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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71937年苏州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与实践王国平 方旭红（苏州大学）摘 要：19271937年，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在中国兴起。在此背景下，苏州兴起了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与实践。当时，建设“住宅都会”、旅游城市成为苏州各界的某种共识；城市的旅游功能，在苏州的城市规划中被有意无意地突出。为“吸引游客”， 苏州有关方面修建了联通各风景区的交通干道，开辟旅游线，并着手整理名胜古迹，增辟新的景点。苏州这一城市建设思想与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9271937年间，在南京国民政府所谓的“十年建设，十年生聚”时期，中国部分地区，比如国民党根本重地江浙一带，出现
2、了初步的城市化趋势。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言。在这一背景下，苏州市以及随后的吴县有关方面，曾设想把苏州建成著名的旅游休闲城市，并以此为指导，规划城市发展、进行市政建设。本文试对此作出探讨，请方家正之。一、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的兴起所谓城市功能，一般来说，“是指城市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承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任务和所起的作用”。城市功能是综合的，有主要功能和非主要功能、基本功能和非基本功能之分，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城市基本功能密切相关的城市的主导功能，它是“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集中地向外释放其最大能量的功能”，是“一定时期内”“决定该城市性质的主要因素”。城市的主
3、导功能以“城市的主导产业或围绕主导产业形成的支柱产业”为物质基础。与主导功能相对应的，是城市的基础功能，它“为主导功能配套和服务”，“其物质载体是配套产业和城市基础设施”。 孙志刚：城市功能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第13页。也就是说，一个城市性质如何，是工业城市，还是商业城市、交通城市、旅游城市取决于该城市的主导功能；一个城市如何规划、如何建设，需要以其主导功能为指导，城市基础设施要服从、服务于其主导功能。中国虽然很早就产生了城市， 关于中国城市兴起的时间，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城市开始兴起，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郭天源：上古至宋中国古代城市考略，载学术月刊，19
4、81年第6期）；另一种则认为，“早在公元前17世纪的殷商立国之初，我国就出现了早期城市”（萧斌主编：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与政府体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第41页）。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中国很早就有城市产生，当是无疑义的。但近代以前，却缺乏对城市功能和城市规划的自觉认识，既没有一部专门论述城市功能的著作，也没有一部专门论述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书籍，有关思想萌芽，只是散见于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之中，零乱分散，不成系统；并且，中国古代的城市，其主导功能也多局限于政治或军事领域，即使以工商业闻名的通都大邑，其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也多依附于其政治或军事功能，对城市规划思想和城市建设实践
5、，并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状况，使得中国古代的城市，“政治都城的发展最为成熟和军事重镇的发展数量最多”， 罗玲博士论文：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南京大学，1997，第1页。城市规划总是“以天子为中心、充分体现皇权至高无上、统制平稳有序”这一“主导思想”， 许英编著：城市社会学，济南：齐鲁书社，2002，第175页。并且充斥着天人感应、阴阳五行、风水八卦等封建迷信观念，城市建设也以体现封建等级观念、或者军事防御为旨归，缺乏科学性、实用性和整体美感。近代以降，随着西力东渐，中国城市的这种状况开始逐渐改变。一方面，西方国家迥异于中国传统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模式，在实物形态上给国人以巨大的震动，使得
6、国人直观地感受到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先进性，进而使得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产生学习、效仿的激情和欲望。这可从康有为的早期经历得到印证。1879年，年仅22岁的康有为“薄游香港”。他对于英人统治下的这个城市所呈现出的“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的状况大为赞赏，感叹“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夷狄视之”，由是遂“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15页。 走上宣传维新变法之路。另一方面，伴随着坚船利炮和富足生活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也夹带着他们的城市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下的城市观念产生了巨大
7、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使得国人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野来考察城市功能，规划城市发展。駸至南京国民政府所谓的“十年建设”时期，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已经悄然兴起，蔚为风气。表现为：其一，对城市的性质、功能，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空间布局有了全新体认。被南京国民政府视为精神教父的孙中山就十分重视城市的经济功能，主张“从制造业下手”，使城市“商业兴旺”，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04页。并强调城市规划要因时因地制宜，充分体现人性，“考察人民习惯、营业需要，随时加以改良”，城市空间布局要注意商业区、工业区、住宅区的功能区分和空间区隔，“务使居人得其安适
8、”。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68页。民权人士杨杏佛则认为，“改进市政，为建设新中国之一端”。左莽德主张“改良城市”，认为“我们国家的文野，社会道德的升降，宗教的利害，子孙的贤不肖，皆随着城市而定”。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长的薛笃弼也认为，“市政为文化精神之表现，市政办理良善，则一切政治、文化、风俗、教育，均随之而优良，换言之，即代表国家文明也，然后此精神，推之于镇村，则文化亦随之而逐渐发达”。 管元春：市政丛话，载苏州市政府秘书处编辑：苏州市政月刊，第一卷，第二、三号，编辑余言，第35页，1929年4月出版。江苏省政府主席叶楚怆把城市的构成要素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部分，并认为
