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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过渡”及其评价的争论自上个世纪80年代前主义国家遭遇种种，开始启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以来，关于“过渡”、“转轨”与“转型改革”问题的关注和成为各国经济学家面临的重大课题。“转型”和“过渡”概念的提出和使用者们在关于市场化改革的研究中，产生了重大的，他们促使人们开始注意制度改革的系统性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转型”和“过渡”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国际学术界的一般性认同在经济改革层面上将其界定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但关于市场制度与社会制度结合的“过渡”，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界定和共识。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时，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1在苏联和东欧国家
2、改革意外陷入“休眠”状态后，遭到了广泛的怀疑。人们开始对渐进过渡方式给予肯定，并认为渐进改革才是“过渡”的正确方式，后者也被称作“北京共识”。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并没有掩盖关于过渡经济问题的分歧和争论。关于“过渡”的本质，以及判断过渡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问题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该分歧主要集中在以科尔奈、萨克斯、杨小凯等为代表的部分西方转轨经济学家和大陆经济学家之间（陈甬军，1999；张宇，1997；张军，1997，等）。前者认为，“过渡”某种程度上特指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其实质就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回归，试图在不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妨碍维持市场经济的宪政改革的集权制度）的条件下，建成
3、市场经济是不可实现的（科尔奈，1999，2000；萨克斯，1997；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但后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的形式与其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不是唯一的，部分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转向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继续探索市场经济建立的实践形式。因此，他们认为，对“过渡”和“转型”的定义应当具有包容性和高度得抽象性，即在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承认市场经济实现形式的制度创新和多样性。（陈甬军，1999） 毕业论文1。西方学者的过渡观：代表性观点科尔奈于2000年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冬季号上，发表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一文，他在该文中指出：所谓“过渡
4、”，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科尔奈实际上表达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于“转型和过渡”实质的看法。;2通过引入“制度品性”（the;System-Specific;Attributes）的概念，他指出，制度品性是判定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标准。科尔奈在该文中构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的“制度模型”，并了过渡的起点和终点及其评价标准（参Kornai,2000,PP27-42）。他没有对转型的具体路径和过程做出探讨，而界定“过渡经济”的本质则成了该文的核心主题。对制度模式的二元化处理，是科尔奈形成其过渡结论的前提，他在短缺经济学、短缺、增长与效率和突进与和谐的增长等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的集权体制及其经济
5、效率所做过的深刻分析，使他坚定的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由于内在的集权和行政垄断特征）是一种反市场的外部社会制度，二者水火不容，如果不放弃这种制度追求，试图建立市场经济并完成由计划到市场的过渡是不可实现的。具体而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成功结合只是社会主义改革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毕业论文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年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发表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一文中，则对“过渡和转轨”的具体路径及其评价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是对“休克疗法”的一种补充。该文认为：转轨的核心在于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对不同改革路径的评价要区别考察改革对经济绩效得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而衡量改革成功与
6、否的关键在于长期效应和宪政改革的完成。文章指出，转轨改革成功与否的评价困难主要在于：（1）宪政改革的长期绩效和短期影响存在背离，过早评价何种改革路径成功与否并不合适；（2）渐进改革中利益集团的机会主义和腐败是改革必然支付的成本，而这一成本总量与休克疗法的成本总量难以比较；（3）不同改革路径间的代级福利贴现比较并不存在统一衡量标准。总体而言，该文试图指出：过渡的真正任务在于完成宪政改革，而宪政改革的终点就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由此，前苏联的改革由于迅速完成了宪政改革和市场化，现在只是处于一个等待长期绩效出现的阶段，而非改革失败；中国尽管采取渐进改革保持了良好的增长，但由于未完成宪政改革，断言其转型
7、成功为时过早，因此，“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并没有失败，而是由于“起点不同”，改革绩效被延缓了。该论文的基本思想是：所有的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3 毕业论文以上两篇论文是经济学界关于转轨问题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二者都明确指出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要实现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不具有可实现性。其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坚持和辩护。与此不同的是，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与证据中则侧重于从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和转型国家得改革实践
8、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和研究。他指出，在长期争论的两种体制选择问题上，在如何有效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上，标准经济模型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他通过引入信息不对称是不完全市场，批评了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定理在描述市场社会主义特征方面得谬误，并描述了信息不对称和非完全市场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在讨论社会主义改革绩效和方向时，他对此提出了一些可贵的建议：如对转型经济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竞争而不是所有权；转型经济中体制的改革和竞争格局；对政府出台的私有化计划需要谨慎对待；激进改革对制度系统的破坏力，以及信息不对称中个人和组织的行为问题。总体而言，斯蒂格利茨对转型问题的研究更加侧重于现代经济理论。他认为：从
