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顺变与守恒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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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顺变与守恒演讲稿 文学顺变与守恒演讲稿寻根牵涉到东西文化的比较，牵涉到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关系。依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文明是一条河，总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或者说化旧为新，化新为旧，在一个复杂的过程中重组和再造。我们之所以要讨论西方、东方的文化传统遗产，只是把它们作为资源，作为创造者的现实条件。创造者一定具有最包容和最谦虚的胸怀，不会出于某种情绪化的原因，对任何一种文化遗产给予忽视或蔑视。关于寻根的两个背景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关于莫言的报道和评论中，有些人经常会提到一个词文学寻根或者寻根文学，他们把莫言列为寻根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这里我首先就寻根文学或

2、者文学寻根做一个简要介绍。在1985年前后，有一批中国的中青年作家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寻根。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它后来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它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这就需要了解八十年代的背景。我想，第一个背景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结束了文革。在此之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已形成主潮，到文革时期是登峰造极：很多庙宇被拆毁了，很多典籍被烧掉了，很多文化名人被送入牛棚监禁，甚至流放到边远地方接受劳动改造。那时候有个常用的口号叫大破四旧，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那个时候，孔子是臭不可闻，道家、佛家也是精神鸦片，受到了严厉批判。那时候的儒家、佛家、道家等等，甚至民间草根

3、文化的一些遗产，都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这样的情况，其最早源头大概算得上五四运动期间某种文化激进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有革新之功，但也有激进之弊，在今天看来某些方面不是那么理性。比如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他以前骂中医，对京剧也很不以为然。后来名气如雷贯耳的鲁迅先生、胡适先生、刘半农先生、钱玄同先生等一大批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当时都认为要废除中国文字，说中国文字是腐朽的文字。当时甚至有人主张全国学习法文，或推行世界语。后来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都受这个思潮推动，承诺要对汉字进行改革，走拼音化、拉丁化的道路。这些事件都是在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潮和情绪之下推动起来的。第二个背

4、景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向世界敞开了我们的胸怀。那个时候，大量的西方的文化艺术思潮进入了中国，西方很多的产品、服务也潮水一般地涌入了中国。像我们这样的过来人都知道，在八十年代初期，雅马哈的录音机，丰田牌的汽车等在中国很时髦，美国、欧洲的各种技术设备也让国人趋之若鹜。在西方潮流进来以后，我们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要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是不是要全盘西化?当时这个问题在知识界、文化界争论很多。当时的文学界就处在这么两个背景下：一个是大破四旧，一个是全盘西化。这样的两种声音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是不接轨的，甚至是对立的，但是在否定中国文化传统方面它们是相同的，组成了一个同盟。不管是红色的前一种激

5、进，还是白色的后一种激进，不管是以苏俄为背景，还是以欧美为背景，它们都代表了强势西方文明对中国的挤压和输入，并且共享一个进步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历史逻辑。在这个逻辑之下，文明没什么多样性，只有进步还是落后这一个标尺。中国如果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头彻尾地变成西方第二。1984年初冬，上海文学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杭州市文联邀请中国一批中青年作家和理论批评家在杭州聚会。我是参与者之一。朋友们讨论了很多问题，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的不足。当时我也是伤痕文学的参与者之一，写了很多控诉文革浩劫的悲情故事。大家觉得，这些作品虽有启蒙的重要意义，但还是很简单，其中不少作品过于公式化和概念化，比如老是进步人物和反面

6、人物的黑白两分，比如总是革命和反动的红脸白脸。这就是说，这些作品批判文革但仍然承袭了文革的思想方法和表现方法，游戏规则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与会者谈到了很多如何引进西方的文艺思潮和艺术技巧的问题，也谈到了政治视角之外的文化问题。事实上，与会者们当时大多是西方文化的发烧友，比如时隔两个多月之后，在1985年初春，我就来武汉大学进修英文和德文，好几个月里除了写家信，基本上戒中文。但我们热情学习西方文化，是否意味着一定要大破四旧或者全盘西化呢?我们讨论的结果，当然是不。这就是杭州会议的成果之一。李陀、阿城、郑万隆、李杭育、李庆西等人在那次会上都疾呼关注中国文化传统。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文学的根，在东

