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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请阐述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基本特点 中国古代书法特点是: 笔酣墨饱：笔墨运用得很畅快，很充分。多形容书法、诗文酣畅浑厚。 笔走龙蛇：笔下龙蛇腾跃。形容书法笔势雄健洒脱。也代指挥毫写字。 春蚓秋蛇：比喻书法拙劣，像春天蚯蚓和秋天蛇的行迹那样弯曲。 剑拔弩张：剑从鞘里拔出来了，弓也张开了。形容形势紧张，一触即发。后也比喻书法雄健，有气势。 举例发凡：左丘明为春秋作传，把春秋书法归纳为若干类例，加以概括的说明。后因称分类举例以说明一书的体例为“举例发凡”。参“发凡起例”。 力透纸背：原指书法遒劲有力，现也用来形容诗文生动，深刻有力。 龙飞凤舞：如龙飞腾，似凤飞舞。原形容气势奔放雄壮。现多形容书法
2、笔势活泼，形容灵活熟练地书写， 也形容栩栩如生的龙凤造型艺术。 龙蛇飞动：形容书法笔势的劲健生动。苏轼西江月平山堂词：“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鸾飘凤泊：鸾：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原来形容书法潇洒，毫无拘束。也比喻进修生夫妻离散。 鸾翔凤翥：翥：高高地飞起。比喻书法笔势飞动的姿态。 美女簪花：形容书法或诗文风格的娟秀多姿。 入木三分：原形容书法笔力强劲（相传晋王羲之在木板上写字，墨汁渗入木板有三分深），现多形容分析、描写、议论的深刻有力。 铁画银钩：画：笔画；钩：钩勒。形容书法又刚劲又漂亮。2.如何理解中国古代音乐艺术以美养善，美善合一”的审美观点？ 在中国音乐史上,明代的古琴家徐上瀛
3、是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所著的溪山琴况继承了前代琴论的成果,融儒道释思想为一体,并对如何使古琴臻于尽善尽美之境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本论文尝试运用音乐理论与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观和哲学思想的视角出发,来挖掘徐上瀛溪山琴况中所蕴含的音乐理论及其美学思想。论文分七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古琴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发展和地位、关于徐上瀛与溪山琴况的简介以及“和淡清雅”四况在溪山琴况中的重要性、论文的结构和所用文献由来。第一章,论“和”,主要对“和”的文本内涵、“和”对儒家音乐审美观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和”况与诸况的关系进行分析,揭示出了“和”况的重要地位,以及儒家音乐审美思想对溪山琴况
4、的重要影响。第二章,论“淡”,主要对“淡”况的文本内涵、其对道家音乐审美观的继承与发展以及“淡”况与诸况的关系进行分析,说明道家思想对溪山琴况的重要影响以及“淡”况在古琴艺术中的元音。“和”是先秦两汉音乐美学思想的核心与主脉。它历史地体现在对音乐本质与功能的理解与规定、对音乐内涵及其审美形式的认定与要求中。一、音乐因和而生。原始图腾观念的核心即是以一个共同起源来造成族群的和合,原始图腾歌舞以其特有的情感功能现实地实现着这个目的。原始歌舞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图腾)合一的形态特征、“神人以和”的功能目的、众志成诚的情感意志、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文化效用成为了华夏音乐“和”之魂的最早源头
5、。农耕自然经济与宗法社会政治结构使得原始歌舞中的“和”意识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二、音乐体和而立。情为乐之本,这是中国古人对音乐本质的根本性理解。以此为根基,生发出本真性命之情与合度中节之情两种音乐本质论。儒家认为,音乐应该体现血缘宗法社会的伦理规定,所以适度平和之情为乐之本;道家认为,音乐应该体现人的本真性命规定,所以自然和谐之情为乐之本。两种学说都主张音乐体和而立,但内涵相异。3.谈谈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影响。 孔子的儒学艺术批评观，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特别是对人物画的功能产生较大影响，曹植、谢赫、张彦远等人在绘画批评中都十分重视兴成教化的道德伦理作用，形成中国美术批评中的儒家传统精神
6、。而中国古代壁画、卷轴人物画多有表现功勋英雄、帝王将相和令妃顺后、贞妇孝女的形象，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提升了绘画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孔子的儒学艺术批评观，对其后中国绘画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人物画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人物画在表现礼、德和兴成教化方面有着独特的优胜之处，它以直观感性的形象，描绘帝王功臣、贞女烈士，从而感染观众，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儒家思想在美术批评中，也是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而且在历史中，形成兴成教化的儒家艺术批评传统。南朝宋的文学家颜延之将图画的内容分成三种，“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1(P.120)
7、绘画是用来图绘事物及人物形象的。陆机曾说“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1l(P.120)宣明事物的道理没有什么比语言更好，而保存事物的形状没有什么比绘画更善。在图形之中，天地万物都可以成为入画的对象，人物形象当然也是图画的重要对象了。我国绘画在表现人物包括神鬼（人化了的形象）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定的表现方法。中国古代人物画很发达，承载人物画的地方和物质材料，主要有楼台、庙宇的壁面，这是壁画，其他形式的人物画还有画像砖、画像石，以及帛画和后来的纸质人物画。历史传说、功臣伟业、社会生活等内容均是人物画表现的题材。我国在宋代以前，人物画在绘画中占据主导地位。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梳理绘画的源流
