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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念刘和珍君备课资料 一、鲁迅杂文简介鲁迅杂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所开拓和丰富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现在我们所说的杂文，一般是指那些文艺性的短论。而“鲁迅杂文”比这范围要广泛得多，它包括杂感，论文、通讯、序跋、演讲、日记等。鲁迅杂文通常认为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杂文包括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这些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是适应“五四”运动而产生的一种文体。后期的鲁迅杂文指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作品。后期鲁迅杂文所触及的问题比前期也更为广泛复杂。如友邦惊诧论、为了忘却的记念等。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
2、是投抢，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很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杂文是这种理论的验证，是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的艺术特色鲁迅的杂文是在现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伴随斗争而生，伴随斗争而长，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情感倾向，鲁迅说过他的杂文是投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用语犀利，爱憎分明，是鲁迅先生伟大人格的写照。年月日撰写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就鲜明地体现了鲁迅杂文的这个特色。鲁迅在写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时，很好地把记叙、抒情、议论结合在一起
3、，形成了生动的记叙、精辟的议论和强烈的抒情三者水乳交融的艺术风格。（一）生动感人的记叙。文章在记叙烈士斗争事迹和殉难经过时，生动感人，波澜起伏。如文章介绍刘和珍的生平时，没有面面俱到地写，而只是撷取了几个片断用白描手法进行勾勒，收到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刘和珍在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的全年”，说明她追求真理，刻苦自励。这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她英勇奋斗、壮烈牺牲的思想基础。当女师大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刘和珍“虑及母校前途，黯然于泣下”，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她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为了使记叙起伏迭宕，文章还娴熟自如地运用了对比和反衬将一个血肉横飞的场面惊心动魄
4、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一边是“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另一边是“欣然前往”的徒手请愿；一边是禽兽中所未曾见的凶残虐杀，另一边是枪林弹雨中互相救助。从而通过客观的记叙鲜明地划分了正义与邪恶、爱国与祸国的政治界限。（二）精辟独到的议论。首先，本文的议论是以确凿不移的事实为依据的。如文章先详写刘和珍、杨德群烈士的牺牲经过。在这基础上，再得出北洋军阀政府此次暴行远远超过历来中外杀人者的“伟绩”和“武功”的结论。这样就用铁铸般的事实毋庸置辩地说明了原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其次，运用贴切的比喻把抽象的议论化为具体的形象。第三，文章的议论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如文中所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
5、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这警策精粹的箴言告诫人们：真正勇猛的革命战士，具有不避锋芒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由于他敢于正视凄惨悲凉的黑暗社会，就不能不为人民的奴隶地位而深感哀痛；又由于他能置身变革现实的斗争漩涡，因而又感到了献身革命的幸福。这既是对刘和珍的高度赞扬，也是鲁迅先生的真实写照。（三）爱憎鲜明的抒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采用了反复、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使文章洋溢着澎湃的激情，从而增强作品的抒情气息。如文中为了突出刘和珍烈士的形象特征，用了“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的句子。类似的描写，文中先后出现了五次，每一次出现都有其独特的作用。这种反复手法的运用，使文章回环往复
6、，收到了重迭咏叹的艺术效果。排比句和对偶句的运用在全文中也不乏其例。这两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本文语言带有强烈的节奏感，深化了作者的感情，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二、3.18血案中的段祺瑞对当代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年轻人，很多是通过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知道“三一八”血案的，从而知道了刘和珍，知道了旧中国北洋政府的那场血腥大屠杀，知道了哪个双手沾满知识分子、学生鲜血的段祺瑞。段祺瑞（18651936），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居士，是安徽省合肥市人。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89年毕业后，赴德国学习炮兵科，并于次年回国。后得袁世凯赏识，于1896年调至小站，协助训练“新建陆军”，任炮兵学堂
7、总办兼炮兵统带。自1899年随袁世凯赴山东参加镇压义和团事后，遂官运亨通，一路扶摇直上，被委任为直隶总督、清廷练兵处军令使正使，与当时得王士珍、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1905年先后调任第四镇统制，为河间秋操北军总统、福建汀州镇总兵、保定军官学堂总办、第六镇统制。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段祺瑞任第二军军统，赴湖北镇压，继而担任湖广总督。至南北议和时，他奉袁世凯旨意领衔北洋将领四十六人通电，迫使清帝退位。袁任总统后自然要投报于李，提拔其担任大权在握得陆军总长。后于1913年代理国务总理，镇压“二次革命”，旋又置理湖北都督兼湖南都督。护国军兴起，开展“护国倒袁”运动时，段祺瑞又被袁任命为总参谋
8、长，代徐世昌任为国务卿。“三十八天皇帝梦”袁世凯在全国军民的讨伐声中死后，段祺瑞趁机以国务总理控制北洋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力主对德宣战，企图依靠日本支持，组织“参战军”，以扩充自已的个人势力，但遭到了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及部分国会议员反对，从而导致了“府院之争”。段祺瑞岂能服软，遂组织督军团，威胁国会，没想到被黎元洪免职。不甘心的段祺瑞暗促张勋入京“调停”，结果野心勃勃的张勋乘机复辟，试图逆历史潮流而动，恢复帝制。善于见风使舵的段祺瑞摇身一变，又在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后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居，掌握中央政权，抵制国会召开，召集所谓新国会，并向日本出卖国家主权。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段祺
