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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任安书有关资料 一、一篇足以使司马迁“复生”的奇文）报任少卿书（编者注：即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字少卿）的一封信，原载汉书司马迁传中，后来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又将它收录进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文选集文选里。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之外的一篇不可多得的“雄伟奇谲”的名文。陶渊明有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司马迁写给任安的这封信，就够得上说是一篇“奇文”。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样，这也是一篇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它们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两篇文章，是姊妹篇。虽然两篇文章在写法上有所不同，太史公自序以叙事为主，其中“有些话是司马迁不愿说而不能不说的假话”（参
2、看张维华司马迁的史学一文，收入汉史论集一书中，齐鲁书社1980年3月出版。），有些地方说得比较隐约，报任少卿书由于是私人信件，以抒情为主，是“抒愤懑”之作，除有一些地方使用曲笔之外，总的来看作者是用比较显露的手法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尽管二者存在着如上所说的这些不同之点，它们同为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和重要参考资料，大家的看法则是一致的。自报任少卿书问世以来，产生了不少“仿作”（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三册935936页上列举出了一些“仿作”的篇目，可以参看。），说明了它在我国的历史上（不只是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笔者写这篇文章，是想就报任少卿书研读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发表个
3、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喜爱研读报任少卿书的读者参考。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一）研读报任少卿书，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它的写作时间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这里有两种可供我们采取的说法。一种是王国维先生的作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十一月的说法，另一种是古今不少人主张的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十一月的说法。王说见于他所作的太史公行年考：“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年（指太始四年引者）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指报任少卿书引者）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又冬十二月幸雍，祠五畤，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
4、上雍者也。是报任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或以任安下狱，受卫太子节，当在征和二年，然是年无东巡事。又幸雍在次年正月，均与报书不合。田叔列传后载褚先生所述武帝语曰：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按原文当作“常”引者）活之。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报安书，自在太始末审矣。”我认为：王国维先生在太史公行年考中关于司马迁生卒年的考证，大体上是可信的；关于报任少卿书写作时间的考证，却不能不使人发生怀疑。今人程金造和李伯勋曾先后发表文章（见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一文的第三部分从报任安书商榷司马迁的卒年（收入司马迁与史记一书中，中华书局1957年9月上海出版）；李功勋的文章司马迁生卒年考辨驳王国维太史公
5、系年考略，载于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这篇文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的说法，是笔者所不同意的，但关于报任少卿书写作年代的论定，笔者认为是有可取之处的。），都比较详细地论证了王说的不可靠。他们的说法虽然还不能说是无懈可击的，但大体上是可信的，他们根据过去一些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认为报任安书写于征和二年十一月的说法比较可靠，是笔者所同意的。这里 我想再从语言运用的角度谈一些看法，以补充论证王说的不能成立。在下面，我想谈一谈如下两个问题：其一，所谓“会东从上来”，这话该如何解释。上面提到的程文这样指出：“我认为是指从武帝由甘泉回建章宫，更由建章回长安说的。建章宫在甘泉东而偏南，长安又在
6、建章东而偏南。说成现代话，就是从上来到东边。东是指回京，所以服虔注曾说从武帝还也。如果有人认定要按王国维的句法来解，是从上自东边来，那末，八月太子死于湖，九月或十月之时武帝作思子宫，为望思归来之举于湖；湖地在长安东面、偏南，这也和从上东来相合。但是仍然是以从武帝由甘泉回的说法为正确，因为史记里多有这样的句法。”李文也指出：“我的看法与王氏不同，会东从上来一语，是指征和二年七月汉武帝从甘泉宫还长安而言的。据汉书武帝纪：征和二年夏，幸甘泉。七月，京城长安发生了太子刘据发兵诛杀江充的非常事件，汉武帝闻讯，急忙从甘泉宫还长安。甘泉宫，在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是汉武帝夏天避暑的离宫，距长安约二百里。
7、刘彻从甘泉宫还长安，从方位来说，是背西面东而行的。而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之职，是刘彻的当然随行人员，也必然跟随汉武帝还长安，这就是会东从上来一语的正确解释。这个看法，并不是我的新解，朱东润、王力两位先生，早就是这样解释的。”（见朱东润著史记考索234页、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857页。）为什么说王国维的理解是错误的呢？程、李两文都是力图从历史和语言运用的角度证明这一点，而从语言运用的角度立论未免语焉不详。顾炎武曾经指出：“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涂，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