7、北的作家杂志上发表，引起了中国文艺界发表数以千计的文章大讨论，形成了一个争议的热潮。其实很多文章，我本人也没有看，但是这个寻根派的口号出来了，寻根文学、文学寻根这样一些概念就出来了，看得我也找不到北，也没办法再发言。直到今天，我相信文化寻根还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并没有成为共识，即便莫言先生戴上这顶帽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也仍然没有共识，还可以继续争议。两种经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响应并且参与到这个所谓的文学寻根热潮中来的，主要是这样一些作家：比如陕西的贾平凹，当时他写了商州系列小说，把很多历史、地理、民俗的资料带入了文学，跳出了伤痕文学那些简单的政治模式，面貌一新，让很多读者感到惊喜。另

8、外一个作家是北京的阿城，当时最有名的棋王孩子王等，不但走红大陆，把很多台湾读者也迷住了，培养了一批铁杆粉丝。棋王写道家的棋道，让读者很惊讶，洞开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明亮窗口。又比如浙江有一个作家叫李杭育，写了葛川江系列的小说，特别热衷于对吴越文化的研究，在杭州会议上与他哥李庆西一块，对吴和越的衣食住行，再到哲学和宗教，津津乐道，如数家珍，让我很长见识。还有上海作家王安忆写了小鲍庄，北京张承志和郑万隆，分别写蒙古草原和东北山林，刚出道不久的莫言写山东高密这样一大批作家，写了一大批地标性的作品，在作品里开始注入大量的文化内涵，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拉开了距离。他们把政治的人看作文化的人，让我们的视野

9、更为扩展。我曾说过，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丢掉政治，只是说这就像给人看病，不光需要听诊器，还需要X光，还需要CT和MR(核磁共振)，需要多种视角和多种方法，看到人的其他剖面和其他层次，多方位地来了解社会与人生。这批作家有一个大体的特点，即泛知青群体，其大多数不是下乡知青，就是回乡知青。这一个群体往往具有两种经历，即一个农村生活经历，一个都市生活经历。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不管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西方文明，城市总是快一拍或快两拍，无论是建筑、服装、用品、学科，还是流行思维和词汇，多是舶来品和山寨品，都市成为西方文化最先抵达的地区。相比而言，农村会慢一点，与都市相比有一个时间差，会更多积淀和储存一些传统

10、文化遗产，就像一个活的博物馆。那么，有这两种经历的人，就会在这个时间差里面看到两种不同的文明面貌，在两种文明激烈的对抗、对峙、碰撞、震荡中间，也是在两种文明的交汇和融合的过程中，辗转反覆，上下求索，积累一些特殊感受。比方说很多人会提到我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好像这本书写得有点怪异。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为自然的事。我作为知青，到了乡下，听到我听不懂的方言，当然会产生不一样的心得，相当于做一点语言比较学的工作。比如我在书中写到一个甜，我下放的那个村庄，所有好的味道就是一个字来表达甜，肉好吃就是肉很甜，鱼好吃就是鱼很甜，吃糖那当然也是甜。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对味道的区分怎么这么粗糙和简单?其实，英文

11、中也有这种情况，一个hot，把一切刺激性的口味都代表了，与马桥人的甜有某种近似性。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在这样一种激烈的震荡甚至煎熬下，一批作家借寻根的名义，把他们的心理感觉释放出来了。他们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看法甚至是五花八门的，比如有些对乡土非常怀恋，也有人对乡土非常厌恶。其实无所谓，不管是怀恋还是厌恶，不管是向往还是仇恨，重要的是那种和泥带水翻肠倒胃的人生体验，在所谓的寻根文学里得到一种释放。这种难以忘怀的纠结，与以前的乡土文学也形成了区别。赵树理、浩然、刘绍棠先生等也写过乡土，但他们的作品一般来说面貌明朗，主题不难理解和把握，但寻根文学不大一样，不仅仅是它有更多历史纵深感，更愿

