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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十年来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潜在问题与政策调整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经济见证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个人收入也经历了迅猛提升。但与此同时，中国个人收入的差距也得到空前扩大。可以说，就在这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社会从曾经是世界上个人收入最为平等的国家之一，迅速转变成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对巨大的个人收入差距，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市场化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必然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讲，在收入上拉开差距甚至可以激发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前的收入差距已经相当严重，它的继续攀升势必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不仅有可能葬送整个改革大业，而且有可能造成
2、灾难性的社会动荡。以上的两种观点，要么轻描淡写，要么耸人听闻，都走到了极端。在笔者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化改革的措施都无一例外地会拉大收入差距。改革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快速攀升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特定的经济变革政策选择的结果。同时，笔者也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将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但与严重的社会动荡并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收入不平等是引发社会不满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必要条件，但真正跨过不满，形成社会动荡，还需要一系列其他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同时恶化。如何解释收入差距快速上升：快速上升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几乎两位数的百分比高速增长。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4.7万亿元，人
3、均达18700元。与此一致的是，中国居民的个人收入也得到了快速增长。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按照可比价格折算，如今中国城市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是30年前的7倍。毋庸置疑，现在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和提高。如果说，这过去的30年是中国国力增强的30年，那么它同时也是中国家庭从贫穷奔向小康的30年。但是，在这条令人欢欣鼓舞的致富之路上，大家并没有共同提升，齐头并进。有人遥遥领先跑到前面，有人却远远落在后面。有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富裕阶层的一员，而也有人被甩在大队人马之外成为实实在在贫困人口中的一分子。现在的中国，穷人与富人之间出现
4、闻所未闻的差距，形成难以跨越的鸿沟。曾经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的收入不平等，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浮现，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有研究表明，当前民众与政府官员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与社会分配不公。毫无疑问，大多数普通人对于收入差距的现状不满。根据洛伦兹曲线计算出来的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最常用的度量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它的取值在0到1之间，0表示绝对的平等，1表示绝对的不平等。数值越大表示不平等的程度越高。比较公认的标准认为，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平等；0.20.3，表示收入相对平等；0.30.4，表示合理程度上的不平等；0.40.5，表示收入相对不平等；0.50.6，表示收入不平
5、等；而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图-01所示的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大多来自官方统计数据。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在城市实行社会主义计划时期的低工资低差别的等级工资，而先行一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因而1981年的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29.这一数字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基尼系数相当，处于当时世界上不平等程度最低的水平。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这一惊人的成就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不平等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甚至使用“去阶层化”来描绘当时平等的社会分层结构。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在启动城市改革的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开始飙升。到
6、1990年代末，这一系数超过0.40；进入21世纪后，它持续上升，在2006年达到0.47.据2007/2008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仅小于一些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亚洲国家。在2006年，香港与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为0.43，韩国为0.32，美国为0.41，而在普通人印象中贫富差距较大的菲律宾与印度的基尼系数，则分别为0.45与0.37.印度的基尼系数数字让人怀疑，但的确来自联合国发展署的年度报告。在邻近亚洲国家中，马来西亚是唯一在基尼系数上（0.49）超过中国的国家。一些学者根据其他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的中国收入基尼系数，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超过0.40；
7、如今的基尼系数甚至已超过0.50.在2006年，人均收入最少的10%的城镇居民仅仅只有人均收入最多的10%的城镇居民收入的1/9；人均收入最少的20%的农村居民仅仅只有人均收入最多的20%的农村居民收入的1/5.无论以哪种指标来衡量，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过去的30年中飞速提升。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显示，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社会结构转型根据不同的收入与财富，中国社会正在被切分成不同的社会阶层。毫无疑问，这样的变化将在政治、社会与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强大的反馈作用。决定收入差异的因素：个人资源与结构制度在讨论收入差距扩大时，有一种常见的理论认为，市场化的竞争使得个人所拥有的不同资源得到不同的回报，因此
