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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写在墙上的新中国60年史：标语的变迁(图)2009年08月03日 08:12来源：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字体：大 小】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灌涨镇一处宣传“42”工作法的标语。 本报记者 田国垒摄【点击查看其它图片】齐保东今年66岁了。他名义上的职务是河南省内乡县灌涨镇农业经济管理站站长，但实际上却是“搞宣传”的就是下乡刷写墙头标语。 作为灌涨镇前楼村字写得最好的人，齐保东已在乡间地头刷写了43年的标语。 齐保东说，在显眼的地方的同一堵墙壁上，他写了又刷，刷了又写，年复一年，不知写了多少标语，每条标语对应的，是一项国家或当地政府的政策出台。 标语，言简意赅，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在中国，标语可以称为时代
2、的符号。新中国成立60年来标语的变化，浓缩了新中国政策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常香玉向志愿军捐了一架飞机” 桃溪镇是内乡县最西边的一个乡镇，因为偏远，县城汽车站发往这里的班车，要50多分钟才能等到一辆。 7月31日，桃溪镇的天空中飘着时密时疏的雨点儿，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穿镇而过，不远处是层层黛色的山峦。 在这个穿过几处被炸开的垭口才能到达的宛西小镇上，两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租用了同一个门面营业。贾清杰老人的营业项目是为故去者糊送葬用的“大马”和花圈，於敬军老人所做的是补鞋配钥匙。 天气不好，两位老人都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坐在只有几平米大的门市廊檐下，边吧嗒吧嗒抽旱烟，边向记者回忆新中国成立
3、以来的标语和自己的亲身经历。 两位老人都记得，小时候村里的墙上到处写着“吃水不忘打井人，翻身不忘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赞颂新中国和毛泽东的标语，也经常听大人们讲“桐柏山”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怎样和日本人打仗的事情。 问及抗美援朝，两位老人都摇起头，“当时太小，记不得什么事情了。”但两人都知道，豫剧大师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时，曾捐了一架飞机给志愿军。 “大跃进万岁！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因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 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万岁”
4、的标语被刷在了乡村的墙上，并很快为群众熟悉，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动员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 设的口号。 总路线中的“快”，最先体现在了钢铁生产的“超英赶美”上。 1958年全国大炼钢达到高潮。那时，贾清杰才9岁。“重活我干不了，大人们就让我们拉风箱，炼钢用的风箱有6尺多长，我们几个小孩子每推拉一次风箱就向前跑三步再向后跑三步。” 贾清杰说，“当时的领导说，我们村里山上的石头是矿石，能用来炼钢，我们就二话不说跟在技术员屁股后头上山采铁矿石，可炼着炼着才发现那些都是吹牛的话，矿石放在土高炉里炼好久才出一点点钢。” 贾清杰说，那时大家伙干得非常带劲儿，一想到几年后就能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了，连我们小孩子拉风箱都
5、不觉得累。每过一段时间，大队就抬着炼好的钢到县城去展示，人们都非常有成就感。 大炼钢铁取得的成就感，刺激了群众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大跃进万岁！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人民公社无限好，万里江山一日新”等标语，铺天盖地地刷在了桃溪镇的墙上。 出于大炼钢铁的需要，各家各户做饭用的铁锅慢慢儿都被大队收走炼钢用了，1959年，桃溪的社员们开始吃集体食堂。大队将各家各户的粮食都集中到一起，谁家有四条腿的大桌子和长板凳都要交给集体使用。队长在大会上说，“只要好好干活，村里食堂有的是大米白面吃。” 贾清杰回忆，大食堂刚开始办的时候吃得确实很好，“可以吃上以前过年时才能吃到的白馍、面条，还可以喝汤
6、。” 但好景不长，一段时间后，贾清杰发现，白馍逐渐变成了玉米窝头，捞面条也很少吃到了，好不容易吃到一次也是面条少野菜多。食堂开始主要供应红薯，每人一顿是8两蒸红薯带一碗稀玉米粥，端起碗来能照见人影儿，当地人戏称“端起碗，照相馆”。 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贾清杰，明显感觉到自己吃不饱，“一出食堂的门就感觉又饿了”。 在食堂吃不饱就得自己想办法。“俺爸有时偷偷从队里的田里摘一些玉米棒子之类的东西回来，到了深夜才喊我们几个孩子起来吃。” 肚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浮夸风”又兴起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出现在内乡县高“低”的墙上。 据贾清杰介绍，50年代末，内乡县化肥厂非常少，队里大都是用土粪
7、追肥，小麦的亩产量顶多不过300斤。可当时大队长说，只要胆子大一些，种田再精细些，亩产还可以翻几番。 贾清杰说，大队为了应付工作组的检查，就把其他几处田里已经结了麦穗的麦苗拔出来，临时“种”在一块示范田里，考察组的人站在示范田边望去，见田地到处都是沉甸甸的麦穗，就夸我们大队的麦子长得好。 中国青年报记者找到了一份中共南阳地方史简编，在第五章第五节有这样一段描述：1959年10月，南阳日报公布南阳地方工业提前65天 完成1959年生产跃进计划，秋季粮食比1958年增产27.7%，万亩水稻亩产800斤以上，22.4万亩棉花亩产皮棉150斤以上，86万亩红薯亩产 6000斤以上,22.6万亩玉米亩产
