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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组织要带着底层意识，深入到底层去，扎根到底层去，服务到底层去导 读：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李涛：“在这次疫情爆发的时候，一些社会组织找不到服务对象，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这多少是因为没有底层意识、脱离底层太久了，眼睛一直盯着的是规模化、创新等话语，成了话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甚至都忘记了穷人家的门在哪里。社会组织无论做什么都要知道，解救危难、帮助弱小是必须要肩负起的责任，不是说协作者因为做农民工所以只关注农民工，不是因为某个机构帮助残障儿童所以就去关注他们，还是应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此外，社会组织主要依靠的是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我们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要以承担社会责任为第一要义。
2、”CNC-COVID19：2月26日至3月3日，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对4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做了第二轮动态监测评估。能不能结合评估发现谈谈，在疫情中，农民工群体比较紧急的现实性需求有哪些？李 涛：农民工群体是社会流动的主要群体，现在数量约为2.9亿。该群体本身受经济条件、社会保障、信息获取能力、社区支持等因素的影响，在灾害当中属于高风险、高脆弱人群。我们在2004年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农民工流动的方式发生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即家庭式的迁移在成为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方式。家庭式流动，因为涉及到子女教育、房屋租住等问题，流动成本更高，生活压力更大，导致农民工应对风险的能
3、力更弱。这也是我们关注农民工家庭的主要原因。农民工家庭依然是一个大概念，我们需要从中进一步识别出更需关注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迫于各种原因，这些家庭在现金收入机会相对较多的城市只能靠拾荒、打短工、建筑工、装修工、做小生意等方式维持生计，而且大都是非正规就业。我们的评估发现，这类人群62.9%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而签订了劳动合同的人员中，81.8%的雇主没有为其缴纳医疗保险。我们在2020年1月下旬和2月下旬分别做了两轮对疫情中的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动态监测，发现困境农民工家庭的需求从早期的防护意识较弱、防护物资匮乏逐渐向生计困难和子女教育呀转移，而这意味着疫情衍生灾害在扩大。概括来讲，困境农民
4、工家庭比较紧迫的需求有以下八个方面：一是，防护意识和能力提升需求。这主要表现在意识层面对新冠病毒的了解比较欠缺，以及防护物资不到位，比如说口罩、消毒用品等非常匮乏，影响出行、复工和就医。二是，信息获取与识别需求。认知往往受信息影响，大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因为受教育程度低、信息渠道不足等影响，识别信息能力有限，尽管对疫情严重性有很高的认识，但行动能力弱，防护措施不到位，不清楚如何正确使用防护用品。我们线下救援时就发现很多农民工将一次性的口罩反复用水洗过后又重新戴上。现在网络工具发达了，很多农民工都有手机，但受比较单一的朋友圈影响，经常会接触到一些错误的信息，比如说吃大蒜、往鼻子里面抹香油可以防病毒
5、等。除了防疫信息之外还包括政策信息，我们调查发现，六成受访者不了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这使得他们很难为自己争取到权益保障。三是，生计需求。首先，是最基本的吃饭的问题。第一轮评估时，一些农民工家庭表示，如果不工作一两个月没有问题，但时间再长吃饭就有问题了。“你有工作可以吃老本，我们没有老本，我们吃什么”，这是原话。我们第二轮访谈了解到，一些农民工已经靠在网上借贷，透支信用卡，用支付宝的花呗等方式维持生计，这是非常麻烦的。其次，是居住的问题。现在城市社区疫情防控管理非常严格，尤其是城乡结合部中外来农民工集中的社区。可以看到很多农民工回城之后无法进入社区的新闻。社区进不了，也没有钱去住宾馆，有的农
