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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明末士人阶层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目录中文摘要2Abstract2引 言2一、明朝中后期经济改革3（一）银禁、海禁、边禁的开放3（二）张居正改革4二、明朝中后期士人阶层的商业活动与社会风气的变迁5(一) 士人阶层的商业活动5（二）士人经商的原因6（三）明代中后期启蒙思想家的重商思想6（四）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变迁8三、士人阶层与明末财政危机8（一）明末财政危机8（二）税收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脱节9（三）士人阶层与市民抗税运动10结 论13参考文献13摘要:明朝后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孕育,社会各阶层均被卷入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士人阶层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阶层，对社会经济转型有着巨
2、大的影响，他们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参与商业活动、引导社会舆论等方式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利欲的膨胀使士人阶层未能认识和解决资本扩张带来的社会政治问题，最终使明朝毁于内忧外患之中，资本主义萌芽也随之被扼杀。关键词：士人阶层 经济改革 资本主义萌芽 Abstract：The late Ming Dynasty commodity economy development is rapid, the bud of capitalism began to breed, 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were involved in the profound social
3、reform. The gentry as the national politics life class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economy, have a huge impact, they pass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participate in commercial activities, guiding the public opinion and other means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But an
4、expansion to the gentry failed to recognize and solve the capital expansion brought about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eventually make the Ming Dynasty was destroyed by the domestic trouble and foreign invasion, the bud of capitalism have also been killed.Key word: The gentry Economic reform The bud
5、 of capitalism Financial crisis引 言：明朝后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在政治方面则表现为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导国家政治。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有其萌芽、发展、成熟和衰落以致灭亡的发展史。它是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其孕育的初始形态被形象地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要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主要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的资本和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雇佣劳动者。明代后期，在国内国外双重力量的推动下，这两个条件逐渐发展成熟，资本主义曙光初现。一、明朝中后期经济改革（一）银禁、
6、海禁、边禁的开放嘉靖后期，明朝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政治统治日趋腐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土地兼并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流民问题严重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商品货币经济却获得了空前发展,首先表现在商品生产方面, 农业和手工业两个生产部门的分工、地区之间的分工有了很大的发展, 特别是手工业内部分工愈来愈细。其次, 在交换方面, 国内市场空前扩大,在原来大、中城市商品交换一片繁荣的同时, 出现了一批工商业城市和新兴城镇, 特别是大批工商业市镇的勃兴, 成为城乡交换的中介和商业中心,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成了市场上的主要商品, 而且民间贸易
7、完全打破了政府禁止白银流通的规定。其次, 是边境和海上走私贸易日益猖獗。无论在边疆还是在沿海地区, 朝贡贸易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私人越境走私贸易的队伍日渐壮大起来。在长城沿线, 边镇商人多以铁货与虏交易, 村井居民亦相率犯禁。在沿海地带, 豪门巨室, 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 奸人阴开其利窦, 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漳闽之人, 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 往来络绎于海上。由此可见, 明初抑商政策中的银禁、边禁和海禁皆已到了非全面打破不可的时候了。在嘉靖漫长的四十五年统治结束后，明朝迎来了改革的时机。隆庆皇帝在位六年，对政务作为甚少，朝廷权力掌握在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内阁辅臣手中。他们虽
