可海瑞这个人悲剧在于：世人只把他当道德符号，而不看重他的技术能力。张居正比海瑞更有政治本领，他反对用道德代替技术，主政10年，他重用技术人才，可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死后惨遭抄家。明朝官场之所以会形成用道德代替技术的风气，与当时的文化有关。明朝理学风气盛行，表面
7、上以儒学为本，却有两大力量交织和冲突：一个，是信奉程朱理学的保守官僚；一个，是推崇陆王心学的新兴官僚。但无论何者，都对个人道德有很大要求，加上帝制时期的中国，号召德治天下、孝治天下，明朝官僚重道德轻法制也就不足为奇。争议理性看待黄仁宇与畅销伴随的，是巨大的争议，史学界对黄仁宇作品及其大历史观的批评早已有之。最大的争议，是黄仁宇对“历史分析”的文?W化。黄仁宇在记叙一个历史人物时，可以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但多形容、少依据。比如写万历十五年，讲到申时行、海瑞、张居正这些人物，黄仁宇费了不少笔墨写他们的“心态”“行为”，可这种揣测依据在哪？他并没有提供，这是历史研究的大忌。藏匿于大历史观下的是黄仁宇
8、“重判断，轻解释”。黄仁宇是一位造词高手，“大历史观”“洪武型财政”“数字化管理”是他爱讲的词，但他往往推出了新词，却解释不足，让人云里雾里，使得主流学术界很难接受。其实，黄仁宇的学术态度与他的人生流向密不可分。这位浪漫而张扬的湖南长沙人，早早接受了美国的学术训练，又直观感受到那一时期不同社会生态中截然不同的风貌，这使得黄仁宇积极拥抱现代性，强调技术与法制的作用，而对农耕社会与宗法传统持以批判态度。对于争议，黄仁宇没有回避，他不断重申和补充自己的“大历史观”，大历史不会萎缩等著作和讲稿集里就有他的回应。他首先反对把历史人物从具体语境中剥离，轻率地进行道德判断，所以他说：“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
9、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同时，他主张把局部历史纳入整个大历史的生产演变中，观察者介入历史进程的同时，把握历史中的空间互动和故事性。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就是他这一系列观点的实践，戚继光被从“抗倭英雄”的语境中拿出，海瑞也不只是一个道德符号。当然，大部分人肯定了黄仁宇的叙述魅力和他对明史传播的巨大推动作用。尽管存在错漏，但黄仁宇的作品仍为学术界提供了“走出去”的启示。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学术写作也不必拘泥于陈腐形式，如果说黄仁宇有何过人之处，那就是他的写法兼顾了少数的精英与非专业化的读者，证明枯燥的史料也能转换为引人入胜的生动叙事。有趣的是，黄仁宇在著
10、作中高度肯定数字管理，认为数字化商业社会是比农耕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黄仁宇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辞退恰恰由于“精密的数字化管理”。他的“业绩点”不达标，治学思路也不符合现代性学术生产所推崇的“专业分工”。对一位学者而言，被辞退是一个巨大的挫败，这也是黄仁宇一生的难言之隐。当更“进步”的社会形态将自己赶出门外，到底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进步”也要打上巨大的问号？更何况，那个黄仁宇在著作中高度推崇的计算理性时代，我们已经亲眼目睹。电脑、手机、大数据、云计算，再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下更推崇“计算”、更高度分工，知识分子被哺育为专家，城市市民用工具理性打量走过的每一个人，我们甚至可以预言自己的未来，赛博朋克的智能世界不是幻想。但在这个时代，黄仁宇所担忧的问题解决了吗？黄仁宇已经离开，他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们时代的难题，也是今人治学应该反思的困境。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