12、意捕捉古村、古镇现实中的历史基因，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往往带有一种复杂性，一种多义性，一种自我矛盾的特征，不太明朗，甚至有些晦涩，比如莫言先生对高密到底是爱还是恨，说不太清楚，处于一种暧昧的状态。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复杂性、多义性、不确定性，当时也有很多批评家把寻根文学也当作先锋文学的一部分，我的头上就戴过这样的帽子。这是批评家的权利，我毫无办法，也没法自我分辩。两种批评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九十年前期，寻根文学在正统和主流的批评话语中一直是个贬义词，在某些官方文件中是戒备和整肃的对象。我很尊敬的文学前辈，比方说冯牧先生、陈荒煤先生，作为文艺界的权威和领导，他们都很关心我，有一次我和冯牧先生同坐

13、火车，他恨铁不成钢，说小韩啊，你要走正道啊!还有人的话说得更重一些，当时中央高层一位负责人公开说过：寻根这个口号本身也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的根在哪儿呢?我们的根应该在延安嘛。怎么一寻根就寻到封建主义那里去了?这是找错了方向。当然，我也理解他们，他们的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决定了他们可能的思想边界就在延安，就在十月革命。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他们不可动摇的法典，寻根这说法怎么听都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批评，是来自民间的某些知识群体，还有我们文学界的一些朋友。他们觉得寻根就是当没落文化的守灵人和辫子军。寻根牵涉到东西文化的比较，牵涉到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关系。依照台湾一位著名学

14、者钱穆先生的说法，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他认为，现在谈这事难免情绪化的，只有在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准大体接近的时候，再来谈文化或文明的比较，才可能平心静气一点，深思熟虑一点，平实、务实、理性一点。如果按钱老先生的要求来看，即便中国的GDP总量在十年之后接近美国，但人均GDP还差得远，只能是美国的四分之一。钱老先生说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全盘西化的声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是一种强大的情绪，会使我们的很多讨论变得扭曲和混乱。当然这也没关系。我以前经常说，要有思想准备，一个作家要毛深皮厚，不管人家怎么骂，尤其现在是微博时代，基本上是泼粪的多，拍砖的多，起哄的多。一个作家要善意地对待批

15、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前不久，我读到一个法学专家的文章。他谈到如何重新认识和吸取中国的本土的法学思想资源时说，中国的文学界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关注到现代化的中国资源、中国路径、中国创造，作者完全是一种很赞赏的态度。听到这种说法，这不是文学界的耻辱吧?以为中国以前没有法，没有法治，是一种误解。秦始皇就开始立法，法家在先秦时期就是名头很大的一个学派。我翻过一些宋律和明律，都是厚厚一大堆。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刑不上大夫，经常被理解为大人物胡闹都可以免罪，其实宋律不是这么解释的，它只是说给大夫治罪要符合礼仪，比如我不杀你，要求你自杀，赐你一条白绫，自己上吊吧，这就叫刑不上大夫。又比如中国独特的一些司法特点，孔子说的父子相隐，儿子或父亲互相作伪证，情有可原。其实中国现代的司法解释近来也开始变化，对直系亲属作伪证的，量刑从轻，或予免刑，就有一点法学寻根的意味了。这是一些题外的闲话。多重现代化我比较喜欢两位艺术家一个是王洛宾，一个是杨丽萍。王洛宾是西部歌王，深深扎根于西部丰富的民歌资源里面，这才长出了一棵艺术的大树，是一般的流行歌曲，包括那些rap代替不了的，无法比拟的。在世界层面上能拿得出来的舞蹈家就是杨丽萍了，她从云南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历史中汲取营养，提炼肢体语言和心理符号，也是有根的艺术。王洛宾也好，杨丽萍也好，他们不是什么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