8、然为了权利争斗不休，但都是颇有见识和才干的政治家，是士大夫阶层中的佼佼者，深知只有改革才能挽救危局，在这些改革派官员的主持下，明朝的经济政策开始转向。隆庆元年( 1567 年) , 明穆宗颁令: 凡买卖货物, 值银一钱以上者, 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这是在白银货币化潮流下颁布的明确法令, 是明朝正式以法律形式肯定白银为合法货币, 且用法律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固定下来。同一年，明政府开放海禁, 准贩东西二洋，海禁开放, 海商贸易走向合法化。海禁开放后，明政府增加了商税税收，同时使得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为明代中国货币白银化最后完成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
9、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把吨换算成两，这就相当于3亿3653万多两白银流入中国，这一时期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也有1亿7000万两之多1，明季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五亿两以上。隆庆五年( 1571 年) 俺答封贡、明蒙互市后, 长城沿线九边各镇普遍开设马市。从此中原地区农耕民族与塞北、东北、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之间贸易畅通, 这既是游牧政权以武力胁迫中原王朝通贡互市的结果, 也是中原人民、尤其是九边边镇商民违禁走私贸易的公开化和合法化。更为重要的是, 它表明明代的国内统一市场真正形成了。2银禁开放即白银货币化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转型具有重大意义，突出表现在财富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社会
10、各阶层身份地位的变化上：“官僚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尤其来自商人阶层的日益增多；农民通过以白银纳税代役，摆脱了与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脱离土地，或日常生活日益与市场连接起来；灶户脱离本行业，从事其他职业，或以劳动所得直接换取白银，改变了身份。社会分工的扩大发展，职业结构的变化，商业在社会上的比重日益增加，士商界限模糊，人们可以凭借白银货币上升到统治上层，白银给各阶层带来了更多获得财富的机会，也给各阶层创造了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条件。由此，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晚明社会几乎各个阶层都投入到了市场交换之中，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都不可避免，整个社会呈现出白银时代的显著特性，即对
11、货币财富的倾力追求。”3（二）张居正改革万历元年（1573年）神宗即位，张居正任内阁首辅，为挽救明朝统治危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财政方面。面对国家财政的窘迫，他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采取举措。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对皇室开支也力求撙节，以改变国匮民穷的局面。另一方面，清理农民积欠，悉赐蠲免。同时，下令全国清丈土地，1578年（万历六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查全国田地7013976顷，比1571年(隆庆五年)增加了2336026顷。4 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同时，清丈田亩还使朝
12、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U6VJ(58P k9y+WC 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ck$ 其主要内容包括赋役合并，以丁田分担役银；田赋征银，除江南一些地区外一概征收折色银；赋役征收解运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放松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同时，赋役征银对货币地租的发展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起了促进作用。张居正改革之后，赋役货币化、货币白银化加上开放海禁后大量白银内流，白银流通量和储存量巨增, 货币权力空前增大，从事货币兑换、汇
13、兑和保存的货币经营业应运而起；信用借贷需求旺盛, 不仅生息资本巨增, 借贷利率下降趋势出现；而且农业生产性借贷增多、生息资本与商业资本结合、部分生息资本向手工业资本转移。赋役、财政白银化, 推动了货币经济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5明代中后期，士人阶层中在朝的士大夫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他们的初衷是为了挽救明朝岌岌可危的统治，但客观上确实发动了资本主义前进的引擎。二、明朝中后期士人阶层的商业活动与社会风气的变迁(一)士人阶层的商业活动在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经商之人大增，经商成为有利可图又见效极快的治生之业。所以明中后期经商之人日增，富商巨贾大量出现，尤
14、以江南为盛。经商所带来的丰厚利润吸引着各个阶层，在这一时期，安贫乐道已经不再成为士人的人格理念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弃儒就贾，成为当时商业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江苏淮安府一带士大夫“竞势逐利，以财力相雄长。”浙江湖州府地区，世人竞相逐利，“贫士多奔走衣食”，“鸣琴在世者几人哉”。即使在权贵阶层中也货殖成风，去经营工商业的缙绅大夫不胜枚举。苏州地区的许多士大夫家以纺织求利；松江籍大官僚徐玠家里蓄养了很多的织妇，到年终便将丝织物拿到市场参与买卖；富冠三吴的礼部尚书董份，有质舍百余处；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秦耀，令家奴开设典当，在无锡、苏、常各地有十多家；大官僚王世贞家里也有大量的典当在外，每年得利很多。6 统治阶级对工商利益的追求，对商品经济发展和士人弃儒经商也有着导向的效应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权力等优势条件，其经营商业更易成功，这就吸引更多的士大夫加入其中。士人们开始抛却“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正统观念，重视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从而由士而商、由商而士或亦商亦士者大有人在，甚至还出现了士人弃学从商的现象。当然，相对于少数的弃儒从商的士人激进之举，更多的是在不抛却士人身份的同时兼营贾业，既享士子之声名，又得商贾之实利。（二）士人经商的原因明末士人从商的原因有很多种，首先，明代的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