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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为自己也感兴趣,于是就帮你查了查,你看看吧90年代以来,日本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常引人注目。那么,这种变化的“原型”是怎样的,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如何,未来会向什么方向演变?本文试对其加以探讨。一、战后价值观的确立及其内涵(一)战后价值观的确立所谓价值观,是人们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之下形成的对社会行为进行是非、善恶等意义判断的总和。笔者认为,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对国家、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对家庭的认知和态度;对自身精神和物质追求的认知和态度。尽管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等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群中间会出现不同的价值观,但一个社会特别是在稳定时期的社会,必然有一种占
2、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不然社会就难以保持统一、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也存在价值观的交叉和共有的可能性。在战前的日本,绝对效忠天皇、国家,为了天皇和国家而奉公灭私甚至献身的观念一直占据日本人价值观的中心。与这种观念相互关联、并从基础上支撑之的是传统的家族观念和个人生活中的禁欲主义。但是,战败的事实证明国家执行了一条错误的与世界为敌的路线;而且,作为献身目标的天皇,也于1946年元旦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自己剥下了罩在身上的神秘面纱。这使当时的日本人一时失去了效忠的对象。另外,由于日本处于被占领之下,失去了主权。由盟军总部民政局对教科书实行检定制度,凡是不符合要求的就
3、被删去或被涂抹。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强调个人价值的价值观通过各种途径被介绍和灌输进来。社会的剧烈变动和新旧价值观的激烈冲突与交替,再加上当时人们由于缺吃少穿,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使战后初期的日本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价值混乱。然而,进入50年代,日本已度过了战后初期的艰难阶段,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渐渐步入正常轨道。这时,社会的发展开始向人们提出新的要求,即建立与社会的安定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统治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相继制定了劳动关联法案、罢工规制法等,对工人运动和罢工加以限制,使用国家机器这个手段来致力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方面也认识到,为了使企
4、业获得长远利益和持续发展,必须保证工人对公司的忠诚,不能轻易解雇工人,从而开始实行终身雇用制。这使公司与工人的关系为之一变。由于企业与职工关系的相对固定化,再加上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职工可以从企业等工作场所得到自己预期的东西,这大大密切了职工和企业等的关系,使过去人们对国家的忠诚转变为对工作场所等共同体的忠诚。对职工来讲,企业等工作场所已不仅是劳动的场所、获得经济来源的场所,还成为充实人生和实现人生意义的场所。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纷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再加上战后新宪法、民法所规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原则的贯彻,以及西方文化的持续影响,导致了传统家族共同体的解体。同时,经济的发展和生
5、活的提高,也带来了出生率不断下降,家庭规模日渐缩小,“核家族”化迅速进展。家庭共同体的变质,促成了新型家庭观念的确立。另外,物质生活的充实、生活安定化,为人们追求和实现自身的自然欲望提供了物质条件。在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狂涛巨浪的荡涤下,个人生活方面的禁欲主义已彻底成为过去,取代之的是对个人物质欲望的肯定和性意识的解放。总之,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和提高、新宪法精神和西方文化的持续作用和影响这三者相互作用、相互重合,促成了战后日本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二)战后价值观的内涵这样,到高速经济增长期,新型的战后价值观确立起来。概而言之,国民的价值取向从国家、天皇转向了企业等工
6、作场所,从传统家族共同体走向了现代家庭,从禁欲主义走向了肯定物质欲望和性意识的解放。第一,“工作场所至上”。从国家共同体、天皇走向了企业等共同体,这是战后价值观最重要的变化,也是其核心内容。例如,在70、80年代关于天皇的舆论调查中,对天皇“无感情”的国民一直保持在40%以上,为各调查项目的首位,而对天皇抱有“好感”和“尊敬”的国民所占比率也不过50%左右;而且,年龄越小“无感情”的比率越大。这说明,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天皇的权威已大大失坠。但是,必须承认,战后日本仍是一个社会、集团志向很强的社会。调查表明,日本人的“社会志向”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水准,“社会贡献意识”也较强。然而,具体到“社会志向
7、”的内容,却不是志向“社会正义”等与自己相距遥远的“公”的层次,而是指向自己的身边,如企业、学校、官厅等“中间”层次。也就是说,工作场所共同体占据了社会价值的中心。工作场所将人生价值、传统社会取向和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在日本人的社会价值取向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第二,“男主外,女主内”。在战前的日本,家的意识、家业延续、重视纵式的亲子关系是家族观念的基本内容。战后,由于制定了新宪法和民法,“个人的尊严和两性的本质的平等”的原则日益深入人心,再加上现代化的迅速进展,带来了家庭和家庭观念的重大变化。随着社会的变化,战后日本的家庭也发生了如下几点变化。首先,家庭规模缩小,新式小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家。
8、从祖父母到孙子同居的多世代同居的家庭,到高速经济增长期变成了夫妇与孩子的单世代同居型家庭(核家族)。据统计,1965年核家族的比率为68.2%,1975年已达到74.1%。其次,妇女地位相对提高。男女平等的原则得到逐步贯彻,法律保护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和财产继承权。再次,家庭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家族制度被废除,家庭的政治社会功能和敬神崇祖的功能大大减弱,生产功能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只具有生活消费功能和部分教育功能。于是诞生了丈夫工作、妻子在家里专心家务和养育子女的性别功能分担型家庭。也就是说,虽然战后男女平等和核家族化有很大进展,但由于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在日本的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家庭分
