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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有数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灌溉着辽阔的祖国大地，创造了先进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对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绵长的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科学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十七世纪西欧各国相继跨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虽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这一萌芽的生长倍加困难，中国仍然在封建的途程上蹒跚而行，开始落后了。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西方国家的大步前进，中国更加明显地落后了。为什么先进的中国变成了落后的中国？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多少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找寻答案。例如说：中国文化是静的，西
2、方文化是动的。但事实上，矛盾运动是事物存在的普遍形式，中国的社会历史同西方一样充满了斗争和动荡。还有人说：中国好比一个农夫，一锄头一锄头种地，自然要慢，西方好比水手，远航千里，自然要快。但中国人不但长于种地，也长于航海和通商。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是中国人最先运用到航海上的，一直到十五世纪，中国的造船技术还比西方先进。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横贯亚非航道，比达加马绕道非洲通向印度要早几十年。所以上述那种肤浅的比喻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此外，还有什么西洋人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人是“理智运用直觉的”等等说法，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昏话。总之，一切唯心主义的或简单直观的方法，丝毫不能解决问题。只有
3、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阶级分析入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入手，才能够找到合理的答案。毛主席在论述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时曾多次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如果单就国内来看，中国的封建势力是异常强大的。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形成了一套强大而坚韧的体系。想打破它，就比较艰难。郭沫若同志曾打了一个比方：比如竞走，别人身上的负担轻些，包袱小些，我们身上却背了很大的包袱，如牛负重，怎能不迟到几步？所谓包袱，就是旧的传统势力。这个比喻是深刻的。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相对地说，都比中国容易，因为它们
4、的封建包袱比较轻。犹如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老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倒是比较慢，而在后进的俄国和中国，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却首先突破。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包袱比我们重，是一样的道理。经济发展固然一定要替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恩格斯说：当着国家权力沿着经济发展的相反方向起作用的时候，“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本文试图在这一原理的指导下，探讨一下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以致形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这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探讨也许是一个不无裨益的侧面。闭
5、关政策的社会历史根源闭关政策不同于通常的严格管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而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这种政策不限于外贸的和外交的领域，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带有与世隔绝和盲目排外的倾向。闭关政策形成的原因，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其中有一些问题，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这里想着重从上层建筑的角度谈一点意见。第一，它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而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是立足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个体经济之上的。封建的国家权力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防止商品经济的瓦解作用，历代王朝无不厉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情况同西欧的封建社会恰成鲜明的对比。在西欧，王权曾经是进步
6、的因素。国王在集中王权、打击封建领主分裂割据的斗争中，和新兴的市民阶级结成联盟。恩格斯说：“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它们一样。”国王不但需要市民政治上的支持，而且在经济上，市民所纳的捐税是国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接着“地理大发现”的热潮以后，西欧各国政府便相继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极力提倡对外贸易，把对外贸易视为国家财富的源泉。这种政策大大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而中国的“皇权”却牢守重农抑商的信条，对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一贯地限制、摧残，至于海外贸易，更使他们觉得无足轻重。虽然在某些时候，少数封建帝王为了“宣扬国威”和解决财政困难而有限度地提倡
7、一下对外贸易，但中国封建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田赋，对外贸易只能占很次要的地位。明成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曾经派遣郑和七下“西洋”，但他压抑本国的工商业者，不在乎对外贸易的财政收入。他尚且这般见识，后期守成的君臣就更加等而下之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如果放在当时的西欧，就会成为举国若狂的崇拜对象；但明朝统治者对他评价不高，有些人还拼命反对，说：“三保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连郑和肮行的纪录、档卷也要予以毁弃。所以尽管明朝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政府却长期实行海禁。清朝统治中国以后，特别注意继承封建主义的那一整套历史正统