8、350斤以上。实际上，当年全南阳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3.02%，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78.76%。 1961年，12岁的贾清杰父母双亡，4个姐姐和哥哥只剩下了一个贾清杰的二姐，他们姐弟俩成了孤儿。在被二爹抚养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姐弟俩被送到了乡里的福利院。 尽管被送进福利院的事情已经过去48年了,贾清杰至今对当时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身世。 “一天，区通讯员骑一辆黑色自行车到我二爹家，问我们愿不愿意去福利院。二爹说，到那儿后有玉米馍吃，就别在这儿跟着我受苦了。” 到福利院没多久，贾清杰和姐姐就分别被贾姓和魏姓的夫妇领养了，“贾清杰”的名字就是后来取的。贾清杰已经记
9、不清自己以前的名字了，只知道姓付。在后来几十年中，贾清杰与唯一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姐姐互无音讯。 贾清杰说他后来的父母对他很好，“送我上学，还给我娶了媳妇。”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奋勇前进”等标语开始大量出现。 “文革”初期，不满20岁的贾清杰成了一名红卫兵，每天手持毛主席语录，在内乡县串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村里天天有人敲钟，每晚都有人偷偷贴别人的大字报
10、”。 齐保东刷写标语的经历，正是从这时开始的。“文革”中，他刷了很多标语。他坦承，铺天盖地的标语，营造了斗争的气氛，越写斗得就越凶。“毛主席说一手抓斗争，一手抓生产，但人们只顾斗争了，生产完全停了。” 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标语，开始出现在内乡县赤眉公社高“低”的墙上。随后的几年间，不断有城里的知识青年来到这里，当地政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知青农场。 1974年，21岁的英子从郑州来到内乡县“五七农场”做知青。英子说，“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公社供销社的营业员，天天坐在玻璃明晃晃的柜台里。看到山里人，就寒起一张涂满面友的白脸；看到公社干部，就笑得满脸
11、菊花开。” 但供销社的营业员是有门路的知青才能当上的，英子被安排到赤眉公社办的钉子厂，当上了工人。 1977年7月，农场里开始悄悄流传大学将要公开招生的消息。 起初，这个小道消息并没有激起知青们的兴趣，“大家都很冷漠，很不热心，似乎在听一个天外的神话。”“只怕是筛子大的雨点儿，砸得地冒烟，也砸不到咱这些人头上！”旁边有人边吸溜着红薯粥边说道。 又过了个把月，开始有一批批知青请假回城去，弄来中学课本啃。英子也动心了。她心想：大学既然是谁都能考，那么不考白不考，咱也去凑个热闹吧。她就去副场长那里磨着请了几天假。 当英子回家告诉母亲想参加大学考试时，“我妈像没听见，一边往锅里搅面糊一边嗯了一声。吃饭
12、的时候妈妈又说，想考就考吧，反正你也没事干，咱可先说好，别总借这个由子往家跑，家里可没有你的粮票呢。”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赤眉公社的考场设在离知青农场20多里的赤眉镇的两所小学内。开考前的那个下午，英子和一个叫小琴的女孩儿，费尽周折借到了一辆破自行车搭伴进镇，小琴骑车，英子坐在前面的大梁上，车子的后架上绑着她们的行李一张塑料布和一个小被子。 英子回忆，考试当天，赤眉镇上的人们倚在门前，看着匆匆而过的各路考生，认不认得都像熟人一样向
13、考生打招呼：“进来歇歇，喝碗水吧！”“考好考不好，先把心放宽！” 大清早，镇小学的门口就挤满了前来参加考试的知青。有胡子拉碴的男人，有已嫁人挺着大肚子的妇女。考场大门前扯起一条通红的大标语：“站出来让祖国挑选！” 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走到英子身边问道：“闺女，要考了，你怕不怕？” “不怕！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有什么好怕的？” “说得好！有志气！闺女，好好考吧！” 开考前，有一个开考仪式。一位领导在考场的大门前讲话，英子这才发现，刚才问她话的那个男人，原来是赤眉公社书记。公社书记用浓重的河南口音 说：“刚才有个小闺女说，要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没什么可紧张的，也没什么可顾虑的，你们要考出新中国年
14、轻人的志气来，考出新中国的希望来” 公社书记的话刚一讲完，考场的大门呼啦就打开，几百号人一下子就涌了进去。 上午数学，下午语文。第一天考完回来，小琴说自己考得不好，已经绝望了。“一回到住处，小琴便拉了被子蒙上了头，我看那被子一抖一抖的，知道她是在哭，可也没法安慰她。这一夜，冷得出奇。我一次又一次被冻醒，每次都听到小琴在黑暗中低低抽泣的声音。” 1978年春，英子接到了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而小琴却落榜了。直到如今，已在吉林大学执教多年的英子，每次回河南老家，都还不忘打听小琴的去处。 十年“文革”期间，在广阔的农村地区，群众获知中央政策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墙上的标语。而当时身为前楼村大队会计的
15、齐保东，却花大钱通过关系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天定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齐保东称这为“学习”。 齐保东的“学习”，逐渐使他与身边的人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据齐保东回忆，1978年底的一天，前楼大队大队长召集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一个会。会上，前楼大队大队长点名批评了某干部参加了一个成分不好者 的家庭婚礼，认为其“没有认清敌我矛盾”、“阶级斗争意识不强”，要求其他大队干部拿出惩治这位干部的方法。对此，齐保东表示反对，称自己前不久在收音机 上听到了“文革中被划定为成分不好者可以和贫下中农一样升学、一样招工”的通知，去参加婚礼有什么不可以的？大队长闻之大怒，拍着桌子指着齐保东的脸 说，“哪儿听来的胡言乱语，再说连你也一块处理”。 但齐保东并没有挨整，短短一个多月后，齐保东就接到公社宣传领导的指示，开始在灌涨公社各大队墙上刷写“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标语。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978年秋收后，穷得准备出门讨饭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秘密签下一份协议，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农户，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品种和结构，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