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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欧阳修的礼乐观与新唐书礼乐志的纂修孙晓辉内容提要： 新唐书礼乐志是北宋前期施行礼乐治国的政治背景和庆历学风学术背景下的产物。新唐书礼乐志序论与崇文总目礼部叙论、太常因革礼序皆出自欧阳修之手笔，其论贯穿了欧阳修的礼乐观。欧阳修编撰新唐书礼乐志的主旨就是考察唐代礼乐沿革，以唐代典章制度为宋代礼乐施政之源。关键词：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新唐书礼乐志序崇文总目礼叙太常因革礼序二十四正史有三部礼乐志，即汉书、新唐书和元史之礼乐志。汉书礼乐志开宗明义，说明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的写作原因是“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汉书礼乐志之后的新唐书礼乐志，其修撰同样是因为北宋前期制礼作乐“礼乐之用为急”、“礼乐相
2、须为用”的社会需要。汉书礼乐志叙雅乐沿革，汇音乐典章和太常制度，成为新唐书礼乐志的权舆。欧阳修编撰新唐书礼乐志时发展了班固的礼乐观，使之成为正史中篇幅最大的礼乐志。新唐书礼乐志是北宋前期施行礼乐治国的政治背景和庆历学风学术背景下的产物。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卷，前十卷礼志为大唐开元礼的缩写，总述仪式，使音乐附丽于礼仪；后二卷乐志，陈述唐代音乐现象并阐述音乐史识，综述唐代音乐历史，并对唐代雅乐乐律、雅乐生存的根源、俗乐乐律以及雅乐与燕乐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了“唐俗部诸曲，悉源于雅乐”的著名结论。欧阳修改变旧唐书仪礼志实录郊祀事件的写法，以十卷篇幅去缩写一百五十卷巨帙的大唐开元礼，其答案在于仁宗时
3、的礼乐之“急用”，即唐代礼乐制度“至其盛也，有足取焉”。新唐书卷二三仪卫志序言，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第481页。唐代礼乐制度“足取”以资考镜，这是欧阳修撰新唐书礼乐志的重要原因。一、新唐书礼乐志的修撰背景北宋至仁宗一朝，政治升平，礼乐大兴，图籍大备，使北宋思想文化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盛赞“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以庆历时期为中心延展到整个仁宗朝的文化现象，统称为庆历学统。何泽恒：欧阳修之经史学第一章第二节“庆历学风之兴起”，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郑因百先生指导硕士论文，1976年油印本。又刘昭瑞：庆历之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宋辽金元史1991
4、年第4期。经学、史学、文学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同时乐律学、金石学等学问在此时业已成为专门的学科。北宋经学尤重周易、春秋和周礼三经。对周易重新阐释导致宋义理之学的兴盛；春秋之学则直接影响了北宋的史学，使之在经学的启发下走上正统史学的道路；而以周礼之礼乐刑政言治理国家，使北宋礼学复兴，并走上实用礼学的道路。总之，北宋儒学复兴正是宋代学术复兴。本章拟从北宋礼学、史学和乐律学背景下考查新唐书礼乐志的纂修。（一）礼学仁宗时经学的突出成绩是礼学的发展。经学乃宋学之核心，“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八经学变古时代。以孙复疑传、欧阳修疑经，至李觏议古，使经学疑古
5、、经学致用成为时尚。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这一时期礼学重要特征是礼学成为实际之学以礼学为中心探讨礼乐刑政诸端政策，使礼制为政治服务。仁宗时“皇祐明堂之议”是一场礼学大讨论，反映了朝廷重视礼制的倾向。太常因革礼的制定乃是北宋礼学的集大成之作。对周礼重新阐释和理解是北宋礼学发展的基础。宋人重视周礼，旨在取法三代以为王制。李觏有周官致太平，王安石据周礼而推变法新政，并著周官新义，皆演绎周礼以切时用。自胡瑗分经义、治事两端讲学，宋儒求经致用之风渐兴。他们研究
