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中制度距离及制度创新》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中制度距离及制度创新（12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中制度距离及制度创新 1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中制度距离及制度创新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中制度距离及制度创新摘要:东部沿海的传统产业在向中部地区加速迁移,但中部地区现存的制度因素制约了东中部产业转移的进程。 中部地区在地方财政分权度、产权多元化、政府效率、科技创新制度等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较大的制度距离。 中部与东部的制度距离制约了东中部产业深度分工和要素优化配置,阻碍了东部沿海的传统产业向中部迁移。 中部地区要发挥中部崛起的政策优势,提高政策的利用效率,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增强对产业转移的科技支撑,促进技术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关键词:制度距离;
2、制度创新;产业转移;中部崛起:F207:A:1003-3890 (xx)10-0019-05 一、引言近些年来,受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弱化或消失,正在进行“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1,东部沿海的传统产业向中部加速迁移。 中部地区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增长极,具有良好的地缘优势、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和潜在的市场容量,正面临着承2接东部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重大历史机遇。 东部与中部在自然条件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双方存在的比较优势是东中部区域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推动力,但是一些非经济因素比如地方政治生态、
3、社会变革、文化传统、技术创新、区域制度变迁等制约了这些比较优势在产业转移中的作用,影响了东中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与效率。 不少学者对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李秀敏等认为东部产业集聚滞缓了东中部产业梯度转移2;王珏等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了东中部产业转移3;也有研究成果从产业移入区和迁出区的要素禀赋、地理区位、社会文化、产业集聚等角度对东中部产业对接进行综合分析4;李国平在技术进步、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组成的多维空间复杂系统的基础上构建了广义梯度转移理论5;潘镇就制度距离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6。 上述文献主要从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产业集聚、外商
4、直接投资等角度进行分析,并考虑到非经济因素如文化传统对产业空间转移的影响,但就制度因素对东中部产业转移影响的专门研究缺乏。 从广义上说,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按一定程序制定的法律规则与经济契约,非正式制度是一些社会共同遵守的风俗习惯与行为准则等。 非正式制度植根于一定的文化传统,不容易随正式制度的改变而改变,3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正式制度可由强制性和诱变性的变革加以改变7。 因此,本文着重分析在中部崛起战略与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制约东中部产业对接的正式制度因素,从地方财政分权、产权多元化、政府效率、科技创新等制度方面,分析东中部的制度距离及其对东中部产业转移的影响,并
5、就中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改进提出建议。 二、区域制度变迁、制度竞争与东中部制度距离我国区域制度变迁是随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推进的,肇始于沿海的开放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优先获得了中央的政策支持,良好的初始条件及经济累积循环效应,使沿海地区发展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并拉大了与内地的经济差距。 为了减缓沿海与内陆的发展差距,2000年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xx年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xx年启动中部崛起战略,由此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边缘到中心、从非均衡战略观到均衡战略观的区域制度变迁轨迹。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使地方政府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地方化产权8,成为相对
6、独立的利益主体。 在中央与地方经济分权和中央行政集权的制度背景下,中央政府掌握着对省级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与晋升安排,其他各级地方政府对其下级政府也进行类似的晋升考核。 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能在近乎零和博弈的“政治锦标赛”4中赢得政治晋升9,竞相谋求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 我国渐近式改革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制度创新的空间,但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制度改革的试验区和先行区,享有制度竞争的先发优势,强制性区域制度变迁与诱制性制度变迁相互叠加,使东部与中部之间形成明显的制度距离。 对制度因素及制度距离的量化测度是困难而复杂的,在分析现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地方财政分权、产权多元化、政府
7、管理效率、区域科技创新四个方面衡量东中部的区域制度差异。 文中所指的中部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6省,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广东、海南、福建、上海、浙江、江苏10省(市)。 考虑到统计数据的连续性和可得性,计算中所用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xx-xx年)并加以。 (一)财政分权制度距离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体制。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财政汲取能力有差异,在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水平也有区域差异,因此,不同区域的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存在很大差异。 本文用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占人均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征地方财政分权程度
