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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析大国崛起面临的安全困境摘要：回顾大国崛起的历史,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基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安全困境的加剧从而引发国际动荡乃至战争。对于能否超越安全困境实现大国的和平崛起，国际关系理论各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现实主义认为无法摆脱大国崛起所面临的安全困境，而建构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这种安全困境是可以超越的。关键词：大国崛起；安全困境；无政府状态回顾大国崛起的历史，几乎每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都会导致“安全困境”的加剧从而引发全球动荡乃至战争,这似乎已成为西方传统大国崛起理论的一个铁律。但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各学派对于大国崛起面临的安全困境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本文试
2、图通过在讨论安全困境及它与大国崛起的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大国崛起过程中超越安全困境的可能性。一、 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理论分析(一)安全困境概念的提出“安全困境”(security delemma)，亦常译为“安全两难”，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e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Edinburgh:Keele University Press, 1997,p.9.转引自尹树强：“
3、安全困境”概念辨析，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有文献记载的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Robert Lieber.No Common power: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1,p.6.转引自尹树强：“安全困境”概念辨析，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首先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进行阐述的是美国政治家约翰赫兹(John
4、 H. Herz)和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约翰赫兹在1950年发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首次提出“安全困境”的概念。他把安全困境看作一种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当权力单元（比如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或民族国家）比肩共存时会发现不存在凌驾于它们之上、能规范其行为和保护其免受攻击的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从相互怀疑和相互恐惧而来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寻找更多的安全而进行权力竞争，由于完全的安全始终无法最终求得，这样的竞争只能导致自我失败。”John H. 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
5、ic Age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231.转引自叶江：“安全困境”析论 兼谈“先发制人战略”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关系，美国研究，2004年第3期。赫兹所提出的“安全困境”与巴特菲尔德几乎同时提出的“霍布斯式的恐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一书中，巴特菲尔德对“安全困境”有一段经典描述，他指出“霍布斯式的恐惧有一个特点，即：你自己可能因对方而产生深切的恐惧感，但是，你却无法理解对方因为你而产生的恐惧感，甚至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这般出奇地感到恐惧。你知道自己对他不会形成威胁，除了希望保护自身安全之外，你不希望从他那里夺取任何东
6、西。你永远也无法准确理解和铭记的一点是，他不可能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永远也不会像你那样了解自己的意向。由于双方都这样推理双方都无法认清自己所处困境的真正面貌，因为双方都认为对方满怀敌意、蛮不讲理。”Herbert Butterfield，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pp.19-20.转引自【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透过上述两位学者对“安全困境”概念的考察，不难发现，基于对方意图的难以决断的不确定性是构成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关键。正是对别国意图的不确定性，才产生了疑惧和不安全感，而相互疑惧
7、、作用和反作用所致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自我失败，这也就进入了如罗伯特杰维斯( Robert Jevis)所说的不断上升敌意的“螺旋模式”(Spiral Model)中。（二）安全困境的成因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确定性及由之引发的安全困境呢？关于安全困境的成因，主要存在三种解释。刘刚：安全困境与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兼论台湾问题，国际论坛，2002年第2期。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认为“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与传统现实主义的看法相同。人类对于权力和财富的贪欲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和互相倾轧，由政治家领导的国家之间亦然。约翰赫兹从国际体系中寻找原因，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导
8、致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与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一致。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而在自助体系中，国家之间的互相疑惧是不可避免的；汤姆斯先林(Thomas Schelling)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强调互不信任和沟通失败是造成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和另一位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所强调的“决策者的心理活动也是导致安全困境的重要因素”【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客观地说，以上三种原因分析尽管解释路径不同，在解释安全困境的成因上各有其说服力。在结合这三种解释的基
9、础上，可以将安全困境的成因概括为：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为维护自身安全采取的战略（尤其是军事战略)有可能会在他国心目中引起有关其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由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无法依靠他国为自己提供安全上的保障，因而这种对他国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往往使一国针对他国的安全战略采取相应的战略以防止意外，而这样通常就导致了相关国家间紧张、冲突和对抗不可避免地发生。二、大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关系整个现代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在很大的程度上证明，在无政府状态中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安全困境”的加剧和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以至造成国与国，尤其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激烈的军备竞争乃至战争。叶江：“安全困境”与中国的和平崛，探索与争鸣，
