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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孟子文学思想孟子作为孔子之后的儒家著名代表人物,其思想体系基本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孟子的文学批评思想则向着文学的接受和批评方面发展,这一点和孔子有所不同。在文学接受和批评方面,比较著名的是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和“同乐”“同美”思想。一、“以意逆志”说“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重要的文学接受思想。孟子万章上中,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理解上的偏颇,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文学读解方法: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
2、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显然,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句诗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这不正确之处,按孟子的意思,就在于他没有抓住诗人之志,而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诗句,那自然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孟子认为,此诗的关键之处是“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诗小雅北山),即孟子所说的“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因为这首诗是讽刺国王任用大夫劳逸不均,善恶无别的,因此,诗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对不是以
3、实言之,而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就如同诗大雅云汉中所说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一样,并不是实指,而是一种虚夸。“以意逆志”的方法虽然是针对诗经的正确理解而提出来的,但是孟子也把它应用到其他文学作品的接受上。孟子尽心下云: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尚书武成所述为武王伐殷之事,事成之后,武王具体描述了牧野之战的残酷场面:“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对这样的写法并不满意,认为会“以辞害义”,所以他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主张,这里并不是不要书,而是要对书中所描
4、述的情景进行具体分析,不可盲目相信书中所写的一切,所以他说:“吾于武成,取其二三册而已矣。”不可信者不取。关于“以意逆志”,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是指说诗者心中之意,如赵歧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1(P393)朱熹注云:“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这里的“意”,应该属于读者阅读作品时所产生之意。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必然产生对作品的理解,以其对作品的理解去探讨作品的本意,即赵歧、朱熹所说的“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其二是作者作品之意。苏轼云: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车服之美
5、,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其颂美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华,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见其无愧也。“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黻其皇”是也。(既醉备五福论,苏轼文集卷二)这里苏轼主张要“深观其意焉”,而不是只了解诗的字面意义,“深观其意”的“意”即是作者作品之意。清代的吴淇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中说: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汉宋诸儒以一“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
6、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吴淇说得更清楚,在他看来,“意”与“志”具有同一性,“意”是“志”之舆,即载体,“意”用来载“志”,因此,“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显然,苏轼和吴淇的观点与赵歧和朱熹不同,更强调“意”来自作家作品本身,是与“志”相一致之“意”。其实,孟子的“以意逆志”是要说诗者把握诗的全部含义,而不是断章取义,在此基础上去探讨作者之“志”。这里的“意”和“志”虽有联系,但却是不同的。“志”可以看做是诗的主题,孟子认为诗经北山中“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两句蕴含着作者之志,是全诗主题。“意”是文章的基本内涵,要从文章的范围内全面理解,不能只从文字
7、上去理解,孟子批评咸丘蒙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作了断章取义式的理解,指出:“是诗也,非是之谓也”,说明要从诗的角度进行全面理解,而不能将诗中的个别诗句同现实作简单的比附。二、“知人论世”说“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著名的文学批评思想。孟子万章下云: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里,孟子是针对“尚友”的问题提出“知人论世”的思想的。“尚友”,即注重人际交往,与人为友,与人为善,不仅要广交今世之朋友,而且也要与古人为友。与
8、古人为友,则既要“颂其诗,读其书”,又要“知其人”,“论其世”,因为“颂其诗,读其书”是知其所言,而“知其人”、“论其世”则是知其所行,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由此可见,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与孔子的“知人”说是十分接近的。孔子的“知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孟子的“颂其诗,读其书”即“听其言”,而“知其人”、“论其世”则是“观其行”,同样都是对人的完整考查。所以,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说道:“至于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并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然而,尽管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是针对“尚友”问题提出来的,但此处的“尚友”关键在于“尚论