8、,比值越大,分权程度越高。 如图1所示,东部财政分权度远远高于中部。 (二)产权制度距离5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改革主要表现在以国有化为主的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变迁上,有研究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主要反映在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上10。 本文用东中部工业经济的非国有化率差异来衡量区域产权制度距离,先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值除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得到国有化率,再求非国有化率,这一比率越高,代表产权多元化水平越高。 如图2所示,东部非国有化率高出中部,但近些年来两者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三)政府管理制度距离地方政府管理的有效性直接决定了地区投资环境的好坏,是影
9、响企业投资区位选择及产业空间转移的重要因素。 政府效率涉及面广,IMD(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从公共财政、财政政策、组织机构、企业法规和教育五个方面综合评价政府效率11。 考虑到统计资料的客观性与可得性,这里用全部在职人员数与党政领导机关和社会团体工作人员数的比例来近似表达政府效率,虽然不如前述综合评价指标全面,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机构配置和运行效率,这一比例越大,政府效率越高。 如图3所示,东部政府效率远高于中部,中部政府效率近几年有所下降,东中部政府管理制度距离有扩大的趋势。 (四)科技创新制度距离6专利制度是对科技创新的一种有效的产权激励制度,本文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的
10、国内授权量与地方人口数的比值(项/每10万人)来表征区域科技创新度。 如图4所示,东部三种专利的国内人均授权量接近中部的5倍左右,且两者之间差距还在不断增加。 三、制度距离对中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影响对于国际产业转移活动,通常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水平来进行量化,对于国内省际和区域产业转移活动尚没有连续而全面的统计数据。 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我国区域产业转移表现越来越活跃,但目前缺少连续、客观、权威的统计数据,在这里难以就制度距离与东中部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的回归分析,下面主要利用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进行定性分析。 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但在20世纪60年代
11、前并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决策主体完全信息与完全可预见性的假设,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及人的有限理性导致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制度会有利于限制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 有效率的制度供给能促进区域生产要素更好地组合起来,提高区域要素配置效率,并能把生产要素从制度效率低的地方吸引到制度效率高的区域。 因此,中部与东部的制度距离会制约东中部产业分工和要素流动,影响东部7传统产业向中部迁移。 (一)财政分权制度距离对东中部产业转移的影响虽然近几年,中部与东部在财政分权度上有缓慢收敛的趋势,但中部与东部在财政分权度上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势
12、力强,在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博弈中享有谈判优势,并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在制度创新和制度选择中发生机会主义行为,以攫取制度创新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潜在制度租金。 东部地方政府实际可控的财政资源较多,在与中部地方政府的制度竞争中,能向企业提供更有竞争性的优惠税率和财政支持,影响企业选址的成本与收益,提高企业向中部迁移的退出壁垒,阻滞了东中部产业的梯度转移。 比如,广东省为促进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在省政府拿出部分工业园建设启动资金的基础上,转移方和承接方共同出资筹建产业转移工业园,鼓励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劳动力向当地第 二、三产业转移12。 (二)产权制
13、度距离对东中部产业转移的影响8尽管中部与东部的产权制度距离有缩小的趋势,但两者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中部地区非国有化率较低,民营经济不发达,国有经济成份所占比例较大,国有产权主体不够明确,所有者缺位,政企难分,没有建立起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 在政治晋升博弈深深嵌入到地方经济竞争的背景下,国有产权的行政归属化使地方政府能够操纵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干预区域资源配置,国有企业产权交易难以突破行政区划边界,跨区域的产权重组更难以实现。 为了保护地方经济利益,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地方利益垄断与自由统一的市场之间必然产生冲突,潜在的巨额交易费用阻碍了区际间
14、的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 (三)政府管理制度距离对东中部产业转移的影响中部地区政府机构臃肿,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对资源配置仍有很强的控制权,政企关系不顺,具有“强政府、弱企业”的特征,在政府管理制度上与东部存在一定的距离。 中部地区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制约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低效的地方制度安排得以维持和延续,并形成制度变迁上的路径依赖。 长期低效的政府管理的后果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度,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政府公共服务意识和行政效率不高,社会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配套能力较低,外资企业9和东部企业到中部投资发展的意愿和信心受到影响。 (四)技术创新
15、制度距离对东中部产业转移的影响中部与东部在创新资源、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区域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等方面存在差距。 中部地区科教资源丰富,但中高级科技人才大量流向东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落后,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不明显。 中部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弱,技术进步以技术引进与技术模仿为主要实现方式,具有较强的技术路径依赖和明显的强制性技术变迁特征。 由于中部地区缺乏技术引进所需要的充足资本,技术交易数量不足,制约了东部高新技术产业向中部转移。 但中部丰富的矿产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及优惠的土地供给仍然对东部传统产业的转移有吸引力。 因此,技术创新制度距离使中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仍将以中低端产业为主,中部在短期内实现“蛙跳式”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较为困难。 四、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部制度创新与政策引导 (一)发挥中部崛起的政策优势,增强地方财政分权力量长期以来,中部多属“政策洼地”,在财政分权上处于弱势,导致优质生产要素从高税收、严管制的中部流向税收低、管制松的东部。 在中部崛起战略下,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