8、，其中包括重衣抑商政策。康熙曾亲绘“耕织图”，以示其钟爱男耕女织的小农自然经济。雍正一再颁布“劝农诏”，重申古代“重农抑末之意”，把“工商”视为下等之民（雍正二年诏），“农事者”，却是“久安长治之本也”（雍正五年诏）。有趣的是，从当时清朝政府的财政来源看，也主要依靠农业税，如果再加上封建垄断性的盐课，就占了岁入的绝大部分；而真正的商业税，所占比重很小。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的岁入总额约为四千余万两，而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部关税（包括常关及海关）只收入四百三十二万四千五两，占财政岁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左右。那时清朝对外是四口通商，该年江苏、福建、浙江、广东四个海关的税收加在一起只有九十九万四千八
9、百两，还占不到财政岁入总额的四十分之一。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封闭了其他三个口岸，仅留广州一口。据粤海关志的记录，粤海关的每年税收，长期停留在四、五十万两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不过一百五十万两上下。比起农业税来，仍然微不足道。所以清朝官员认为海关收入“自天朝视子，则无关于毫未。”纵观封建政府对内的重农抑商政策，以及它们的财政收入状况，就会理解它们为什么实行闭关政策。因此可以说，闭关政策是重农抑商政策对外的自然延续。其目的是为着保护封建经济。政策属于上层建筑，它来源于经济基础。闭关政策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反映。不过，自明朝后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闭
10、关政策就不再是合理的，它变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反动政策，是旧的上层建筑惰性力量的表现。第二，它来自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封建大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养成一种虚骄夸诞的习性，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别人都是“夷狄蛮貊”。一直到明末，西方耶稣会利玛窦等来华，绘制一些“舆地全图”，图上的中国不在世界的中央，仍引起了许多封建宫绅的大哗。官绅们认为，中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县告成）位居天地的中心，古有定论。而“舆地全图”把中国画得“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这真是岂有此理。另外，从图上看来，中国显得不够大，难道中国就这么小吗（“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所以他们说：这
11、全是“邪说惑众”，“肆谈无忌”。清朝乾隆年间修的皇朝文献通考对世界的描述是：“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足不出国门，还要坚持那种坐井观天的看法。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国与国的关系也是同家长制的等级观念相适应的。中国同周围国家商业上、文化上的交流，大多需要通过朝贡或“贡舶贸易”的方式进行。其实，南宋时的马端临就曾指出：“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但积习相沿，外国使者到中国来，无非是“输诚向化”、“万方来朝”。到了清朝，西方侵略者来撞击中国的大门，在封建统治者眼里仍然是那么回事，不加区别，“一体被中国人（笔者按：指中国封
12、建统治者）看作是夷人。他们那种亚洲式睥睨一切的气概是那样浓厚，以致不屑再分什么彼此厚薄。”在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所修的两部大清会典里，竟把西洋诸国（包括荷兰、葡萄牙、意大利、英吉利）都算作自己的朝贡国，把通使事件都算作朝贡事件。鸦片战争以后，这种观念开始改变。光绪年间修的大清会典，算是把荷、葡、意、英从朝贡国里删掉了；但该书的编撰工作做得很奇特，前面删掉，后面的会典事例却依旧保留上述几国某年来贡，贡品如何，等等的文字，造成该书体例上的明显矛盾。这说明“天朝上国”一类的传统陋见，对于统治中国的满族贵族来说，因有某种特殊的政治需要，是多么难割难舍。1793（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目
13、的本是为了经济侵略和领土要求，而清朝君臣却自欺欺人地当作“朝贡”事件，吹嘘道：英国“涉历重洋，远道祝嘏，具见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觐见之前，清朝十分重视朝贡的礼节，坚持要马戛尔厄三跪九叩，马坚决拒绝，这使乾隆皇帝很诧异，认为“此等无知外夷”，居然“妄自骄矜”，都怪下面的地方官对该夷“过于优待”，把他惯坏了。后来经过许多周折，达成协议，英国使臣“曲一膝以为礼。总算完成了觐见仪式。乾隆皇帝帝又高兴起来，当天赋诗一首，口气很大，把自己比为功迈大禹、万方来朝的圣王。但是马戛尔尼递交的“表文”译出之后，才知道不那么简单，英国提出了增加通商口岸割让沿海岛屿等一大堆侵略要求。乾隆对这些要求逐条驳回，这是对的
14、；不过，他还认为这是“外夷无知”，“越分妄请施恩”，并没有察觉问题的严重，也不懂得问题的性质。所以他给英国国王颁发的“敕谕”中，仍然对英国“倾心向化”、“恭顺之诚”，提出表扬。此后，英国越来越强横，经常践踏中国主权。1814（嘉庆十九）年，由于英美战争，英国兵船竟在中国海面任意拘捕美国商船，引起了中、英之间的纠纷，自然咎在英方。但英国乘机提出许多要求，其中有一条，对清朝地方官行用文书（照会）内称呼外国“蛮夷”等字样，表示反对，认为“有轻侮之意”。广东地方官答复：“蛮夷二字，系外国统称。在南曰蛮，在西曰夷只系称呼，并无轻侮之意岂可推敲字句？”这种答复显然是一种搪塞。不去揭露英国的侵略本质，不坚持
15、主权的尊严，却要坚持对人的“蛮夷”称呼，坚持在外事交往中“上对下”的口吻，这丝毫无补于实际，只能是口角取胜的阿Q精神。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是比古史上的“蛮夷”高强许多倍的侵略者，世界历史早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清朝统治者对此毫无认识，完全缺乏时代感。把西方简单地看作“蛮夷”，就可以对它们的侵略不去认真研究，认真对付。几千年来，儒家的“春秋大义”、“夷夏之辨”是非常严格的。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种观念在封建士大夫里面更是沦肌浃髓。西方人既是夷狄，自然他们只应该向天朝看齐，而天朝绝不应该、也不屑于向别人（包括敌人）学习什么东西。以上种种妄。自尊大的偏见，就是闭关政策思思想基础
16、。第三，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利于专制统治。闭关自守状态本是封建社会的特征，而清朝实行更严格的闭关政策，还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这是由于：满族贵族统治大多数的汉族人民，除了阶级压迫以外，还有相当露骨的民族压迫。清初，为了镇压东南沿海及郑成功的抗清斗争，曾先后宣布严厉的“海禁”和“迁海令”，对闽、广、苏、浙等省濒海居民，逼令内迁五十里；焚毁沿海城郭庐舍，有越界者立斩。沿海人民不但不准航海贸易，而且不准下海捕鱼，不准耕种濒海田地。1684（康熙二十三）年郑氏败亡后，清廷才开放海禁。次年，“在于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后移定海）、江南之云台山”设立四关，进行对外贸易。1757（乾隆二十二）年又封闭其他三关，“归并粤东一港（广州）。”但这只是允许外国前来贸易，而对他们的行动，则规定一些过分的防范办法，以尽量隔断他们同国内人民的接触。至于对国内人民出海贸易，更是心怀戒俱，横加种种无理限制。“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者，十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