6、民工就在老乡的面包车上一住十多天。最后，是出行的问题。出行是谋求基本生计的需要，不出门工作怎么办，生活物资怎么办？我们发现，有的社区规定农民工只能出不能进，如果要办出入证必须要有单位出具的复工证明，但我刚刚讲过了，很多农民工没有单位。根据我们的调查，截止到第二轮评估，大概还有40%多的农民工家庭因为疫情没有办法返城，不是不想，而是只能干着急。他们想早回去，早隔离，早工作，但有些乡村路封掉了，交通工具也停运了。四是，健康需求。我们调查的农民工当中，认为自己健康状况好的只占到55.9%，大部分农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疾病。困境农民工家庭之所以选择到城市打工，其中一类就是因为某一个家庭成员患了大病，只有
7、在大医院里面才能获得救治，没有办法，不得不在医疗条件好的大城市住下来，一边打工一边看病。这样的人群占了一定比例，他们在健康方面有非常强烈的需求，这里的健康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疫情对他们健康的影响，二是说指即使没有疫情，他们的健康状况也非常糟糕。五是，社会保障需求。很多农民工家庭缺少社会保障，加上因病返贫，疫情使这个风险放大了，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六是，教育需求。直到现在，虽然停学不停课，但是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受制于网络/设备匮乏，子女无法正常上网课；家长也没有能力在家里辅导孩子学习，产生焦虑情绪。还有一个教育需求是成年人本身拓展职业能力的需要；困境农民工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的能力很弱，这导致他们陷
8、入困境、能力弱、就业难的恶性循环。七是，情感需求。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在我们的调查中，将近60%的农民工在接受访问时表露出担心和恐惧。他们的信息来源比较单一，社会支持网络比较薄弱，对疫情的恐惧和对生计的担心会给他们带去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焦虑。八是，自我实现需求。我们了解到，将近80%的农民工为了更好的就业、为了在城市治病、为了孩子的教育，在疫情结束后会选择继续在城市生活。在他们的老家普遍没有什么发展机会，而受疫情影响，复工时间不明确，工作能否保住也存在不确定性。一些青年农民工认为不能被动接受安排，也想有更好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但在迷茫和困惑中，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因而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些需
9、求基本被忽视了。CNC-COVID19：据你观察，政府、社会在疫情中对困境农民工的关注和支持的投入情况如何？体现在哪些方面？李 涛：一般情况下，危机发生后，包括2003年的非典，过了应急阶段，大家就开始关注处于困境当中的弱势群体。在疫情中，农民工属于流动性很高的一个群体，自然会受到关注。另一方面，随着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凸显，大家也会来关注这个群体，因为这个群体是国家经济建设进程的主力军。在政府方面，这一次疫情中，政府发布了一些政策，比如人社部出台了针对农民工返岗复工的“点对点”服务保障计划，从地方到中央组织农民工返岗复工，通过专车、专列、包机等方式让农民工返回到务工地打工；国务院也发布了一些针对
10、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政策，包括增加贷款、减免社保、降低增值税征收率、减免房租等，希望多措并举，稳定企业和稳定就业。我觉得这些政策直接面向农民工是非常好的一方面。但仔细分析，这些政策的重点是稳就业、保经济，政策思路是以经济为中心。而从社会工作角度来看，这样的关注缺少全人的视角，忽略了农民工尤其是家庭式迁移的农民工在就业之外的其他需求，例如健康、教育、居住、心理慰藉等。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社会治理在灾害管理中暴露出来的一个短板，我们在看待这个群体时始终将其局限在劳动力的角度，而忽略了其作为一个社区人、全人的需要。政府一方面需要结合危机的特点及时推出一些临时性扶持政策、保障措施，但另一方面更需要从系
11、统层面上去完善整个社会福利以及保障制度，破除户籍制度对流动就业人口的限制。如前所说，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目前大数据技术、信息化管理手段发达，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已经不像过去困难，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可以跟上，让政策和服务跟着人流动，真正实现社会改革成果的共享。从社会组织的角度看，尽管我们的社会组织比起非典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一次社会组织对于农民工的关注、支持的投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有几个原因：一是在疫情的第一个阶段，大量的社会资源被聚集到武汉，全力支援抗疫一线；近来才开始慢慢关注困境农民工的需要，我觉得投入还不是特别足；二是目前来看，较多的资源还是投向社区防控中，