8、形成个人收入上的差异。社会学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例子：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化的改革使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获得的收入越高。这一观点与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的结论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结论也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个人收入的教育收益率在1980年代为3%；到1990年代以后，提高到8%；跨入21世纪之后，这一百分比进一步提高到11%.教育收益率由多元回归方程得来，表示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年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所增加的百分比。1980年代的教育收益率明显过低，十分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就是1980年代人们经常谈论的“脑体倒挂”“拿手术刀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如今，教育收益率的
9、大幅度提升，既反映出市场对人力资本的回报更趋合理，同时也反映出不同教育水平的个人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在整个社会结构性转型的背景下，上述强调个人资源的理论深具局限性。从理论上讲，结构制度变化的影响不仅仅发生在个人资质影响“之前”，并且其影响的范围与强度也大得多。这是因为，个人资源的影响作用总是在结构制度所设定的范围内得以发挥的。从经验研究中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在使用个人特征与资源来分析中国社会个人收入时，其能够解释的份额较低。在分析1990年代前的个人收入数据时，包含年龄、性别、党员身份、受教育年限等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仅仅能够解释略高于20%的个人收入间差异；在分析1990年代以后的数据中，
10、这一比例则进一步下降到低于20%.换言之，个人收入差异中80%以上的份额，是由个人特征之外的其他已知或未知因素所决定。与中国情况相反的是，在分析美国的数据时，使用同样的包含个人特征与资源的回归模型却可以解释高达50%以上的个人收入间的差异。显然，个人资源差别在美国更能体现在个人收入差别之中。以上的比较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与某些国家相比，中国个人收入的决定因素更多存在于个人特征与资源之外；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引起中国收入差异与多元化的机制，更多来自个人资源之外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有研究表明，近75%的中国民众希望政府能采取具体行动来改变这一情况；而持相同观点的美国民众的比
11、例则不到50%.在当前的中国，个人资源的改变（如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的影响作用，可能并不比其他制度性因素更为有效（如进个好单位）。如果仅仅讨论个人资源，这只把握了个人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部分；而结构与制度性因素，是讨论收入分配时不可或缺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另一部分。发展模式的选择与收入差异如果说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它同时也在1980年代中期，开启了收入差距飙升的大幕。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特定的改革策略进一步推动了收入差异的上升。事实上，中国社会个人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与渐进式发展模式的选择密不可分。如果说渐进式改革模式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则这样的选择也同时导致个人收入差异的快速增大。
12、在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的城镇劳动力价格由国家以再分配的原则统一规定。这一等级工资制度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依据等级来制定工资额。由于整个工资体系的制定建立在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压制消费的基础上，各个等级间的工资差异细微，因而整个城镇职工间的收入差异较小。在农村人民公社劳动的农民，根据他们参与集体劳动获取差别并不显著的实物收入（当然劳动效率也不高）。因为支持工业生产的需要，农产品价格被压制，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较大。这一时期中，由两个内部差异极小，外部差异较大的城乡集团构成的整个社会的收入差异并不显著。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个人收入高度平均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双轨制”的渐进改革既保持了原有的计划经济，同时
13、又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国有部门与新兴的非国有部门的收入分配与原有的分配政策大不相同。在微观层次引入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后，使得个人收入间的差异逐渐加大。这一过程可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的前半句来概括的确有一部分人，在收入上远远走到其他人前面。中国渐进制改革的另一个策略选择是“摸着石头过河”几乎所有新的改革措施都是在特区或东部沿海地区试验之后，再推行到整个国家。这无疑在不同的地域之间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部与西部内陆地区远落后于得到优先政策而先行一步的东部沿海地区。这样的差异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进一步加深。渐进式改革不仅使地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同时
14、也使不同的经济部门的市场地位大不相同。有的部门在市场经济中参与充分竞争，而另一些则获取政府保护的垄断地位。所有这些不平衡最终都在个人收入差异中表现出来。与原有计划经济相比，渐进式改革无疑造就多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差异。这些不平衡发展在个人收入差异上的反映，可用社会集团的概念进一步描述。当整个改革强调经济建设的突出核心地位时；当改革的背景基础是行政权力主导的再分配经济时，政治权力全面进入经济领域是理所当然的。但令人担忧的是，当缺乏监管时，权力必然以不合理的形式介入收入分配，扭曲分配机制。事实上，早在社会主义在苏联建立之初，托洛茨基就警告过权力可能被滥用；而吉拉斯（密洛凡。吉拉斯，又译德热拉斯，曾任
15、南共盟中央书记等职，因主张多党制与西方式民主，1954年被开除党籍。著有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编者注）更是指出了部门与单位的负责人是“事实上”的所有者因而有着在内部不受限制的权力。随后的社会学研究更是揭示权力掌控者往往近水楼台牟取私利，并构成与工人生产者相对的另一个阶级；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大量研究表明，原有的掌权者在旧制度没有完全消解、新制度没有完全建立的过程中往往更加如鱼得水般地攫取利益。如果说，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是以行政权力主导的话，那么，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盟是改革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地方领导需要可当成政绩的经济成果，而企业家需要从政府手中获取便利。从宏观上讲，这样的类似
16、拉美各国上层结盟的社会结构将使得阶层间的鸿沟难以逾越，形成阶层间的隔离或对立；从微观上讲，不受监控的权力在市场上的寻租行为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同时也拉大收入差距。社会集团结构特征与收入差异的扩大由于国土庞大，因而区域划分必不可少。与此相适应的结构制度也显示了条块分隔的特征。在分析讨论工作单位对于个人收入影响时，有研究表明单位特征（条块分隔的表现形式之一）与个人特征几乎解释了相同份额的个人收入差异。换言之，在解释个人收入差异时，进入什么样的单位这一结构性特征与拥有什么样的个人特征与资源的解释力相当。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个人收入差异变化的决定因素更多的是结构性与制度性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是以集团的形式来决定个人收入的。这样的集团划分包括：城市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