10、2004年第6期。早在16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初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其中特别是前者利用新航路开辟所带来的扩张契机，建立起强大的殖民帝国。但是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通过发展工商业和向海外扩张迅速崛起，西班牙和英国随即陷入深刻的安全困境。为确保早已建立起来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安全，西班牙倾全力扩充自己的无敌舰队，而英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和海外殖民利益也针锋相对地扩充海军军备，双方的军备竞赛最终导致1588年在英吉利海峡的海军决战，最终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击溃，英国从此建立起海上霸权。但是，在紧接着的17世纪和18世纪，随着荷兰、法国等国的崛起，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始终处于安全困境之中
11、，军备竞赛、安全竞争、争霸战争此起彼伏。虽然英国最终凭借着强大的海军力量建立起日不落殖民帝国，但是由于欧洲列强同时并存于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它始终未能摆脱安全困境。更为严重的是，当德国在19世纪下半叶骤然崛起之后，英国所面临的安全困境更趋严重，于是英德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政治走向，以致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大国崛起的内容通常首先表现为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应该说，这种实力增长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然而，为什么这种实力的增长却最终导向了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呢？针对这个问题，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其名
12、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明确指出：“安全困境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用来增加自己安全的测度标准常常会减少他国的安全。可见，一个国家在不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情况下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是困难的。”【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唐小松、王义桅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换言之，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的安全困境中，一旦某个国家因跨越式的发展而崛起，从而增强了实力那么不管其增强实力的动机是为了增加民众的福利，还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或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都会迅速引起其他国家的疑虑、警觉和不安，因为它们自己的实力因那个新崛起国家实力的增加而相对减小，不安全感由此而迅速增加，安全竞争也因此而加强，虽然这并
13、不是源于某个国家的侵略扩张企图。在无政府状态中，一国进行安全判断主要依据有两个，即他国的意图与实力，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说的，“人们很难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军备状况判断这个国家是否是侵略国家。必须把对方的意向与他的实力结合起来考虑。”【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但是，在无政府状态中面对对方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增强的行为，一国不得不对他国的意图做最坏的估计，以防止出现不可挽回的后果。这是因为首先对方伤害自己的力量加强了，国家会“理性地”认定对方的敌意可以从它增强军事实力的行为中确切地推导出来，从而他国的真实意图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不
14、须多加考虑的问题。因为对于国家而言，他国的意图是难以确定的，但他国实力的增强则是确定无疑的。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意图是根本无法得知的，所以，为生存担心的国家必须对其对手的意图作最坏的假设。而力量却不一样，它不但可以被度量，而且能够决定一个对手是否为严重的威胁。总之，大国针对能力而非意图建立均势。”【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唐小松、王义桅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未来意图的不确定性和对其国家利益的关注将导致政治家们密切地关注实力，因为在他们看来实力是安全和独立的最终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判断自身安全与否的依据就变成了纯粹的实力对比。为了获得安全，国家唯一的出路就
15、在于获得与他国相比的实力优势，即不顾一切地增强自身实力，同时削弱对方的实力，国家间的关系由此变成了一种获取相对实力优势的零和博弈。在大国崛起背景下，相对实力的竞争所造成的问题是它加深了对对方的恐惧和错误理解，再造了国家间的敌意，反过来不断加深的敌意又会驱使国家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以获取绝对安全，如此敌意与实力相互加强的结果，便导致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乃至大国战争。三、如何应对大国崛起面临的安全困境大国崛起所面临的安全困境的加剧，常常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乃至权力争夺所引发的霸权战争，使大国的崛起前景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如何缓解甚至走出大国崛起所面临的安全困境，避免冲突和战争的发生？西方国际关系理
16、论界对此提出了种种解决方案。根据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观点，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社会共有观念建构的，并且也正是在社会共有观念的作用之下才使国际体系的结构具有动力。因此，虽然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确实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通过社会共有观念的建构，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可形成“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和“康德结构”等三种不同的文化状态。而三种不同的文化状态则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行为进行不同的建构：“霍布斯文化的主体位置是敌人，洛克文化的主体位置是对手，康德文化的主体位置是朋友”。【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只有在霍布斯文化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即国家由于不能求助于其他行为体，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因此就导致安全困境十分尖锐。然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