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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 作者简介 朱德米(1972 ) ,男,江苏盱眙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生,苏州大学公共管理系教师,主要从事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关键词 制度新制度主义行为主义政治学摘要 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反对把个体行为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新制度主义内部“分化”成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资产阶级进行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制度,所以当时的政治学关注的主题是政体。从洛克到孟德斯鸠再到托克维尔,都把国家的政治制度作为研究的主题。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
2、国家相继搭起了政治制度的整个架构。政治制度步入稳定的发展时期,政治学关注的中心开始从制度转移到公共政策上来。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已不是集中在建立何种政治制度上,而是采用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正是由于这种深刻的时代背景,在20 世纪50 、60 年代,行为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主流理论。人们对正式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重视,没有关注到对政治现实和政治行为的研究中去,被视为传统政治学的一个主要缺陷。行为主义倡导政治科学的研究以政治行为为中心,注重对个体的政治心理、动机研究,注重对政治现象的定量化研究。制度开始被排除在主流政治学研究的视域之外。在20 世纪80 年代,由于行为主义革命在进行了近30 年后,仍
3、旧无法实现最初宏伟的学术“抱负”,由于受到经济学界同行们对制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鼓舞,政治学家开始再度关注制度,把制度纳入了当代主流政治学理论视野。始于亚里士多德的从制度入手研究政治现象的传统,终于在此时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一个理论流派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 ,new institutionalism) 。瞻姆斯马奇(James G.March) 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Olsen) 在1984 年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揭开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序幕。 经过20 多年的发展,作为一个理论流派的新制度主义日益成熟。
4、有的学者把新制度主义在当代政治学发展概括为一场类似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有的学者则说“我们现在都是制度主义者了。”新制度主义在当代的兴起, 不仅表现在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制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包括制度的涵义、构成、起源、变迁, 行为与制度的关系、制度与文化的关系等主题) , 而且还把新制度主义理论运用到公共管理、治理、公共政策分析、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 以及欧洲一体化研究中。从当代政治科学主流的杂志所刊登的学术论文来看, 制度主义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科学界一个热点。一、新制度主义兴起的知识基础新制度主义对行为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行为主义的偏好假设发问。对行为主义者而言,个体的“
5、真正”偏好不可能直接“查明”,必须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才能揭示出来。制度主义者认为个体的“表达出来”的偏好和“真正的”偏好之间是有区分的。其次,行为主义者认为集体现象是个人行为的聚集,个人偏好经过有效的利益聚集机制能带来最佳效果。制度主义者对聚集概念的本身提出疑问,认为政治决策不是建立在个体偏好集聚的基础上,而是决策规则直接影响到政治后果;同样集体决策不能还原为个体偏好。他们指出:比如在选民的偏好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上,公共政策的形成不是无数选民偏好的聚集,而是通过规则制定出来的。为了使批判深入到行为主义理论的“内核”,马奇和奥尔森担当起了对在行为主义影响下的政治科学理论进行“清算”的任务。在新制
6、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中,他们指出,如同经济生活中厂商、社会生活中各色组织主导各自领域一样,在政治生活中正式组织、法律制度等也主导着这个领域。但是由于行为主义主导“天下”,政治生活中基本因素的组织却被忽略了。他们认为当代政治科学的特征主要有:情景主义(把政体看作是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并且拒绝把它们区分开来) ;化约主义(把宏观政治现象看作是个体行为结果的汇集) ;工具主义(仅仅从对资源分配的决策的视角来看待政治,忽略政治在围绕符号、仪式、典礼的意义发展上的作用) ;功利主义(把政治行为看作是源于自我利益的算计,而不是源于责任和义务) ;最后是功能主义(历史被一个为达成唯一的合适均衡的
7、有效机制所决定,而忽视了历史的无效率的一面) 。马奇和奥尔森在把行为主义影响下的政治科学基本理论的“内核”的弊端揭示出来的基础上,提出用“制度主义”观点来看待政治生活。他们强调政治制度具有相对自主的特征;强调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历史具有无效的特点;强调政治生活中意义和象征性行动。他们认为政治机构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和要求的集体行动者,不只是社会力量的简单的反映,直接影响到政治活动的结局。新制度主义者拒绝行为主义理论,以及在行为主义影响下的多元主义理论(类似上述的背景论) 、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还吸收了70 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如“回归国家学派” (bringing the st
8、ate back in) 、组织理论(group theory) 、学习理论(learning theory) 、符号互动论( symbolicinteraction theory) 和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理论。制度引起政治学者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高度重视制度研究。尤为突出的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所取得的成功,他们不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而且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之一。这些成果鼓舞着政治科学研究者把制度纳入分析的视野中。政治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尽管注意到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在建构理论框架时,还是从制度经济学中借鉴基本概念
