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里三陈》看汪曾祺和谐与悲凉的双层抒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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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故里三陈看汪曾祺和谐与悲凉的双层抒写汪曾棋是一位卓有成就、独具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总体上呈现恬淡和谐的风格,在平淡的叙述中展现世俗世界中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汪曾祺用诗意的眼光看世界,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温馨,淡化生活中的苦难和悲凉。一、什么是和谐?何谓悲伤?汪曾祺追求的是和谐,作品中的人物有着高尚的品德、善良的人性,生活自由而知足,人与人相处和睦,充满了欢乐。美丽怡人的自然风光,淳朴善良的乡村民众,简单真实的日常生活,纯朴自然的民风乡俗,人与人之间没有身份的高贵卑贱之分,所有的一切都是和谐相融的。和谐是汪曾棋作品的总体基调,是汪曾祺的审美追求,他力图通过一个和谐温馨的艺术世界的呈现,汪曾棋抱着美

2、好的想法,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建构他的小说世界,将目光放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身上,描写小人物的琐碎的日常生活。 故里三陈中的几个小人物,陈小手、陈四、陈泥鳅,就好似作家的乡里乡亲,作家借助作品为他们宝贵的精神、芬芳的人性喝彩。他在故里三陈.陈泥鳅中介绍那里的自然景物时,写道:“这座桥的桥洞很高,洞身也很长,但是很狭窄,只有人的肩膀那样宽。在小说中,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传统伦理中的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如,陈泥鳅挣来钱除了自己花销外, “也偷偷地周济一些孤寡老人,但嘱咐千万不要说出去” 。和谐之美汪曾祺在

3、构建着理想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深深地思考着人生的本质 生命自身的存在方式。 “白马陈小手”是男性产科医生在当地绝无仅有,同时也被人瞧不起的一个职业。但他不以为然,而且敬业,手艺高超。陈四是瓦匠,冬天卖灯。陈泥鳅“一辈子没少挣钱,但是他不置产业,一个积蓄也没有。他花钱很撒漫,有钱就喝酒尿了,赌钱输了。 ”卑贱中活得刚强,清贫中活得自在。这之中浸润着作家对人生和社会的更深刻的认识,是对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又暗合对传统的真善美的直接单纯的肯定。汪曾祺虽不擅以大起大落、怪诞离奇来制造悲剧效果,却在平淡的叙述中,渗透着浓厚的悲剧气息。他希望读者“能更深刻地看到平淡的,山水一样的生活中的严重的悲剧性”

4、,主张“在平静的叙述中也不妨有一两声沉重的喊叫。 ”汪曾棋认为“悲哀是美的” ,他用温情的目光去审视人物苦难的生活,以温馨的笔调、平淡的态度叙写生活的不幸,将人物的悲剧隐藏于文章表面的和谐之下,在欣赏他的小说时总是能感受到弥漫于其中的悲凉与哀痛。汪曾祺同情弱小民众,作品中真实描写生活的面貌,对于生活的美好和艰辛的呈现是始终贯穿于其中的,作者小说叙述中的悲凉体现在生活、命运、人性的各个层次,通过这些不同角度的描写中寄寓悲悯与同情。小说故里三陈陈小手则是个典型的悲剧。陈小手是地方上一位出名的男性产科医生, “他专治难产” 、 “活人多矣”。这样的医生应该多多益善才对,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爱戴才对。可

5、事实上呢,“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 ”正是种种的封建意识导致了陈小手的悲剧。陈小手给团长太太接生成功,救了团长太太和团长的儿子两条命,团长却一枪打死了陈小手,理由是他的女人不能够让别的男人摸来摸去。二、为什么会形成他的这种风格?(从生平、环境、文化、他人影响来看) 汪曾棋出生在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他享受着长辈们的疼爱,感受着亲情的温馨。汪曾祺的家乡人杰地灵、风景如画,他生活于美好的环境中,关注身边的生活,喜欢到处看看,街边的各种店铺和手艺人的劳

6、作让他百看不厌,童年的见闻在多年之后成为了汪曾棋的小说题材。儿时所见的手工作坊、酱园、爆仗店等各种店铺和银匠、车匠等手艺人都进入到了汪曾棋的小说世界, 岁寒三友 、 八千岁 、 戴车匠 、 茶干等等小说所写的都是儿时所见情状,是以家乡高邮为背景题材的写作。然而,世界是复杂多变的,人生没有永远的一帆风顺,成年以后的汪曾棋人生经历坎坷曲折,童年时期如梦般美好的生活再也没有重现,只是存在于记忆中,他接受着现实的磨砺。当经历过现实的磨难,品尝过生活的苦味,从记忆中寻找温暖暂时消解现实的伤痛,呈现在作品里是温馨之中夹杂着隐隐的悲凉。汪曾棋自觉地向文学前辈学习,将他们的影响转化成自己的创作风格。汪曾祺小说

7、最大的特点是散文化的风格,他不喜欢过分强调情节性的小说,小说结构太严谨会束缚作家的创作和情感的表达,他的散文化小说结构自由散漫。汪曾棋深受笔一记体小说的影响,他以家乡和童年往事为题材的忆旧之作,有的小说是有人物而没有故事情节,有的小说中则连人物都没有,写得随心所欲,结构随便。汪曾棋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他,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两种思想的渗透,和谐的关系。汪曾棋汲取儒学中的仁学思想,自觉地关心人,尊重人,将仁爱作为他的小说的主要情感。汪曾棋用作品来具体阐释这一思想,他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普遍体现了仁爱思想,在他的小说世界中人性是善良的,没有大

