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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71937年苏州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与实践王国平 方旭红(苏州大学)摘 要:19271937年,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在中国兴起。在此背景下,苏州兴起了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与实践。当时,建设“住宅都会”、旅游城市成为苏州各界的某种共识;城市的旅游功能,在苏州的城市规划中被有意无意地突出。为“吸引游客”, 苏州有关方面修建了联通各风景区的交通干道,开辟旅游线,并着手整理名胜古迹,增辟新的景点。苏州这一城市建设思想与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9271937年间,在南京国民政府所谓的“十年建设,十年生聚”时期,中国部分地区,比如国民党根本重地江浙一带,出现
2、了初步的城市化趋势。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言。在这一背景下,苏州市以及随后的吴县有关方面,曾设想把苏州建成著名的旅游休闲城市,并以此为指导,规划城市发展、进行市政建设。本文试对此作出探讨,请方家正之。一、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的兴起所谓城市功能,一般来说,“是指城市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承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任务和所起的作用”。城市功能是综合的,有主要功能和非主要功能、基本功能和非基本功能之分,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城市基本功能密切相关的城市的主导功能,它是“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集中地向外释放其最大能量的功能”,是“一定时期内”“决定该城市性质的主要因素”。城市的主
3、导功能以“城市的主导产业或围绕主导产业形成的支柱产业”为物质基础。与主导功能相对应的,是城市的基础功能,它“为主导功能配套和服务”,“其物质载体是配套产业和城市基础设施”。 孙志刚:城市功能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第13页。也就是说,一个城市性质如何,是工业城市,还是商业城市、交通城市、旅游城市取决于该城市的主导功能;一个城市如何规划、如何建设,需要以其主导功能为指导,城市基础设施要服从、服务于其主导功能。中国虽然很早就产生了城市, 关于中国城市兴起的时间,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城市开始兴起,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郭天源:上古至宋中国古代城市考略,载学术月刊,19
4、81年第6期);另一种则认为,“早在公元前17世纪的殷商立国之初,我国就出现了早期城市”(萧斌主编: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与政府体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第41页)。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中国很早就有城市产生,当是无疑义的。但近代以前,却缺乏对城市功能和城市规划的自觉认识,既没有一部专门论述城市功能的著作,也没有一部专门论述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书籍,有关思想萌芽,只是散见于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之中,零乱分散,不成系统;并且,中国古代的城市,其主导功能也多局限于政治或军事领域,即使以工商业闻名的通都大邑,其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也多依附于其政治或军事功能,对城市规划思想和城市建设实践
5、,并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状况,使得中国古代的城市,“政治都城的发展最为成熟和军事重镇的发展数量最多”, 罗玲博士论文: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南京大学,1997,第1页。城市规划总是“以天子为中心、充分体现皇权至高无上、统制平稳有序”这一“主导思想”, 许英编著:城市社会学,济南:齐鲁书社,2002,第175页。并且充斥着天人感应、阴阳五行、风水八卦等封建迷信观念,城市建设也以体现封建等级观念、或者军事防御为旨归,缺乏科学性、实用性和整体美感。近代以降,随着西力东渐,中国城市的这种状况开始逐渐改变。一方面,西方国家迥异于中国传统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模式,在实物形态上给国人以巨大的震动,使得
6、国人直观地感受到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先进性,进而使得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产生学习、效仿的激情和欲望。这可从康有为的早期经历得到印证。1879年,年仅22岁的康有为“薄游香港”。他对于英人统治下的这个城市所呈现出的“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的状况大为赞赏,感叹“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夷狄视之”,由是遂“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15页。 走上宣传维新变法之路。另一方面,伴随着坚船利炮和富足生活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也夹带着他们的城市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下的城市观念产生了巨大
7、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使得国人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野来考察城市功能,规划城市发展。駸至南京国民政府所谓的“十年建设”时期,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已经悄然兴起,蔚为风气。表现为:其一,对城市的性质、功能,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空间布局有了全新体认。被南京国民政府视为精神教父的孙中山就十分重视城市的经济功能,主张“从制造业下手”,使城市“商业兴旺”,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04页。并强调城市规划要因时因地制宜,充分体现人性,“考察人民习惯、营业需要,随时加以改良”,城市空间布局要注意商业区、工业区、住宅区的功能区分和空间区隔,“务使居人得其安适
8、”。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68页。民权人士杨杏佛则认为,“改进市政,为建设新中国之一端”。左莽德主张“改良城市”,认为“我们国家的文野,社会道德的升降,宗教的利害,子孙的贤不肖,皆随着城市而定”。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长的薛笃弼也认为,“市政为文化精神之表现,市政办理良善,则一切政治、文化、风俗、教育,均随之而优良,换言之,即代表国家文明也,然后此精神,推之于镇村,则文化亦随之而逐渐发达”。 管元春:市政丛话,载苏州市政府秘书处编辑:苏州市政月刊,第一卷,第二、三号,编辑余言,第35页,1929年4月出版。江苏省政府主席叶楚怆把城市的构成要素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部分,并认为