8、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通鉴兵事条）我认为我们先不必他求，只需把叙述“秦楚之际”事迹最详的项羽本纪中对于方位词“东”当作动词或副词（作状语）用的例子找出来，就可以证明王国维对“会东从上来”这句话的理解是错误的。请看如下这些句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诸侯虏吾属而东。”“收其货宝妇女而东。”“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晨击汉军而东。”“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毋令得东而已。”“乃东，行击陈留、外黄。”“东至睢阳。”“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项王乃复引兵而东。”“于是项王乃欲东
9、渡乌江。”不难看出，项羽本纪中使用这些“东”字，不管是用作动词，还是用作副词（作状语），都是“往东”的意思，而不是如王国维所理解的“自东边来”的意思。再以周本纪对“东”字的用法来看，亦可证明王国维对“会东从上来”这句话的理解是错的：“东观兵，至于盟津。”“以东伐纣。”“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辟戎寇。”“凡我周之东徙，晋、郑焉依。”“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洛邑。”“东巡狩至河南。”不难看出，周本纪中使用这些“东”字，不管是用作动词，还是用作副词（作状语），也都是“往东”的意思，而不是如王国维所理解的“自东边来”的意思
10、。扩而论之，我们细检史记全书所有用到“东”字的地方，也无不作如此讲。这样看来，程文所谓“史记里多有这样的句法”，我想是可以得到证明了。其实，何止史记里多有这样的句法，我国古代其他一些古书里，把“东”这个方位词当作动词或副词用，也都是“往东”的意思。这里也举一些例子。如屈原在哀郢一诗的开头这样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游国恩先生认为：“是屈子以是年二月之甲日，自郢都启行，顺流东下也。”所谓“东迁”的“东”字，在这里是用作状语形容“迁”字，是“往东”的意思；接下去，哀郢中又有这样的话：“将运舟而
11、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游国恩又认为：“此言浮江而下，经洞庭湖入江之处也。其行程乃自西而东，故曰逍遥来东也。”（游说见其所写论屈原之死及楚辞地理一文，收入楚辞论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4月上海版，71页。）这里说得更清楚：“东”即是“自西而东”，也就是“往东”的意思。再如左传僖公三十年叙述秦晋之战的经过有“秦师遂东”（史记秦本纪作“秦兵遂东”）的话，“东”在这里是用作动词，是“向东进发”、“开向东方”的意思，也就是“往东”的意思。战国策燕一有这样的话：“故王不如东苏子，秦必疑而不信苏子矣。”这里的“东”字是“使往东”的意思，“东苏子（苏代）”就是“让苏子往东
12、（指齐国）”。生活在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其所著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四中叙述黄道婆的事迹时，这样写道：“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所谓“东去”，是“往东离开”的意思，“东”在这里是用作状语形容动词“去”，也是“往东”的意思。我想，不需要再举更多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王国维先生对“会东从上来”这句话的理解确实是错了。其二，王国维先生改褚少孙所写任安传中所引汉武帝语“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中的“常”字为“尝”字，也是很不恰当的。在古书中，“常”、“尝”二字有时是可以通用的，如荀子天论：“是无世而不常有之。”洛阳伽蓝记卷四：“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这两个“常”字就都作“尝”字解。再如汉书司马迁传
13、所引录报任少卿书中的一句话是：“仆尝厕下大夫之列”，文选李善注本作“仆常厕下大夫之列”，这正可以说明“常”、“尝”二字有时是可以通用的。但在汉武帝所说的那两句话里，却不可以改“常”为“尝”，上面已提到过的程文指出得很对：经过这一改动，“则与上文罪甚众的众字不相应了。”就假定武帝的话是可靠的，那是说武帝曾经不止一次地“活之”，经王国维一改，就把多次“活之”一变而为一次“活之”，从而去坐实他的“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的说法，显然就是很牵强的了。照王国维先生的这一论断，说的是任安于太始四年十一月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已不可考）而被汉武帝抓进了监狱，但后来又被汉武帝赦免了出来，只是一场虚惊；司马迁在当
14、时没有估计到这一点，认为任安这一次犯罪很有可能要被处决，因而就写了这封被后人称作报任少卿书的信给他，在我看来，这一看法恐怕应该说是王先生驰骋想像的产物吧。鉴于王说存在着如上所说的一类无法消除的可疑之点，因此现今便有不少人同意清代一些人（如赵翼、沈钦韩等人）就报任少卿书的写作时间所作出的论断：这封信不是写在太始四年十一月，而是写在征和二年十一月。近年来，虽然也仍有人写文章为王说辩护，力图证明王说的正确，但他们的文章也并不能消除王说存在的那些可疑之点。（陈尽忠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上发表的释报任安书的几个问题一文，黄振民在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上发表的报任安书写作年代辨
15、一文，都是重申王说正确的文章，他们的文章对我们研读报任少卿书是有帮助的，但在我看来，也都还有值得推敲之处。）我在这里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就报任少卿书的写作时间问题，发表了如上的看法，只是希望能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罢了。今人杨伯峻先生在其所撰列子集释一书的附录三辨伪文字辑略中收入了作者自己写的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一文，认为“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真伪以及它的写作年代应该是科学方法之一”，“从语言上着眼，不仅可以鉴别古籍的真伪，审定它的写作年代，还可以从方言的角度考察作者的籍贯或者国别”。我在这里之所以企图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去论证报任少卿书的写作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杨伯峻先生启发的结果。（二）报任少卿书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奇文”呢？这是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要论及的第二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篇足以使司马迁“复生”的“奇文”。司马迁不是一位“古人”吗？死了的人又怎么可以“复生”呢？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的结尾曾这样意味深长地写道：“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鲁迅在这里正是向人们指出了：凡是那些在历史上对自己的时代、对民族、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