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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政治学说的人性论基础王元明【该文章阅读量：83次】【字号：大 中 小】摘要：在中国古代，各种人性学说都坚持统治者性善论，把君主说成圣人，主张对君主信任、忠顺、崇拜。西方的人性学说大都坚持统治者性恶论，近代思想家主张取消君主专制，现代思想家主张对统治者怀疑、警惕、监督。分析中西政治学说的人性论基础，对于我们避免出现个人崇拜、加强对官员的监督从而预防官员腐败有一定启发意义。关键词：中西政治学说；人性论；统治者；恶与善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学说都有许多流派，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人性论基础。但从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来看，中国政治学说的人性论基础是统治者性善论，西方政治学说的人性论基础是统治者性恶论。由于其人
2、性论基础不同，于是形成差异极大的政治学说：中国的政治学说要求对统治者信任、忠顺、崇拜；西方的政治学说要求对统治者怀疑、警惕、监督。前者成为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后者成为民主制度的思想基础。中国的专制制度有着漫长的历史。如果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 年) 算起，到辛亥革命(1911 年) ，专制制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如果从禹建立夏(约公元前21 世纪) 算起，这种制度延续了四千多年。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学说，基本上都是为专制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论证的。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主要是通过把君主神化和圣化来说明其专制统治合理性的。前者把君主说成是“天”(神) 的儿子。历代王朝无一例外地都把君主说成是
3、“真龙天子”。后者把君主说成是圣人，即道德品质极其高尚且又智慧超群的人。儒家学说就是持君主性善论从而把君主圣化的学说。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人性学说是孟子的性善论。战国时期的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人都生而具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善端”(善的道德萌芽) 。有的人不去培养和扩充这些“善端”，就不能成为善人。有的人努力培养和扩充这些“善端”，就能成为善人。圣人就是把这些“善端”发展到完全程度的人。作为圣人的先王把仁义之心，即“不忍人之心”扩充出来，推广到全社会，就会形成仁政，即“不忍人之政”。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握上。”(孟子公孙
4、丑上) 既然君主像父亲爱子女一样以仁爱之心对待人民，人民则应当以仁、义、礼、智之心约束自己，像子女服从父亲一样服从君主的统治。中国君主专制主义的特点是君臣如父子。孝子与忠臣的内在统一就是服从。他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 就是说有“仁”的人必能孝于其父母，有“义”的人必能忠于其君主。孟子把“义”说成是“人之正路”，这条路通向的就是忠君。当然，孟子反对君主不顾人民的死活而横征暴敛，并对桀、纣这些暴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还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这些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宝贵思想。但从总的倾向看，孟子的学说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汉代儒家代
5、表董仲舒和唐代儒家代表韩愈，提出了“性三品”说，直接地宣扬君主性善论。董仲舒一方面把君主神化。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另一方面又把君主圣化。他认为，王者的人性是“圣人之性”，生而能为善，不须教化。此外还有“斗筲之性”，虽经教化也不能为善。大多数人的人性是“中民之性”，只有经过王者的教化，才能为善。上天立君主就是来教化这些人的。“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韩愈说，人性有上中下三品：性上品的人，生下来就是善的；性中品的人，通过环境的引导，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性下品的人，生下来就是恶的。性中品的人可以改
6、变，而性上品和性下品的人不可改变，不过教育可以使性上品的人更聪明，使性下品的人害怕惩罚而少犯罪。他认为性上品者就是圣人。远古之世，人没有羽毛鳞甲以御寒热，又没有尖牙利爪与别的动物争食，只有圣人教会人们生产劳动，教会人们从事衣、食、住、工、商、医、礼、刑、兵等活动，才使人类生存下来。如果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绝了。圣人理所当然就是王，圣即王，王即圣。“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韩昌黎集原道) 性中品和性下品的人就应该绝对服从自己的“救星”君主的统治。宋以后的儒学是宋明理学，其著名代表是朱熹。他提出人具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人的天命之性体现天理，其内容就是三纲五常，是至善的。所有人的天
7、命之性都是相同的，而人们的气质之性是各不相同的。由于构成人的气有清浊美恶之分，所以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朱文公文集答郑子上) 圣人没有人欲，其气质之性清且美，圣人至善。朱熹虽然没有把君主直接等同于圣人，但认为君主可以通过修养成为圣人，从而推行仁政。他认为，社会的治乱归根到底取决于君主的心。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 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朱文公文集戊申封事) 君主应该通过道德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这样便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了。战国时期，反对孟子性善论的荀子和韩非，在
8、对君主的论述中，却违背了自己的理论出发点，也得出君主性善的结论。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明确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就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人的善是对人性人为改造的结果。他认为，礼义不是人性所固有的，人性固有的是本能欲望，与辞让、忠信、礼义等道德原则是相冲突的，顺着人性发展必然破坏礼义法度，造成混乱。所有的人的本性都是恶的。但有的人能接受教化，积累知识，实行礼义，就成了君子，如果积累善行，就可以成为圣人。圣人制礼义法度，改造人性，才使社会归于治。他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