8、奸大恶之人,人与人之间和谐友爱,它充分体现于自由、平等的世俗世界中。 故里三陈里的陈泥鳅冒着危险在水里捞死尸挣钱,是为了给陈五奶奶的孙子看病。 道家思想讲究顺应自然,肯定人的自然天性的释放,追求的是自由,而儒家文化重视礼,用种种伦理道德和行为标准规范社会秩序,束缚人的生命自由。汪曾棋否定了儒家文化中禁锢人性的条律,在他的笔下没有儒家森严的等级秩序,他无视伦理道德,赞美人性的自由。尤其是汪曾棋塑造的女性形象,她们充满生命热情,大胆自由,冲破了儒家传统道德规范。 薛大娘中的薛大娘认为拉皮条是积德的事,毫不遮掩与吕三的关系,这都是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作者没有指责她的行为,而明确指出她是身心健康的,作

9、者在意的是人的欲求的自由。三、和沈从文比较来看,影响、异同。汪曾祺成为沈从文的学生,对他来说影响深远。汪曾棋对沈从文所讲的关于创作的技巧有着透彻的理解,在创作中秉承沈从文所讲的“贴到人物来写”的创作原则,景和人是相互存在的,写景为人而服务,汪曾祺据此提出“气氛即人物”的观点,着重风俗描写营造氛围,通过氛围来写人物。沈从文对于汪曾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沈从文热爱家乡,钟情于湘西世界的描写。他所建造的湘西世界展现的是如诗如画的风景和自然美好的人性。汪曾棋作品中有着沈从文的韵味,在以家乡为题材的小说中,他以舒缓的文笔营造诗意的意境,赞扬的是人物的淳朴善良。二人都自觉选择远离主流文学,致力于对美好理想的

10、追寻,赞颂美和人性。语言风格相似。汪曾祺用安详的抒情的散淡的笔触,叙写苏北乡里的平凡琐事,对苏北谁想的山光水色民情见习细腻描绘,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牧歌情调。而沈从文用浓重的口语,描绘自己故乡的美丽风情。他们两个都根植于自己故乡的乡土生活,用于中不同的乡土语言一往情深地讴歌故乡人地生活。故事取材多有相似之处。汪曾祺所作的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婉约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身后的文化底蕴和永恒的美学价值。沈从文虽然一生中大部分的生活在大城市里度过,但是时刻不在怀念故乡

11、,沈从文作品通过融人乡土, 写乡土的美好的人性, 乡土的单纯的生活方式。虽然在文笔上两人的相似点很多,但是也各有各的侧重点,彼此表现的理想有一定的不同。沈从文主要宣扬的是人性美,正如他谈及边城时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 ,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 边城中理想的人生形式和古拙的湘西风情自然交融,构筑了沈从文“人性美、人情美理想化的情爱天堂”湘西世界,表现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作者通过对湘西人原始、自然生命形式的描写,塑造了一系列不带任何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描绘了一个人性皆真,人性皆善,人性皆美的情爱天堂。通过普通人身上那种不普

12、通的人性,热情讴歌了古朴的人性之美。母女两代人对美好爱情的执著追求,演绎了一曲凄美清纯的爱情之歌,表现了湘西人民善良、质朴、纯真的人性美。作者在这个充满人性美和人情美的乡村世界里,以纯真的美、无暇的善、和谐的情构建了心中的希腊小庙,更净化着我们现代人和现代文明。 而汪曾祺主要展现的是和谐美,在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出他建构和谐社会的迫切愿望,如受戒中的荸荠庵所在的村子,似乎是一个世外桃源,没有受到任何的尘世污染。荸荠庵虽为佛门圣地,却全无所谓的清规戒律。在当地,一个人出家当和尚,并不是出自宗教信仰,而是将它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它既不比别的职业高贵,也并不比别的职业低贱。这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又

13、是一种审美态度。和尚们的生活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束缚,正所谓“饥来便食,困来便眠” 。此中的人向生活敞开生命,让生命活力得到完全释放。卑贱中活得刚强,清贫中活得自在。这之中浸润着作家对人生和社会的更深刻的认识,是对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又暗合对传统的真善美的直接单纯的肯定。 羊舍一夕中的四个小工团结友爱, 安乐居中的酒友们友爱共处, 受戒中尘世与佛门间亲密融洽。这些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多具仁人君子的热肠,四、汪曾祺的地位京派作家有着超然的文学态度,自觉远离政治,崇尚和谐、节制,赞美纯朴的人性人情美,风格恬淡平和,汪曾祺的创作契合了京派作家的创作追求,将京派风格得以复活。同时汪曾棋在既有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创作风格。汪曾棋笔下的平凡人和事,源于现实生活,他是按照生活的样子构建小说,他着意于通过风土人情的描写来营造浓郁的氛围,为人物和故事的进行渲染气氛,将景物描写与人物联系,不追求结构严谨和故事情节跌宕曲折,结构极其随意,打破小说、散文、诗歌的界限,以散文的笔调写小说,是对传统的注重情节的小说写作模式的反叛。因此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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