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牛津哲学》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二战前牛津哲学（19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二战前的牛津哲学 我对哲学问题的兴趣始于我于19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牛津上本科时，因为哲学是当时牛津很多学生热衷于选修的课程。我对这一领域的兴趣持续不减，最终在1932年获得一份教授哲学的职位，而那时我的观点受牛津同事们讨论的那些问题影响很深。哲学领域问题多多，而我和同事们凑巧关注的主题是回归经验主义所取得的成就，这种经验主义的回归主要是受了两位著名的剑桥哲学家G. E. Moore和伯特兰罗素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主宰英国哲学界的。 Verficationism 1930年代中后期我们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内涵的本质（nature of meaning）它与事实、谬误的关系，尤其是根
2、据命题的可证性（verifiability）检验命题所表达的含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受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吸引，其中有的是罗素的门徒，深受Carnap、Wittgenstein和Schlick等思想家的影响。流行的看法是，一个命题的内涵是取决于其可证性如果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证实所陈述的东西，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有可能对或也可能错的陈述，就不是实际的（factual），因而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是以其它方式使用语言，可以被看成是欲望的命令或表达，或者是虚构的文学，等等诸如此类的形态，但都不能声称道出了经验事实。 我也受到了这个学派的影响，我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它所提出的问题和理论，但我从来没有成为其真正的门
3、徒。我一向相信，陈述可能是对、是错、是似是而非、是不确定、是有趣，它们确实跟我们从经验上感知（我自始至终从来没有用其它办法观察过世界）的世界有关联，但我们却未必能像维也纳学派及其逻辑实证主义的信徒所声称的那样，用某些强有力的标准来验证它。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全称命题（general propositions）是无法用这种办法验证的。不管是日常生活中和自然科学（这是维也纳学派的理想领域）中的陈述，即使没有经过严格的验证，也能具有圆满的含义。当我说“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时，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明白这一陈述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天鹅，或是否明白天鹅的数量并不是无穷多的；毫无疑问，只要存在一只黑天鹅，就可
4、以否定这个概括，但在我看来，根本无法做到对其进行充分的实证的验证；即便可以充分验证，说这个陈述没有意义，也是荒唐的。对于假言命题（hypothetical propositions）同样如此，未实现的假说（unfulfilled hypotheticals）更是如此，而坚持说可以通过经验观察来断定它们是真是伪，是非常荒谬的；然而，显而易见，它们却依然是有意义的。 我想到过很多这类陈述，从字面上看显然都有意义，但是其意义却不能通过直接的经验观察感觉的世界这一狭隘标准的验证。结果，尽管我活跃于这些讨论（实际上，后来被称为牛津哲学的思想就是那些夜晚从我的宿舍中开始形成的，当时参加聚会的有后来声名大振
5、的哲学家A. J. Ayer、J. L. Austin和Stuart Hampshire，他们都受到牛津经验主义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牛津实在论的影响也就是说相信外部世界是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但我却始终是一个异端，尽管大家关系很好。我从来没有偏离过我当时就形成的看法，一直相信，言语所能表达的必然是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验不存在另外的现实尽管如此，可证性并不是唯一的判断知识、信仰或假说的标准，相反倒可能是最似是而非的判断标准；我后来始终坚持这一点，它也在我思想的方方面面打下烙印。 我跟年轻的同事们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诸如此类的命题：“这种粉红色（图案）更象这种朱红色，相比之下不是很像这种黑色”。
6、抽象地说这显然是真的，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反驳它各种色彩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但是，全称命题不能被认为是先验的（a priori），因为它从形式上不能从任何定义出发，因此它不属于逻辑或数学这些形式学科，这些学科都是从先验的命题出发，因而说全称命题是先验的等于是同义反复。因此我们得从经验领域中寻找一个普遍的真理。“粉红色”、“朱红色”等等饿定义是什么？没人知道。颜色只有在看到的时候才能被认出来，因此它们的定义只能是归入用例证解释的那一类中，从这样的定义出发得不出任何逻辑的推论。这就很接近康德提出的综合先验命题（synthetic a priori propositions）这一古老问题了，我们有好几个
7、月时间都在讨论这一问题及类似问题。我确信，我的命题如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先验命题，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其自相矛盾就难以理解。我不知道我的同事们后来是不是还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但是当时着确实是我们很认真讨论的问题。它与罗素在一本题为经验主义的限度一书中所论述的观点相一致。 现象论 我当时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现象论（phenomenalism）就是说人类经验是否如英国哲学家柏克莱和休谟（密尔和罗素的著作中也有这种印迹）所说的，只能被局限于感觉所提供的范围的问题，或者说是否存在着一个独立于可感知的经验的现实。在洛克及其追随者等哲学家看来，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现实，尽管我们不能直接地接触它这个现实形成了我们的可
8、感知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是我们当下可以直接把握的。另有一些哲学家则主张，外部世界是一种物质的现实，可以被直接感觉到，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也可能被曲解，这就叫做实在论，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我们的世界完全是由人的才能理性、想象力等等之类的东西创造的，这就是唯心论，我从来也不信这套说法。我从来不相信任何形而上学的真理不管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及康德以自己独特方式阐释的唯理论的真理，还是（客观）唯心论的真理，其开山始祖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一直传承不绝。因此，意义、真理和外部世界的本质是都我思考过的问题，甚至也写过文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甚至还见诸报章。 对我曾产生过非常大影响的另一知识现象是哲学