9、瑞被曹锟、吴佩孚击败下台。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又遭受失败，段祺瑞又被张作霖等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二次上台，并于次年召集“善后会议”，抵制孙中山主张召开的“国民会议”而真正使他名臭青史的，是1926年3月18日制造的“3.18”惨案。“3.18”惨案的起因背景大家基本上都熟悉，看过中国革命史者无人不知，不必赘言。事件发生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执政北洋政府的段祺瑞为了镇压在自己官邸前徒手请愿的学生，公然下令军队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而刘和珍就是当时的死难学生之一。这个血腥的惨案把当时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的灵魂都震撼了，导致了他们之间观点、意识的融合，破天荒的取得了认知上
10、的统一：鲁迅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写作，愤然斥责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预言“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果，是一件事的开头”、“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亲历了这场大屠杀、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朱自清则感到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奋笔疾书段政府大屠杀记；声称那滴在身上的死者鲜血的“红色我永远不忘记”；北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在悼念他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文章中，说自己经过了“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刚在医院动完手术的梁启超拖着病体接见记者，表示“极为愤慨”，认为“无论在任何国家，均非依法从严惩办不可”，不如此，“是政府自弃于人民矣”周作人、刘半农、赵元任、胡适、蒋梦麟等纷纷用不同的形式谴责这
11、种残暴行为，而时为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当即赶到昆明，见到对开枪屠杀学生负直接责任的关麟征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在他主编的京报上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试问如此无法无天之行为，尚可居政府之地位否？以如此无法无天之凶行而可丝毫不加惩治，中国今后尚欲有政府有秩序否？如此故意犯罪凶杀多人之巨案，而司法机关不能尽职以正其罪，今后法律尚有一条一字可以有效否？”然而，报应落到了邵飘萍身上，他因为自己的仗义直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抢杀。段祺瑞当然试图利用这种手段来恐吓、威胁有良知人们的呐喊，但没想到知识分子们没有被吓倒，反
12、倒义无反顾，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讨伐。北京大学教授的王世杰直接了断，连续在现代评论杂志上撰文，明确地提出从法律的角度上对杀人者、指使者和策划者追究法律责任，以谢国人。他根据大量的事实与证据，指出这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段祺瑞和他“土匪式”的卫队必须“与庶民一样同罪”。尽管王世杰知道这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但王世杰重在表达这种信念：“当他（凶杀案制造者）站在政治舞台上面的时候，纵能逃脱法律与法庭的制裁，当他下台以后，却不能保障不能同他算账”。因此，他认为“目前最要紧的手续，便是收集这回惨案的一切证据”。王世杰的号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各校都对死难者进行了认真的尸检，留下了严格的记录。即便是受北洋政
13、府控制的京师地方检察厅，也被迫进行了大量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文件，从法律的角度上认定了“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当然，地方检察厅并没有进一步对其“职权所能支配的一切犯罪者实行诉追”，但正如周作人所言，毕竟多少还“维持一点司法独立的精神，也替国民保存一点异于禽兽的人格”。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抗议、批评浪潮，段祺瑞尽管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手遮天，但内心还是十分恐慌的，而枪杀邵飘萍，恰恰就是这种恐惧最鲜明的表现。据说在内阁紧急对策会议上的五人阁员中，最终达成了一致的推卸责任方法：“死伤如是之多，责任所在，无以自明。遂
14、决定将历次在天安门以“群众领袖”自命的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明令通缉，加以共产党尊号，此事便算有了归结”。于是就有了所谓“说明真相”的通电与通缉令，把青年学生的和平请愿说成是“暴徒数百名”在徐谦等“共产党”的率领下，“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丛击军警”；而自己的蓄意残杀也变成了“各军警因正当防御，以致互有死伤”；最后还要将受害者横加“聚众扰乱、危害国家”的罪名，并危言耸听的道：“国家秩序，岌岌可危”，要求各地军警“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这种推卸罪责、颠倒黑白、漏洞百出、杀机毕露的通电、通缉令一出，全国舆论哗然，一时又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点上，京师地方检察厅做的不
15、错，在一封公函里根据当日在场的巡警与警官及受伤府卫兵的证词，完全否定了“暴徒”以手枪等凶器“丛击军警”的谎言，证明政府送去验伤的卫兵系被他们自己所杀伤。真相大白后，作为“暴徒袭警罪证”的“洋铁水壶”也成了笑柄，丢尽了段祺瑞和北洋政府的脸。4月1日，晨报公布了“三一八”惨案伤亡者的名单：死者46人，伤者154人。同时人们还揭露：在通缉徐谦等六人之外，还有一个五十人的通缉名单，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都赫然在内，无非是要借此翦除异己。这更使段祺瑞和北洋执政政府陷入重围之中。连本来已经成为摆设的国会也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于是，随之而来又有了国务院“阁员总辞职”的
16、举动。此时的段祺瑞在强大社会舆论下也抵敌不住了，无奈中只好颁布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以图平息民愤，即便是对于当时各学校举行各种悼念活动、3月30日全市召开的“国民追悼大会”以及各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当局也只好忍气吞声，未敢加以阻拦。做为著名的军阀，尽管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而段本人执政时期的独裁和乱相颇受病垢，但段祺瑞是知道民心不可诬，明白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举任何理由都难以对天下人交代，因此，当时的反应还是相当敏捷的。因为事情发生后不久，他就当即赶到枪杀现场，面对着死者的尸体长跪不起，以示谢罪。此后，尽管是为了寻找替罪羊、平息民愤，但他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人心隔肚皮，任何猜测都只能是猜测，不能是定论。段祺瑞“终生素食，以示忏悔”的举止尽管其内心真是想法别人难料，但外观行动上，他是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