9、城市“精神的”部分重于“物质的”部分，主张通过发展经济、普及教育、解决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培养城市“精神”。 叶楚怆：新市政府基本办法，载无锡市政，第一号，论著，第3页，1929年10月1日发行。社会学家吴景超则从学理上阐述了城市经济功能的重要性，认为城市的发展，需要从“组织市场”、“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整顿金融”四个方面入手，并强调城市建设要有总体规划“都市设计”，城市空间要按商业、住宅、工业等进行职能分隔，“使都市各方面的发展，能满足人类各方面的要求”。 吴景超：都市社会学，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22、68页。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对于城市功能的全新认识，并不限于闻人政要、
10、专家学者这一层次，许多国民政府中下层官员和普通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往往也有独到的见解。如曾任无锡县长、无锡市政筹备处主任的孙祖基就认为，“城市是经济的中心，文明的园囿”，主张国家建设，要从“市政方面”着手，“因为市政不修，则乡区的建设更无从谈起了”，并认为市政建设应有长远规划，“断非零星补辍，或应付现状，所能了事”。 孙祖基：无锡市政发刊词，载无锡市政，第一号，发刊词，第1页。还有一个叫沈维栋的人著文指出，城市的功能有多种，“构成的要素不一，政治、军事、教育、娱乐、经济等，都是构成都市的原动力”，并特别强调城市的经济功能，“关系最为重大”，认为当时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趋势，使得城市人口、规模急速
11、膨胀，已构成“现社会一个绝大问题”，主张对城市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对于都市之设计和改造方面，加以十分的注意”。 沈维栋：现代都市计划的趋势，载无锡市政，第一号，论著，第5页。 如果说闻人政要的观点还难免精英痕迹的话，那么，中下层官员和普通知识分子的看法则表明，当时对于城市性质、功能的新见解，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社会共识。其二，有关城市的系统研究和立法从无到有。如前所述，古代中国，并没有专门的研究城市功能、城市规划方面的著作。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城市观念的传入，系统的城市研究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据刘盛佳统计，至1949年，出版文献共计28种， 刘盛佳编著：地理学思想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
12、90，第463465页。其中绝大部分为民国期间、特别是抗战前十年所出，内容涉及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功能、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 可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图书总目（社会科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第9697页。一批如梁思成、柳士英、刘敦桢、赵深、童寯、陈植、黄祖淼、朱士圭等深谙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建筑大师也开始脱颖而出，为当时蔚成风气的市政建设建言献策。同时，有关城市的立法也开始出台，城市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早在1921年7月，曾以“教令”的形式，公布了市自治制，规定“市”为“法人”，实行自治。不过，当时的“市”，还只是一种自治团体，并非一级行政实体。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
13、府公布施行特别市组织法和普通市组织法，规定市为地方行政区域，并根据地位、规模，将市分为隶属于中央政府的特别市和隶属于省政府的普通市；1930年5月，又公布施行中华民国市组织法，不再区分特别市和普通市，而是根据政治、经济地位与人口规模，将其分为行政院辖市与省辖市。 参见谢扶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海：正中书局，1948，第818、822823、845848页。这样，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市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明确。其三，确定城市发展目标，制定城市规划，在市政建设中一时成为潮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有关法律，南京、上海、北平、青岛等特别市，以及广州、杭州、苏州等普通市相继成立。这些市，在近代中国初兴
14、的第一波城市化潮流中，无不表现出近乎急切的建设心理，纷纷制定出各自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以此作为其市政建设的中长期指导。如南京，1928年10月，提出按行政、商业、工业、学校、住宅等进行功能区分，申报，1928.10.6。1929年12月，又公布了由 “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制定的首都计划，对城市的中长期发展作出了总体规划。该计划以南京的历史、地理、未来百年人口预测以及其主导功能为依托，内容涉及城市功能区分、交通计划、市政工程及城市管理等27项， 参见罗玲博士论文：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第10页。设计思想相当先进。上海也于1928年10月，提出根据工业、商业、居住等功能进行空间区隔，申报，1
15、928.10.10。1929年秋又制定出“大上海计划”，拟把上海市区外东北方向约7000余亩土地作为新上海的市中心区域，并详细制定了市中心区域分区计划、道路计划、黄浦江虬江码头建造规划，以及上海市分区和交通计划， 参见张钟汝等编著：城市社会学，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第141143页。准备以此作为上海市政建设的蓝本。此外，其他各新建城市，也相继公布了规模不等的建设规划，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苏州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悄然而兴，并在一定程度上贯穿于苏州的城市建设实践中。二、苏州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 在苏州，较早提出类似于建设旅游休闲城市设想的是苏州市首任市长陆
16、权。1928年11月，根据普通市组织法，苏州市政府成立。首任市长陆权认为，“近代科学之发展，一日千里”，世界各国城市建设，“莫不根据科学之原理应用科学之方法，达乎民生之福利，理想之园地”，因此，他主张“一本科学之原理与方法”，并“遵照遗教与政纲，而参酌苏州特殊之环境”，“既脗合于党义，亦因地以制宜”地规划苏州的建设与发展，“为有计划之进行，务期完善，不求近功”。他强调，要根据城市自身特色规划城市发展，认为苏州的特色，既不同于上海，“在事实上已形成一商业都会”，也不同于无锡，“工厂林立，已具备工业都会之条件”，而在于“绾毂东南，人文优秀，天产丰富，工买群萃”，“介沪锡之间，山明水秀，轮轨四达”，具备“住宅都会”所需的最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