9、家普遍地追求绝对的确定性，寻求没有任何疑问的答案，追寻完全的知识可靠性的想法。我从最开始就认定这是一种虚幻的希望。不管一个结论或直接的证据看起来立论多么坚实、普适、必然、“不证自明”，但是总是可以设想，必有某种东西将更改它甚至颠覆它，尽管我们此刻可能无法想象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有很多哲学正是建立在这种虚幻的希望之上的，对此现象的这种怀疑后来逐渐主宰我的思想，各种思想元素由此形成了一种全新而不同的连结。 我在教学和探讨上述哲学问题之余，还接受委托撰写一本马克思传记。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从来没有给我留下有特别的原创性或有趣的印象，不过研究他的观点使我得以上溯他的前人，尤其是18世纪法国哲学这是人类思想
10、史上第一次有组织地反对教条主义、传统主义、宗教、迷信、无知和压迫。我对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曾经为自己设定的使命颇为钦敬，那是个伟大的使命：即把人类从黑暗即教会、形而上学、政治等等的黑暗中解放出来。尽管我毕生都在反对他们的某些共同信念的基础，但我从来没有丧失对这一时代的启蒙运动的钦佩，对他们我一直是心有戚戚焉：我之成为其批评者，抛弃其经验主义的缺陷，正是其逻辑和社会的某种结果；我认识到，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教条主义，部分正是由于他们背弃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信念。 思想与政治理论的历史 二战期间，我曾在英军中服役。退役回到牛津后，我完全被两个重要问题吸引住了：一是一元论（monism）从柏拉图至今的
11、西方哲学的中心论题（thesis），二是自由概念的含义与应用。在这两个题目上我投入了很大精力，它们塑造了接下来多年我的思想。 一元论 爱尔维修、霍尔巴赫、d“Alembert、孔狄亚克等哲学家及Yoltaire、卢梭这样的天才宣传鼓动家，为他们那个世纪及以前时代的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所折服，他们都相信，只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揭示关于社会、政治、道德和个人生活的根本真理；在研究外部世界，这种方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大百科全书学派（Encyclopaedists）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获得这种知识的唯一关键所在，卢梭等人则相信可以通过內省（introspective）的方法发现永恒的真理。尽管他
12、们有这种区别，他们仍都属于同一代人，他们都确信，这个时代正在通往解决所有自人类诞生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 在这种信念下面隐含着一个广泛的论题：对于一切真正的问题，必然有一个真正的答案，而且是只有一个，所有其它的答案都是错误的，要不然的话，问题就不是真问题。必然存在着一条道路，可以引导思路明晰的思想家对这些问题得出正确的答案；道德、社会、政治领域跟自然科学没有区别，不管其所采用的是不是同样的方法；一旦找齐了占据（或者应该占据）人类的最深层面的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全部正确答案，最终得出的的结果就是对现存一切问题的终极解决之道。当然，我们也许永远也找不到这些答案：人类也许太多地受他们的激情、愚蠢或运
13、气不好的制约，而无法找到全部答案；这些答案或许也太过艰深，而我们又缺乏发现的手段，或者发现的技术太过复杂，然而他们仍然相信，只要问题是真问题，那么答案就必然存在。假如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后代也许可以弄明白或者也许古代的智者已经掌握了，也许他们也没有掌握，那么也许天堂里的亚当曾经弄清楚了，如果他也没有，那没准天使懂了，如果甚至连天使都不懂，那上帝必然知晓总之，答案是一定存在的。 如果对于社会、道德和政治问题的答案可以被发现，那么，就去了解它们，因为它们是真理人们就不能不遵循它们，因为它们没有别的想望。然后，就可以构思一种完美的生活，这种生活也许不是可以实现的，但在原则上，是可以形成这样的概念的事实
14、上，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坚信是有可能发现重大问题的唯一真正的答案的。 相信这种信条的，不只局限于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尽管其它人提出的方法也许有所不同。柏拉图就相信，数学是通往真理之大道，亚里士多德相信应该是生物学；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从圣经中、从受到神启的先知的宣示和神秘家的幻想中追寻答案；另有些人相信实验室和数学的方法能够解决问题；还有些人，比如卢梭相信，只有未被玷污的人的灵魂、天真无邪的孩子、纯朴的农民才能了解真理他们对真理的了解也优越于被现代文明毁灭了的污浊的人们。（尽管有这些不同，）然而他们就跟法国大革命后他们的追随者一样，或许都假定，比起他们的更天真和更乐观的先辈来说，自己更难掌握真理了
15、，但仍然一致认同一点：到彼时仍在寻找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最终是可以找到的，人们是可以找到如何生活和在道德规范、政治生活、政治组织和人际关系等领域该如何行动这样的问题的答案的，然后完全可以根据以正确的方法所发现的真理组织起来，不管这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从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改良者和革命家所信奉的就是这样一种哲学母题（philosophia perennis）。这正是主宰两千年来人类思想的核心信念。如果不存在真正的答案，那么怎么可能获得任何学科的知识呢？这是很多世代欧洲理性、实际上是精神思想的核心所在，不管人们的差异有多大，不管文化有什么差异、道德、政治观点分歧多深，但形形色色的学
16、说、宗教、伦理、观念无不坚信：对于困扰人类的最深层次的问题，一定存在着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向对这种普遍的信念表示怀疑，我确实对此不以为然。这也许是气质使然，但事实就是如此。 维科（Giambattista Vico ） 我的思想第一次发生震动是我在阅读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科的著作时。在我看来，他是头一个构思文化观念的哲学家。维科想理解历史知识和历史本身的本质：要研究外部世界我们必须依靠自然科学，但是自然科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是石头、桌子、星星、分子之类物体的变动（behaviour）的记录。而在思考历史的时候，我们超越了这种机械的变动，我们想理解人类是如何生活的，这就意味着要理解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恐惧、希望、野心、爱憎他们向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