9、城市“精神的”部分重于“物质的”部分,主张通过发展经济、普及教育、解决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培养城市“精神”。 叶楚怆:新市政府基本办法,载无锡市政,第一号,论著,第3页,1929年10月1日发行。社会学家吴景超则从学理上阐述了城市经济功能的重要性,认为城市的发展,需要从“组织市场”、“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整顿金融”四个方面入手,并强调城市建设要有总体规划“都市设计”,城市空间要按商业、住宅、工业等进行职能分隔,“使都市各方面的发展,能满足人类各方面的要求”。 吴景超:都市社会学,上海:世界书局,1929,第22、68页。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对于城市功能的全新认识,并不限于闻人政要、
10、专家学者这一层次,许多国民政府中下层官员和普通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往往也有独到的见解。如曾任无锡县长、无锡市政筹备处主任的孙祖基就认为,“城市是经济的中心,文明的园囿”,主张国家建设,要从“市政方面”着手,“因为市政不修,则乡区的建设更无从谈起了”,并认为市政建设应有长远规划,“断非零星补辍,或应付现状,所能了事”。 孙祖基:无锡市政发刊词,载无锡市政,第一号,发刊词,第1页。还有一个叫沈维栋的人著文指出,城市的功能有多种,“构成的要素不一,政治、军事、教育、娱乐、经济等,都是构成都市的原动力”,并特别强调城市的经济功能,“关系最为重大”,认为当时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趋势,使得城市人口、规模急速
11、膨胀,已构成“现社会一个绝大问题”,主张对城市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对于都市之设计和改造方面,加以十分的注意”。 沈维栋:现代都市计划的趋势,载无锡市政,第一号,论著,第5页。 如果说闻人政要的观点还难免精英痕迹的话,那么,中下层官员和普通知识分子的看法则表明,当时对于城市性质、功能的新见解,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社会共识。其二,有关城市的系统研究和立法从无到有。如前所述,古代中国,并没有专门的研究城市功能、城市规划方面的著作。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城市观念的传入,系统的城市研究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据刘盛佳统计,至1949年,出版文献共计28种, 刘盛佳编著:地理学思想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
12、90,第463465页。其中绝大部分为民国期间、特别是抗战前十年所出,内容涉及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功能、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 可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图书总目(社会科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第9697页。一批如梁思成、柳士英、刘敦桢、赵深、童寯、陈植、黄祖淼、朱士圭等深谙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建筑大师也开始脱颖而出,为当时蔚成风气的市政建设建言献策。同时,有关城市的立法也开始出台,城市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早在1921年7月,曾以“教令”的形式,公布了市自治制,规定“市”为“法人”,实行自治。不过,当时的“市”,还只是一种自治团体,并非一级行政实体。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
13、府公布施行特别市组织法和普通市组织法,规定市为地方行政区域,并根据地位、规模,将市分为隶属于中央政府的特别市和隶属于省政府的普通市;1930年5月,又公布施行中华民国市组织法,不再区分特别市和普通市,而是根据政治、经济地位与人口规模,将其分为行政院辖市与省辖市。 参见谢扶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海:正中书局,1948,第818、822823、845848页。这样,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市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明确。其三,确定城市发展目标,制定城市规划,在市政建设中一时成为潮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有关法律,南京、上海、北平、青岛等特别市,以及广州、杭州、苏州等普通市相继成立。这些市,在近代中国初兴
14、的第一波城市化潮流中,无不表现出近乎急切的建设心理,纷纷制定出各自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以此作为其市政建设的中长期指导。如南京,1928年10月,提出按行政、商业、工业、学校、住宅等进行功能区分,申报,1928.10.6。1929年12月,又公布了由 “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制定的首都计划,对城市的中长期发展作出了总体规划。该计划以南京的历史、地理、未来百年人口预测以及其主导功能为依托,内容涉及城市功能区分、交通计划、市政工程及城市管理等27项, 参见罗玲博士论文: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第10页。设计思想相当先进。上海也于1928年10月,提出根据工业、商业、居住等功能进行空间区隔,申报,1
15、928.10.10。1929年秋又制定出“大上海计划”,拟把上海市区外东北方向约7000余亩土地作为新上海的市中心区域,并详细制定了市中心区域分区计划、道路计划、黄浦江虬江码头建造规划,以及上海市分区和交通计划, 参见张钟汝等编著:城市社会学,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第141143页。准备以此作为上海市政建设的蓝本。此外,其他各新建城市,也相继公布了规模不等的建设规划,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苏州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悄然而兴,并在一定程度上贯穿于苏州的城市建设实践中。二、苏州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 在苏州,较早提出类似于建设旅游休闲城市设想的是苏州市首任市长陆
16、权。1928年11月,根据普通市组织法,苏州市政府成立。首任市长陆权认为,“近代科学之发展,一日千里”,世界各国城市建设,“莫不根据科学之原理应用科学之方法,达乎民生之福利,理想之园地”,因此,他主张“一本科学之原理与方法”,并“遵照遗教与政纲,而参酌苏州特殊之环境”,“既脗合于党义,亦因地以制宜”地规划苏州的建设与发展,“为有计划之进行,务期完善,不求近功”。他强调,要根据城市自身特色规划城市发展,认为苏州的特色,既不同于上海,“在事实上已形成一商业都会”,也不同于无锡,“工厂林立,已具备工业都会之条件”,而在于“绾毂东南,人文优秀,天产丰富,工买群萃”,“介沪锡之间,山明水秀,轮轨四达”,具备“住宅都会”所需的最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