6、仪注之学，将礼学视为施政立教之本。凡经国之策，修身之学，皆以礼制为准则。孙复儒辱以“仁义礼乐”为“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孙复：文渊阁四库本孙明复小集卷三。故衣食往行，宫室器皿，长幼之序，祭祀婚丧之仪，皆为礼学探讨之范畴。仁宗朝礼学代表人物是李觏和欧阳修。皇祐初的李觏，上明堂定制图。嘉祐中，太学说书。著有富国强兵三策、易礼二论，周礼致太平论。李觏：文渊阁四库本旴江集卷五至十四。所著礼论开宗明义以礼乐刑政为天下之大法，云：“曰乐，曰政，曰刑，礼之支也。”又：“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他的思想代表了这一时期礼学的笃实倾向。欧阳修重礼，特重政治制度。他认为礼学非玄学，礼学与治国
7、之策密切关联。欧阳修在答李翊第二书中说：“故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武成王庙问进士策申称：“儒者之于礼乐，不徒诵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可施于今。”欧阳修推崇周礼，策问进士之时，盛赞三代之治，数问周礼制度。其问：“问三王之治，损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为大备。周礼之制，设六官以治万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庙社稷四郊明堂之类，天子大臣所躬亲者，一岁之间有几？又有巡狩朝会师田射耕燕飨，凡大事之举，一岁之间又有几？而为其民者，亦有畋猎学校射乡饮酒，凡大聚会，一岁之间有几？又有州党族官岁时月朔春秋酺禜询事读法，一岁之间又有几？其斋戒供给，期召奔走，废
8、日几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业乎？何其烦之若是也？”居士集卷四八南省试进士策问三首之二，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328页。从以上提问可以看出，欧阳修并不一味崇尚周礼，周礼成法烦琐，不宜用于当朝。他认为，“治有繁简”，施政必“各适其宜”，应“颁大法而守之”。这促使他考察汉唐礼制，并从中吸取适合宋代的礼制，其问进士策继续发问：“自三代之后，有天下，莫盛汉唐。汉唐之治，视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税赋之差又何如？其可施于今者又何如？”居士集卷四八问进士策四首之一，同上329页。“欧公言政，尤重制度。而制度之要，则在礼乐。”何泽恒：欧阳修
9、之经史学第232页。欧阳修认为唐代之政可以立法垂世，故效法唐礼成为他主要的政治思想。新唐书礼乐志采唐礼之实用，礼乐并举，正是欧阳修政治思想的反映。（二）史学庆历史学的主要思想是史法春秋，以春秋笔法为正史之宗。玉海卷四六“正史”阐明史学之源：“历代国史其流出于春秋，刘歆叙七略，王俭撰七志，史记以下皆附春秋。荀勖分四部，史记旧事入丙部，阮孝绪七录记传录记史传，由是经与史分。编年纪传各有所长，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编年其来最古，而人皆以纪传便于披阅，号为正史。”北宋流治者重视修史，并冠以春秋名义重训借鉴。太宗朝所撰汉春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仁宗朝王轸撰
10、五朝春秋，赵瞻著唐春秋，尹洙别作五代春秋，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皆说明提倡春秋之学，史法春秋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倾向，其目的是以春秋之体，明治乱之本，著劝戒之道。一方面，北宋重视修本朝史，并强调寓春秋笔法。宋代史馆制度严备，舍人院、崇文院、编修院、国史院、监修国史、会要所、国史日历所、太史局共同承担史职。本朝编修重视春秋史法。北宋末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三云：“国朝实录、诸史，凡书事皆备春秋之义，隐而显。”仁宗朝修三朝典故，以唐史为施政之范本，逐朝修圣政、宝训，建立正统史观下的修史制度。参见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印行，1991年版。同时，重修前朝史也是这一时期史家的共同追求。北宋学者以为