12、还主要是从防控的角度而不是从服务的角度、全人角度进行回应；三是和非典时候相比，这次农民工似乎被遗忘了。非典给社会带来的最大的一个进步是“国民待遇”的城乡政策均等化改革。非典后期，时任国家总理亲自到打工子弟学校，在黑板上写下“同在一片蓝天下”，拉开了给予农民工国民待遇、教育公平的序幕，各级部门和社会组织开始加大关注和服务农民工的力度。但是，在这次疫情中，一些农民工流落街头一个多月了，才被关注。为什么？我认为，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年我们教条式看待特大城市发展政策，将城市功能转型简单理解成缓解人口压力，而我们有些社会组织也因此跟风，减少或取消对流动人口的服务，暂停对流动人口项目的支持。这是官僚
13、化的典型表现，只是简单地执行任务，而不是主动发挥社会组织的使命，站在服务对象的立场上，以人为中心，解救危难，并提出自己对社会政策的思考，协助政府完善公共政策和服务体系，实现政社协同治理。CNC-COVID19：接下来，你认为，社会组织在援助受疫情影响的困境农民工及其家庭方面，可以有哪些行动？李 涛：我认为，可以从紧急救助切入，结合社会支持网络建设、政策倡导和公众教育，一方面满足困境农民工家庭紧迫性、现实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促进互助包容的社区文化、社会福利与保障政策健全，帮助困境农民工家庭构建可持续的社会支持网络。这是社会组织独有的价值。首先，在疫情之下的需求回应，一定要从最紧迫的需求开始。例如，
14、针对困境农民工及其家庭防疫知识匮乏、防护物资短缺、返城后居住、隔离、隔离中的心理压力、因收入减少而导致的生计困难、健康、子女教育等问题，各个社会组织都可以结合自己的服务专长，以及所在社区的实际，找到切入口，设计和提供适切的服务。比如说，做社区发展，很多社区里会有流动人口；做社区治理、环境保护，议题涉及的社群中同样可以有农民工；做儿童服务的组织，可以也关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等。我认为，在高度流动的社会中，不同领域的社会组织都应该有流动人口的视角，去识别服务领域、服务地区中流动人口尤其是困境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特殊需要。我前面讲到的那八个方面的需求，其实是人人都有的，只不过这些需求一旦落到疫情中的困境
15、农民工及其家庭身上，就会马上凸显出来。其次，任何当下的、因为危机而造成的紧迫性需求，其实都是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只是危机把它放大凸显了出来。疫情中的农民工为什么会在生计、健康、教育、居住等方面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背后有三个原因很重要，需要社会组织树立三个视角：一是发展视角。农民工群体本身的社会支持网络很脆弱，缺少社会资本。我们在扩展紧急救助时，可以把建设社会支持网络这一个视角加入进去，通过正式的支持如有关部门和社区组织，非正式的支持如志愿者、周边的居民、邻里等，链接更多资源给农民工群体，扩大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在援助中促进他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政策视角。农民工群体在紧迫性需求中之所以
16、脆弱，也有政策缺失的问题。我们在回应需求时，也要带着政策研究的视角，多去了解为什么他们是脆弱的，政策在哪些环节与农民工群体的现实需求产生了偏差，可以通过报告或传播工作将这些意见传递给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倡导。三是公众教育的视角。长期城乡二元发展造成的隔离和排斥，是我们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这个挑战在疫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有个农民工回不去社区，我们进行了协调，一直协调到了当地的街道，但社区居民还是坚决反对，街道也没有办法。在非典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有社区贴出告示，说“限外来人口三天之内搬离社区”。我一直坚信，排斥和歧视的背后是我们对这个群体不了解，尽管我们在城市里天天和他们接触，但仅停留在简单的服务关系上，比如买菜、坐三轮车，很少能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进而发生情感上的交融和连接，所以当危机到来时，很容易会产生一些误解和排斥。为了防控疫情，我们可以做必要的空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