9、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不是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暂时现象，而是关系国际发展的问题。;4在思想领域，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杂志国家利益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并于1992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他在该书扉页上的两句话表达了此书的主题：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经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经走向完成。目前的世界形式不只是冷战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已经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形式。;5这篇文章的发表，特别是著作的出版，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巨大反响。从东方到西方，一些陶醉于社会主义失败喜悦中的人们合着福山的调门，一起高唱：马克思主义死了，共产主义死
10、了，社会主义死了，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6 毕业论文 福山的煽动性的鼓噪并没有让人们完全陶醉，;西方解构理论大师雅克德里达则在马克思的幽灵一文中，从解构主义立场上为马克思主义做了辩护。德里达指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无疑是一部“新福音书”，而福山本人也无非是西方世界的“新福音的布道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和知识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一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现实性。妄言马克思主义将从人类的思想中消失显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德里达，1993）尽管福山和德里达的争论不属于经济学领域，但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过渡”的影响，使
11、我们有必要思考他们的观点。 2中国经济学家的转型观：分歧与共识关于转型问题，与西方转型经济学家相比，信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他们是“北京共识”的积极倡导者，认为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变是可行的，而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中，采取渐进式改革才是合理的选择，试图在一夜之间就实现制度复制的想法是天真的。但在对转型过程的认识及其具体形式上，“红色”经济学家之间则存在较大分歧。陈甬军认为，过渡经济改革的实质，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中用市场机制对原来的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他指出，这一置换过程的启动就是过渡的起点，而过渡的终点则是市场经济机制成
12、为主要的调解方式并实现了经济的稳定有效运行。他在过渡经济的本质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性质一文中指出，科尔奈和萨克斯对“过渡”的定义或判断标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无法成立，理论上试图用前苏联改革的个案来界定“过渡”本身存在逻辑矛盾，中国在不改变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市场经济的探索，应当同样被视为一种过渡形式。（陈甬军，1999）他在论文中指出，“尚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激进改革是一种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改革，而渐进式改革则有现实的依据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帕累托改进原则。因此，即使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也没有理由否定坚持采用渐进方式的中国改革。”（陈甬军，2003，P41） 毕业论文张宇认为，过渡经济改革是在化与社会主
13、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带有双重过渡的性质，其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这一宪法制度改革和萨克斯等人的宪政主张存在明显差别。他指出，在市场化的共相背后可能存在宪法制度的不同选择。前苏联的改革实际就是一种从传统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中国的改革则是试图实现一种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过程。他通过对双轨制、增量改革和体制外突破的考察认为，这些以改革的目标和性质完全相同为前提的观点必然导致一种结论：即以双轨过渡为特征的渐进式是有效率的，而以价格全面自由化和产权大规模私有化为特征的激进改革则是低效率的。他认为脱离改革的性质、目标、政治结构和宪法制
14、度问题，就不可能把握改革的实质。他指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苏联东欧国家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差别不是改革方式问题，而是改革性质和目标的问题。能否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持续推进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并将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改革和市场机制有效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成败的关键。（张宇，2001）相比而言张宇更加重视宪法制度改革在转型经济中的作用。樊纲引用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了过渡经济的过程。他认为，经济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而制度变迁和经济改革则带有明显的“公共选择”性质。对体制改革的研究，就是对改革中各种利益主体的行为及其利益结构的变化的理论探索。他把出于体制转轨中的经
15、济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大部门，并把经济转轨过程的实质概括为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加大和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并认为中国自1978以来的改革绩效不在于国有经济改革的完成，而应该归功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7（樊纲，1997） 毕业论文吴敬琏在通往市场经济之路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和苏联东欧改革的真正区别，在于中国是从体制外开始，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从而使经济越过了市场取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这是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和繁荣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改革获得巨大成功的秘密所在。（吴敬琏，1992）邹薇和庄子银（2001）在假设公众和决策者对制度存在明显偏好的条件下，通过制度评价的无差异曲线分析了制度预期收益和
16、改革路径选择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新旧制度偏好分离的条件下，改革路径多种选择的可行性区域。并用投资模型分析了改革过程的动态优化问题。;8他们指出，改革过程具有明显的“帕累托改进”特征，并论证了改革的过程共性之外的个性因素，强调转型改革研究中改革背景和特殊条件的重要性。他们将过渡视为一种全面的制度创新过程，认为中国过渡改革在任务和目标方面都具有二元特征，这会导致较大的改革成本，比较而言，渐进式改革的思路是一个优化的选择。事实上，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研究，都不可避免的要涉及经济转轨和过渡的问题。以上只是简要罗列了一些直接讨论过渡问题的观点，但在多数研究成果中，都是以过渡和转型作为分析背景的，分歧主要在对中国改革的特征描述。例如，张军（2000）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由于完成了存量改革之后启动增量改革的结果。杨瑞龙（1996）则把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概括为供给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