11、五代乱世不足称道，而重视唐史。特别是仁宗时期，重修唐史蔚然成风。仅仁宗一朝修唐史著述有：王沿唐志21卷，石介唐鉴3卷，梅尧臣唐载26卷，孙甫唐史记75卷，李迪君臣龟鉴80卷等。此外，北宋初年又有赵瞻唐春秋50卷、赵邻几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26卷和陈彭年唐纪40卷。参见谢保成：北宋前中期的唐史研究与新唐书重修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国史研究1997年4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总结这一时期重修唐史之现象：“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如孙甫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历其间，人谓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又赵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赵邻几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
12、陈彭年著唐纪四十卷。诸人皆博闻勤釆，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藉为笔削之地。”孙甫以春秋编年之法作唐史记75卷，即为重修唐史的代表作。直斋书录解题称“甫以旧唐繁冗遗略，多失体法，乃修为唐史，用编年体，自康定元年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为论九十二首”。石介曾仿贞观政要作三朝圣政记，又修唐鉴，针贬时事，以武则天暗刺庄献皇后专权。云：“夫前车覆，后车戒。前事之失，后事之鉴。”“噫！唐十八帝，惟武德、贞观、开元、元和百十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乱之于前，奸臣坏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后。”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八：“唐史臣吴兢，尝为贞观政要，臣窃效之，作三朝圣政记。”中华书局1984年校点排印本第210
13、-212页。此文道出宋人重修唐史的主要原因，正是以唐史为鉴。宋史卷二三艺文志史钞类著录修唐史著述有：孙甫唐史论断二卷，石介唐鉴五卷，范祖禹唐鉴十二卷，张唐英唐史发潜六卷，陈惇修唐史断二十卷，王谏唐史名贤论断二十卷，程鹏唐史属辞四卷，郑少微唐史发挥十二卷，叶学士唐史钞十卷，唐仲友唐史义十五卷，又续唐史精义十卷等，可见宋一朝修唐史之盛。庆历史学之集大成者为欧阳修。欧阳修通经史，重春秋笔法。欧阳修学春秋于胡瑗、孙复，尊孙氏春秋尊王发微。孙氏提倡春秋之学，撰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春秋总论一卷，旨尊王攘夷，维护王政。欧阳修又与尹师鲁交，得其春秋简重之笔法。他称师鲁“长于春秋”，其文章“简而有法”。欧阳修还
14、曾问春秋于刘攽。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总之，欧阳修法春秋“直书而不隐”，旨在“正名分”、“别是非，明善恶”。居士集卷十八经旨之春秋论中：“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欧阳修全集第132页。他视史书为国家法典，可以“垂劝戒示后世”。奏议集卷十二论史馆日历状，欧阳修全集第849页。故苏辙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评价欧阳修之史学：“尝奉诏撰唐本纪、表、志，撰五代史，二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其表、传、志、考，与迁固相上下。”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351-1352页。朱子谓宋代忠议之风起于范文正公，而以春秋之法辨冯道之是非者，则始于欧公。朱子语类卷四七。又困学纪闻
15、卷十四：“欧阳子司马温贬冯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谓范质久世宗一，死所以立万世为臣者之训。”欧阳修所代表的史学观，是庆历学统的史学正统。仁宗时欧阳修主编的两部史书新唐书、五代史皆是在新史观指导下对旧史旧唐书、旧五代史的重新认识和辩正。（三）乐律学宋代学者以科学实验态度议正雅乐，在音乐实践的基础上辨析黄钟音高。这说明仁宗朝乐律学重实验和计算，并使之成为一门科学。所以宋代文献中保存了丰富的乐律学成果，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值得深入研究。唐末之乱，礼乐制度亡失殆尽。昭宗朝殷盈孙依周礼重造乐悬，已非唐雅乐之制。至五代后周制礼作乐，王朴依京房律准造旋宫之乐，其制与唐代以管定律之旋宫乐相距更远。至北宋初年，依王朴律定制雅乐，而太常雅乐乐律出现音高不协等一系列问题，使重新演绎唐代雅乐的核心问题唐代雅乐乐律，成为北宋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