9、、术语和方法论,诸如制度的含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等。由于学科间交融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制度分析范式也体现了这种努力,它们构成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另一个理论来源。从制度入手,在政治学中不是一个新的现象,那么它们为何又表明自己是“新制度主义”呢? 它们与老制度主义有何区别和联系呢? 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二战之前的制度主义研究主要太重视政治结构、法律框架和程序规则等,过于注重描述性,常常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制度而忽视制度的动态运作过程。学者朱利娅布莱克(Julia Black) 认为新制度主义力图把老制度主义关注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行为主义关注政治行为两者结合起来。新
10、制度主义的“新”体现在既关注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又吸收行为主义的动态、过程、定量化的研究方法。这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特点。二、新制度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最新发展正因为新制度主义有这些理论来源,所以在其内部也造成“分化”。该领域的众多学者都认识到不存在着一种“制度主义”,而是多种。最著名的为后来学者大体上沿用的分类是彼得霍尔(Peter A. Hall) 和罗斯玛丽C. R泰勒(Rosemary C. R. Taylor) 在1996 年的英国政治研究上发表的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文中提出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
11、“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此外还有的把新制度主义简单地分为两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主要批判地吸收了结构功能主义一些观点,吸收了比较政治学中有关政治发展理论。冠之以“历史”,因为这一学派认为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工具理性,手段目的的算计) 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之所以又是“制度主义”,因为他们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斯科克波的国家和社会革命就是其典范。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扎根于政体的
12、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等,它们包括宪法规则、官僚标准的执行程序等,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行动主体。埃文思等人在回归国家一书中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行动者,国家具有自主性和能力(the autonomy and capacity of states) 。历史制度主义在早期主要是反对多元主义政治理论,批判多元主义者所持的个体偏好经过转化机制可以通过利益团体、政党等形式表达出来,并进入到政治过程中的观点。认为集体行动者、制度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它们塑造着利益的表达;宪法和政治制度、国家结构,政策网络等构成了政治过程。他们关注的是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国家、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法团
13、主义(corporatism) 和回归国家学派是其主要理论代表。历史制度主义近来的发展主要有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 把社会学和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代表著作是社会学遇到历史;斯科克波把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从以社会为中心转向以政体为中心,其代表著作有: 历史社会学中的想象和方法和国家与社会革命。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吸收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经济人”的假设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有关制度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理论,其主要分析工具有产权、寻租和交易成本等理论。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有着特别影响的理论有:威廉森(williamson) 提出的特定的组织形式是努力减少交易成本的结果; 诺思的制度发展理论;米
14、尔格罗姆(paul milgrom) 普拉特(Pratt) 等人的委托代理理论。这个流派主要起源于对美国国会制度的研究,关注国会的规则如何影响到立法者的行为,主要代表著作有马修D. 麦卡宾斯(Mathew D. McCubinns) 和特里沙里文(Terry Sullivan) 主编的国会:结构和政策、加里考克斯(Gray Cox) 和麦卡宾斯的立法利维坦。近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关注的领域有:运用博弈论来分析民主转型、欧洲一体化中的制度改革、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间组织的崛起和衰亡。社会学制度主义是组织理论的一个分支。这个流派大体上可追溯到20 世纪70 年代,传统的组织理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认
15、为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效率是组织建立的一个主要原则,它们体现了手段目的逻辑。而文化与组织是完全不同的,其逻辑是与特定情形适宜,即符合一定规范。社会学制度主义挑战这种区分,认为现代组织所使用的规则、规范、程序是特定文化的一种实践形态。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制度与文化是一对同义词。因而,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用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这个流派主要代表著作有:马奇和奥尔森的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保罗J . 迪马乔(Paul J .DiMaggio) 和沃尔特W. 鲍威尔(Walter W1Powell) 主编的组织分析中的新
16、制度主义,约翰W.迈耶(John W1Merye) 和W. R. 斯科特(W1R1Scott) 的组织环境:仪式和理性等。近年来,社会学制度主义关注的领域有:东亚与拉美的比较、美国与欧洲国内政策的差异等。尽管,大多数新制度主义者都承认他们内部存在着上述分化,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分歧被扩大了。他们认为既然都统一到“新制度主义”名目下,内部的分歧只是反映了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制度,或者是反映了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德国康斯坦次大学的学者埃伦M. 艾米古特( EllenM1Immergut) 把新制度主义归结为历史制度主义一种,而理性选择理论和组织理论则是构成其理论的基础。 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西蒙赖克(Simon Reich) 在新制度主义的四副面孔:公共政策和一种多元主义观点一文中,从不同领域存在不同的公共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