9、古之人”,“古之人”已不复存在,要了解“古之人”,首先要阅读其留下来的作品,即“颂其诗,读其书”,但这还不够,要真正理解古人著作,还要“知其人”,“论其世”,了解其思想品格、道德修养,以及艺术才能和风格,方能深入地“论古之人”。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鉴赏、批评的程序与方法问题,“颂诗”、“读书”是第一层次的鉴赏与批评,“知人论世”是第二层次的鉴赏批评。只有第一层次的鉴赏批评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进入到第二层次的鉴赏批评,才能真正把握古人文章的底蕴与境界。而“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里,孟子将两者的关系说得十分明确,“颂
10、其诗,读其书”是目的,“知其人”、“论其世”是方法,只有深入了解作者的身世、品行、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作品。孟子不仅明确地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主张,而且也积极地实践着这种批评方法。孟子在评价诗小雅小弁与诗邶风凯风时说: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乎,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
11、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孟子告子下)孟子对高子将小弁归为“小人之诗”提出批评,认为这首诗同样是“高叟之诗”。至于小弁怨而凯风不怨,那是由于诗作者所处的境遇不同。小弁向来被看做是放臣逐子之作,孟子认为诗作者无罪见放,亲之过大,所以诗中对君父强烈的怨刺是合理的,相反,“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而凯风是儿子歌颂母亲抚养之恩的诗篇,篇中深自责备,可知作者当是一个充满孝心之人。亲子之间虽有不愉快的事,但属于“亲之过小”,所以不怨是正常的。孟子对两诗的评价,完全从诗的本事出发而进行“知人论世”式的评说,实践着他“知其人”、“论其世”的批评主张。“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是紧密相关的
12、，“意”和“志”都是具体的“人”和“世”的产物，有其独特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如果将两者割裂开来，便将陷于主观片面，而不能正确地评诗论文。王国维说得好:“由其世而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治古诗如是，治后世诗亦何独不然?”(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三、“知言养气”说孟子的文学批评思想中还有“知言养气”说,虽然孟子在谈到“知言养气”问题时,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心性修养和人性辨别,但于文学鉴赏却十分有益。关于“知言”,吴英在孟子集注中说:“知言者,尽心知性,于凡天下之言,无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由此可知,“知言”是“尽心知性”的方法和手段,通过分析研究“言辞”来理
13、解其意义,判知其情性,诚如孟子所说:“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言辞不同,其内心所想,其性情所钟是不同的,而且亦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孟子公孙丑上)“养气”则是指批评家的思想修养,即通过“养气”而形成自己的“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之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大致可以划分为物质之气和精神之气两个方面。孟子之所谓“气”具有融合物质之气和精神之气的
14、特点,他将“塞于天地之间”的物质之气“配义与道”,使其成为具有了道德内涵的“浩然之气”,而将“至大至刚”之气“配义与道”,则体现了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过程与方法,其思想修养,于此可见一斑。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知言”和“养气”与文学鉴赏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关于“知言”,孟子虽然是针对人性辨别而言,通过言辞考查人的思想性格,但引申来说,人的思想性格也可以通过言辞来表现,言辞对于表现人的思想性格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而,进行语词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文学的基本内涵,更可以把握作家的思想性格。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仅作为文学的思维工具,更作为文学的载体而存在,文学离开了语言就无法生成和传播,更谈不上
15、鉴赏和批评。语言对于文学,犹如人的形体对于生命一样重要,因此,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批评,都十分重视对语言的分析与研究,通过语言分析来探寻文学本质与规律。孟子于两千多年以前就认识到了语言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提出“知言”的文学批评主张,通过语言分析来把握人的思想性情,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意义。“养气”亦如此,孟子主张文学批评家要“善养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之气,是“配义与道”之气。所谓“至大至刚”,是指“气”的无限性、宏观性,可以观照世间所有的人和事,可以宏观把握文学批评的方方面面;所谓“配义与道”,是指“气”的思想性、规范性,批评的进行要以“义与道”为规范。在孟子看来,批评家拥有了“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思想素质(气),就能准确把握作家作品的语义内涵,正确评析作家作品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促进文学批评的蓬勃发展。刘勰曾说:“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文心雕龙风骨)“风骨”与“气”有着内在的联系,故而“养气”必然能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风骨”所在。 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对文学批评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后来的批评家便是宜接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和创作的，他们有云: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