9、工。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内持家,一直是战后日本人认可的带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据NHK广播文化研究所1973年对“理想的家庭”所做的舆论调查,“性别功能分担”居首位(39%),以下依次为“夫唱妇随”(22%)、“家庭内合作”(21%)、“夫妇自立”(15%),说明日本人中“男主女从”的意识依然很浓。另外,据日本总理府1987年所做的“关于妇女的舆论调查”,同意“男人工作、女人持家”这种意见的男性为51.7%,女姓为36.6%;不同意这种意见的男性为20.2%,女性为31.9%,对上述观点首肯的仍占多数。而且,这样的夫妻分工的家庭结构,也并没有给日本人的夫妻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总理府1982年对全
10、国2059岁的女性进行“关于妇女问题的国际比较调查”时,对夫妻关系感到满意的高达82.5%。第三,从禁欲主义到物质欲望的肯定。在战时的日本,不仅人们的物质欲望受到很大限制,而且性风俗也受到严格取缔。但是,随着战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望得到积极肯定和极大满足,特别是性风俗的变化,令人吃惊。首先,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物质的不断丰富,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极大地刺激和扩充了日本人的物质欲望。从60年代的“三种神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到70年代的“3C”(彩电、空调、私家车),从“厨房革命”到美国消费文化的登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不断发生革命,对物质欲望的追求也不断在满足中攀高。但与此同时,也出
11、现了许多人所指出的对精神、心灵的追求不断降低和丧失的问题。另外,对性自由、性解放的肯定也在一步步扩展着。5060年代,日本社会围绕着性道德、性描写、性生活发生了很大动摇。关于性表现的自由,象征性地表现了新宪法下权利意识增强的是“查太莱审判”。1959年,因翻译出版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翻译人和出版社遭到控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翻译者和出版社社长被判有罪。但围绕这个问题,全社会爆发了如此量刑是否侵害宪法的基本精神的争论,结果成为围绕性问题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1960年,性生活的智慧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到1966年卖出了152万部,引起很大社会反响。但是,价值观的
12、变迁,也并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突变。据NHK广播文化研究所的调查,在1973年,对婚前性关系认为“不可”的仍为58%,认为“订婚后可以”、“有爱情可以”和“无条件可以”的分别为15%、19%和3%。1988年上述各项的结果则分别为39%、23%、31%和4%。由此可见,就是到70、80年代,日本人的性解放意识虽有上升,也并没有达到泛滥的地步。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谓战后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也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战后价值观在形成和确立之后的几十年间,也在随着战后社会的发展和美国文化之风的侵蚀,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无疑为90年代后的深刻变动打下了基础。回答人的补充 200
13、9-08-18 09:55 二、90年代以来的变化 (一)社会环境的变化 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萧条,金融危机、奥姆真理教事件、阪神大地震等彻底打破了日本的“安全神话”,日本人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使日本人的价值观又面临新的考验,发生着重大转折。 社会经济环境的最重要的变化,是由于经济陷入长期萧条,逼迫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首先,过去按工龄和年龄决定工资的日本企业,近年来为了有效分配人员费用和改革职员的意识等目的,纷纷导入年薪制。这是以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为代表的日本式就业形态正在崩溃的表现。不管年薪制的内容如何,现在实施能力主义、实绩主义的工资制
14、度及着手研究实施的企业在不断增加。 另外是工资体系的改革。例如,小田急电铁公司从1997年度将工资制度变为“目标管理”。管理人员在年初制定当年的目标,由全体干部组成的评议会议对其进行审查,分三阶段决定月工资和业绩奖等。在三井造船公司,已经从1996年5月改变管理职位的工资制度,即将工资的2/3作为能力工资,奖金也随业绩而变动。从业人员的意识也在发生变化。1996年8月,综合生活开发研究所以男性上班族为对象进行的舆论调查表明,对能力主义化持“不能简单肯定”、“有疑问”等否定性评价的人约占45%,“赞成”的为54%,肯定派占上风。而且,从年龄层来看,40岁左右的中年层比青年层支持率更高。对终身雇用
15、和年功序列制度的修正和改革,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职工和企业的共同体意识,使职工对工作场所的忠诚心发生质变。 经济不景气和社会不稳也引起了家庭的变化。一方面,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破产者和失业者增加,这对不少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造成了家庭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在企业改革的大潮中,随着企业忠诚心的变质,产生了回归家庭的潮流,家庭的避风港功能增强。 而且,近年来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妇女就业的增加。由于受西方女权思想和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以及家用电器的普及使妇女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再加上少子化的进展,不少妻子自立自强的意识日益增强。她们开始不甘心做丈夫的附属,许多人走出家门步入社会,走上了工作岗位
16、。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具有促进男女平等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自然受到冲击。 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带来日本人价值观的变化。 (二)“讨厌的忠诚心” 在企业逐渐改变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不断采取大规模的裁减人员措施来压缩成本的现实面前,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心发生很大变化,是非常自然的。 对“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舆论调查,是观察日本人对企业等忠诚心的一个重要指标。日本总理府多年来一直进行这样一项调查:“你认为今后日本人比起个人利益来应重视国民全体的利益呢,还是比起国民全体的利益来应重视每个人的利益呢?”从总体来看,虽然认为比起个人利益来更应重视全体利益的人始终占优势,但90年代以来重视全体利益者比率下降(1991年为45.3%,1997年降到39.4%),重视个人利益者比率上升(1991年为24.0%,1997年上升为31.2%),二者呈接近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