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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功之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也自然成为多民族国家普遍重视的国内事务。但是，古往今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并不多见，民族问题至今仍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民族主义浪潮持续扩散、余波未消，以致当今世界诸多不安定的因素大都与民族宗教问题有关。然而，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向世界展示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繁荣景象。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正确处理和科学解决民族问题的
2、光辉道路，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的：“事实充分说明，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处理民族问题也是最成功的。”现阶段，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是怎样形成的？这里的秘诀在哪里？值此建党80周年之际，认真回顾一下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历程，深入总结一下其中的理论和经验，或许会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一近代中国的各民族人民不仅共同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而且也遭受阶级社会所产生的民族压迫的迫害，其中少数民族从总体上处于比汉族更悲惨的境地。因此，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任
3、务。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范围内，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强调指出中华苏维埃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在此前后，党的其他一些文件也都有着类似的规定。而在第一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动员少数民族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争取自身的解放等方面也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
4、，党的民族政策趋于系统。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详细谈到了抗日时期的民族工作，其中就包括各民族平等，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赞助他们发展自己的文化教育，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等内容。根据这一精神，1940年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成为指导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不但对回、蒙两族，而且也对全国其他地区的民族工作起了指导作用。也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民族自治的实践，在属于边区的定边、曲子、伊克昭盟、
5、正宁等县先后建立了一批回族和蒙古族的自治区、乡。少数民族在这些地方选举本民族的干部，自己管理自治区、乡内的事务。与此同时，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民族工作机构也开始建立，中央党校、西北工委、陕北公学等开办的各种少数民族学习班，使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得到了培训。解放战争伊始，党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主张“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并在内蒙古地区领导了建立自治政权的斗争。内蒙古的共产党人和各族群众根据中央的指示，粉碎了分裂主义分子分裂内蒙古的阴谋，说服一些人放弃了“独立自治”的错误主张，终于在1947年5月建立起了内蒙古自治区。这是我国第一个完全意
6、义上的民族自治区，它的建立为在我国全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经验。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中央正式确定中国实行统一国家条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作了明确规定，以后的宪法也都加以重申。民族区域自治由此成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各族人民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和实施了民族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从法律和政治上确立了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同时，对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等一律予以禁止、更改和清除，
7、派出访问团、慰问团或工作团等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访贫问苦、宣传政策，邀请和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和内地其他地方进行参观访问、沟通联系，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使少数民族消除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疑虑，继而使各种民族矛盾、仇怨和隔阂逐步消解。 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目标，也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选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通过一系列改革完成的。如同中国其他地方的改革一样，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也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民主改革，即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废除各种剥削制度；二是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各种私有制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带领少数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自然、历史的种种原因，
8、我国各民族的发展状况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里有封建地主经济，也有封建领主制、奴隶制甚至原始公有制经济。纷繁多样的经济形态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生动画面，而其背后则是各民族人民遭受更为沉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的严酷事实。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经济特点和民族关系特点，党在民族地区的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慎重稳进”的方针，民族地区的改革进行得非常和缓，但非常成功。它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社会震荡，避免了民族关系的损害，同时也通过改革废除了千百年来的各种剥削制度，激发了贫困农牧民创造新生活的热情。在完成民主改革之后，民族地区也随即转入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内容即是将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私营经济改造
9、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同样，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也是区别情况进行的。 1956年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其后的两三年中，除西藏外，少数民族地区也相继完成了这一变革。这一变革的最深远意义就是将处于不同阶段的各少数民族带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伟大跨越，尽管这个社会主义还是低水平、初级阶段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中国共产党以博大的胸怀和完善的政策成功地化解了民族隔阂，赋予各民族以真正平等的地位，依靠慎重稳妥的社会改革将滞留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成功地带入了社会主义。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也是现代政党和国家处理国内民族问题上的杰作；它将中国的
10、民族关系推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也奠定了未来我国民族工作的良好基础。由此，这一时期，被公认为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黄金时期”。然而，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抬头并逐渐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民族工作也深受影响，由此便出现了诸如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扩大化、“民族融合风”，以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破坏等各种错误，这里的教训是值得深刻记取的。 二江泽民同志指出：“新中国的民族工作主要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通过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引导翻身解放的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二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里的两大历史任务，也就是当代中国民
11、族问题的两大主题。第一个历史任务，我们已经胜利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我们正在完成。早在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大部分已经完成的1957年，我们党就已经提出：“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但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出现了曲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民族工作的重心才实现了转移。当然，这个转移过程，是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实现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曾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民族工作造成重大损失，这一理论观点及其影响首先得到了批判和清理。与此同时，大批的冤
12、、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拨乱反正是完全必要的，它表明了我们党勇于正视错误、纠正错误的决心，也为民族工作彻底摆脱“左”的羁绊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召开了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和西藏、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座谈会，重申了被践踏和歪曲的各项民族政策，也制定了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它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政治制度之一从国家基本法的角度得到确立和保障。198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提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13、。”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也明确提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1999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至此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党已牢固地把握了发展经济这个中心环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而我们的民族工作也明确了方向，服务现代化建设，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发展。这一时期，
14、民族地区与全国的改革同步，深入进行了以各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牧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政企分离、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发达地区建立了横向经济联系，积极对外开放，发展起了各有特色的边境贸易，认真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和科技文化事业，同时也充分利用国家的帮助和发达地区的支援，积极吸引外资和增加出口。20多年的发展已使我们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和文教、科技、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千百年来贫穷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今当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进入了小康水平的时候，也包括了大多数民
15、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民。这些成就，举世公认。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巨大发展造就了我国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坚实基础，但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仍将长期存在的现象也必须高度重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我国的民族问题又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发展基础薄弱，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二是在经济建设中出现各种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和纠纷；三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机会增多，由此引发的文化习俗方面的纠纷也随之增多；四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因宗教问题处理不当而导致的民族矛盾不时出现；五是极少数国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分
16、子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危害国家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对这些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我们党不回避，不否认，实事求是地对待，扎扎实实地解决。关于发展差距拉大问题，邓小平在1990年就讲到：“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谈到，要重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协调问题，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要采取必要措施、作出专门的安排。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速中西部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的决定，并在“九五”期间采取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和调整资源性产品价格等措施，在世纪之交又正式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定。这些措施和决定，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民族地区进一步发展，继而缩小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已经产生了和正在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关于新形势下民族关系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