9、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 荀子把君主和圣人等同起来，认为礼义的实质是分等级，而君主是掌管分等级大权的人。君主把社会成员按贫富贵贱的等级组织起来，所以是至高无上的。他不但不讲君主的性恶，不讲对君主的权力加以制约和限制，反而极力抬高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提出为了维护君主的威严，应当使君主在吃、穿、住、用等方面得到特殊的享受。“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所以必须“重色以衣之，重味以食之，重财物以制之”。(荀子富国) 因此，荀子讲的礼义最重要的是忠君。“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 崇天事地尊祖
10、，都是为“隆君”铺平道路的。荀子的学生韩非是法家的著名代表。他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并没有孟子讲的那种仁爱关系，而是一种利害关系。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或趋利舍害。如果利大于害，且不必害，人们就去干；如果害大于利，且害为必然，人们就不去干。“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韩非子六反) 很小的东西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曾参、史鱼这样的贤人也会自己拿起来，因为没有被发现的危害。悬百金于市，众目睽睽之下，大盗也不去取，因为会被发现带来危害。他没有把人的这种本性说成恶的。韩非在人性学说上超过了孟子和荀子。但是，他却把君主的好利说成了“大公”
11、，把君主与圣人等同起来。他认为君主的最大利益是国富兵强，因为只有国富兵强他才能被尊为“人主”。如果国穷兵弱，就会导致国亡地削、“人主”身败名裂。他完全忽略了君主的个人私欲，把君主抬高到公共利益的代表的崇高地位上。既然君主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当然就是圣人，理所当然地是统治一切人的至尊。他认为，君主要利用人们好利恶害的本性，把赏(重利)和罚(严刑) 结合起来制服臣民；君主必须把法(君主制定而让臣民遵守的成文法) 、术(君主秘密掌握的驾驭臣民的权术) 、势(君主牢牢掌握的国家政权) 三者紧密结合，这样就能实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的君主专制统治。中国古代，只有极少数
12、思想家，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主张君主性恶论。他对人性的看法与韩非的观点相类似，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人各自私、人各自利是正当的。与韩非不同的是，他没有把君主圣化，而是得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的结论。他说：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明夷待访录原君) 这种思想被
13、封建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清乾隆时，黄宗羲的著作被列为禁书。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基本上是一种内圣而外王的思想。既然圣人是王者，对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加以信任、服从，甚至崇拜，没有理由怀疑、警惕他们，更不应当监督他们。然而历史事实与这种思想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历史上没有几个圣人成为王者。在儒家看来，只有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这少得可怜的几位圣人成了王者。这几位也都是远古的传说。他们也并不都十分高尚。禹在治水时品德高尚，但成为王者之后也很专横，并且取消了禅让制，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开创了父传子、家天下的历史先河。儒家的圣人孔子、孟子都没能成为王者。实际上，即使圣人成为王者也不可信赖。孔子在鲁国任司
14、寇掌握了一点小权的时候，不是也残酷地杀害了持不同意见的少正卯吗？ 历史上没有实现内圣而外王，实现的却是外王而内圣。一个人一旦取得王位，不管他是通过什么手段取得的，也不管他多么卑鄙无耻、昏庸腐败，他就立即被说成是圣王，不仅要求臣民绝对服从，而且要求臣民对他绝对信任和崇拜。连朱熹也不得不说：“韩退之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看来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朱子语类卷十三)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专制制度存在的时间比中国短得多，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存在的时间则较长。公元前5 世纪，奴隶主民主制在古希腊就广泛建立起来，直到公元前27 年罗马帝国取代了罗马共和国，这种民主制约存在了500 多年。欧洲的封建
15、社会(中世纪) 持续了1 ，100 多年，也没有出现过像中国古代一样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欧洲就逐渐建立起以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为主要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因而，西方的政治学说主流倾向是为民主制作论证的，它们不是把统治者神化或圣化，而是把统治者平民化，坚持统治者性恶论。在古罗马时期，罗马帝国教父学的主要代表奥古斯丁提出了“原罪性恶论”。他认为，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就造成人的本性的堕落，他们的子孙、一切人天生就有罪。在原罪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人有原罪，人性是邪恶的，人不能自己救自己，只有服从教会，通过教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他只是把教会神化，却没有把君主神化，认为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的人的情感欲望都是恶的。中世纪末期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加尔文改造了奥古斯丁的理论。他们否定了教会的权威，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阅读和信仰圣经直接与神相通，根本不需要传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