8、及其绘画的教化功能时记载道：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于是礼乐大阐，教化由兴。故能揖让而天下治，焕乎而词章备。故鼎钟刻，则识魑魅而知神奸；q章明，则昭轨度而备国制；清庙肃而zn彝陈，广轮度而疆理辨。以忠以考，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1(P.120)张彦远说，从有虞就开始作绘画，彰施五彩。有助于礼乐大阐，兴成教化。烈勋形象被画在麒麟阁上，式昭盛德，戒恶
9、思贤。张彦远还比较绘画与史记、诗赋在教化作用上的异同，认为历史记传虽然能叙事，但没有表现历史人物的直观形象，诗词赋颂虽然能歌咏其美德，但亦不能将其人物的直观形象呈现出来，惟有绘画，才能兼而有之，既能使人了解这些功臣形象的伟业盛德，又能让人直观其形状容貌，这种教化作用给人印象更深刻，更有其特殊性。这也是我国统治者在制订礼制，编撰历史、倡导歌赋的同时，还十分重视绘画的根本原因。绘画在社会中的政治作用、伦理教化作用，是其他表现形式不能代替的。在对绘画的观赏中，人们不仅受到教化作用，同时对绘画的形式、色彩、人物形神进行赏析，客观上也发展了大众的“欣赏形式美”的眼力，提高了审美感知力，这亦有助于我国美育
10、的发展。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是我国流传后世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记录，所记起于尧舜，历夏、商、周三代而终于春秋中前期，其中保留了不少真实古老的史料。尚书商书说命上曾记载商代武丁高宗梦中得相名说，使百工求诸野而得诸傅岩。“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爱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尚书正义）2(P.174)高宗梦见说后，审视所梦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于民间，后在傅岩之地找到，后立说为相，代帝发言，作说命三篇。绘刻形象，成为武丁缘梦寻相的重要手段。商汤的宰相伊尹，背夏桀而归汤，协助汤伐桀，建立商朝。根据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刘向别录，记商初宰相伊尹画“九主
11、”以劝戒成汤。如果此说属实，则在商初，绘画中的人物形象，就具有劝戒帝王之重大作用。我国古代建筑的发展，为绘画提供了壁画形式。壁画一方面可以起到装饰殿堂的作用，另一方面壁画中的人物形象还能起到鉴戒贤愚的作用。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曾观周明堂的壁画。孔子家语据考为伪作，但记载的思想倾向与孔子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孔子家语观周记述：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y，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孔子家语借托孔子观察明堂中尧舜、桀纣、周公成王之像，说明周之兴盛的原因，同
12、时也说明人物画具有明镜察形、往古知今的作用。有关壁画中的人物形象的教化作用，在后来的宫殿中也有记载。汉朝王延寿作鲁灵光殿赋，作者“察其栋宇，观其结构”，对灵光殿建筑进行赞叹，同时他还“俯仰顾盼，东西周章”，观赏建筑内部的“彤彩之饰”和“龙桷雕镂”。当时的灵光殿不仅雄伟壮丽，而且敷彩纹饰、雕龙画凤，装饰艺术水平也很高。王延寿本人也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作了赋也是为了“稽古帝汉，祖宗睿哲钦明”。他在描绘灵光殿壁画形象时有一段精彩之辞：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
13、。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出后。4(P.171)在宫殿建筑中作人物壁画以施教化作用，在秦汉魏晋时期较为普遍。何晏在景福殿赋中也有记载。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在许昌作景福殿，命人作赋，故有何晏此赋，赋中言：图象古昔，以当箴规。椒房之列，是准是仪。观虞姬之容止，知治国之佞臣。见姜后之解pi，悟前世之所遵。贤钟离之谠言，懿楚樊之退身。嘉班妾之辞辇，伟孟母之择邻。5(P.175)这说明壁画中的人物画已引起文学家们的重视，王延寿和何晏作赋颂殿时，都将人物画
14、及其教化作用特别记颂，绘画的这种兴成教化的作用已经深入人心。东汉王充在其专著论衡别通中对绘画的这种作用表示怀疑，他主要是从绘画与文学（历史、文学记载等）比较出发，认为文字记载可以将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思想均准确地表现出来，而绘画只能空陈形象，而不知其言行和思想。这涉及到二门艺术，即文学与绘画各自的长处和局限的问题，也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表现特点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艺术家达芬奇在比较绘画与诗的特点时曾说过：“在表现言辞上，诗胜画，在表现事实上，画胜诗。”6(P.20)后来，德国启蒙学者莱辛则在他的美学专著拉奥孔中就诗与画的特点、界限及表现对象作过长篇论述。我国东汉时王充已触
15、及到这个问题，晋朝陆机亦高度概括地说到画与言（文学、历史）的特点“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王充的意见是：“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昔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灿然，岂徒墙壁之画哉？”7(P.8)唐代张彦远对此大为不满，大笑其道，诟病其儒，说王充是：“对牛鼓簧，又何异哉？”王充认为历史人物故事及言行，文字已记载得十分清楚，不需要画家多此一举空置于壁。这当然是对绘画作用的一种否定意见。也许是王充只看到他自己所从事的文字工作即历史文学政论的重要性，而忽视其他形式的特点，由此对绘画作出错误的批评。但王充仍重视“激劝”
16、的儒家教化作用，不过他认为这种作用只有文字记述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三国时期的大文学家曹植则与王充相反，对绘画评论比较中肯。他所作的画赞序画说收于陈思王集。为画作赞也就是对画的一种评论褒扬，这种方法起于汉代。官府为了表彰功臣、烈女，宣扬儒学，在宫殿庙宇上绘像，而在像旁书以赞词。陈思王集中画赞后是三十三篇四言诗式的赞词，可以说是对三十三幅人物画的每画一赞。这也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以诗的形式评论绘画的先例。画赞序是我国最早的专题论画评画的文章之一。盖画者，鸟书之流也。昔明德马后，美于色，厚于德，帝用嘉之。尝从观画，过虞舜之像，见娥皇女英，帝指之戏后曰：“恨不得如此人为妃。”又见陶唐之像。后指尧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戴君如是”。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